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周日在红十字会医院门口，看到呼吸科主任老范和前来援助的四川队领队黄晓波打招呼：“我双阴性！”“我也两个阴性！”
包括部队力量在内，全国已经调配了三万多医护力量前往支援武汉，但武汉的医疗人力还是不够，许多医护人员依然是连日值守，得不到休息。
大局面上，武汉确实在好转。2月10日之后，已经很难在发热门诊看到十天前那样的混乱和崩溃，路面上的车辆也多了起来。我甚至有时候找不到患者在哪儿：或是被收进了医院和隔离点;或是被封闭在小区中。
我的采访重点也暂时从患者转向医护人员。这次医护人员的感染已达一千七百多人，仅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有两百三十多人，整个医院几乎无法运转。一位金银潭南楼的ICU护士告诉我，他们病区16张床，有5张目前都是危重症的医护人员，都已经插管。另一边，重症医患和轻症医患几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轻症医生往往宽慰大家，这病不难治，百分之八十的人底子好，多吃多睡都能自愈;但同时，那百分之二十的重症——特别是危重症——病人和医生，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困境。隐秘的重症表现，还有突然加速的病程，造成了官方通报的千余例确诊死亡。这其中，虽然救治率有所提高，但许多ICU的护士和医生，已经连续二十多天，不断地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和无能为力的自责。
2020年第2期封面专题之 《 疫情凶猛，武汉患者的困境与希望》
我们曾经两次采访上海第一位援助武汉的重症专家钟鸣教授，第二次碰面时，他的眼神我都不敢看。他反复说，“太难了，你没有经历过你很难想象”，他会自责，他会觉得自己做错了。我问他治疗方案有对错之分么，是不是现在重症的治疗基本步骤都差不多。他说当然有。我问什么是错的，他说，没有救过来就是错的。他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ICU副主任，曾经留美，人称钟Sir，意气风发，而那天他说，过往的经验都清零了，他要重新学习。
如今各方异口同声的是，新冠肺炎防治的重点在于三早：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而湖北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赵建平和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都明确同我指出，早期的居家隔离问题非常大，后果也很严重。如今武汉的病例，有70%以上都是聚集性病例，家庭成员之间感染。钟鸣不仅仅是连续二十多天面对患者，他甚至目睹了一家几个成员先后离开。
我請赵建平对武汉疫情拉一个时间轴，他将时间节点画在了12月底，1月10号，和1月20号。那1月20号之后呢？武汉早期救治力量不足，医护人员高风险暴露，许多轻症患者因为治疗延误变成重症，最后离去。从患者的感受来说，真正的变化还是在方舱有效运转、应收尽收开启之后，隔离传染源，轻症患者一旦出现病情变化，立即就近转院。
用黄晓波的话来说，医院、方舱、隔离点，现在都吃得好且管饱，治疗费用国家承担。我今天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吃了个盒饭，是我到武汉后吃得最好的一顿，红烧牛肉、粉蒸肉，还有两个菜炒肉片，还有一个蔬菜，配一罐酸奶。同济1700个重症患者也是这个餐标，让人心安。
1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第四医院，医护人员护送急救车送来的患者进入医院。图/陈卓
从20号到现在，杂志社的报道小组每天都在工作。实话说，这是我最有归属感、团队感的时刻。大家分享信息，讨论疫情，互相帮助，合作完成报道。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而1月20号之后的时间里，几乎是记者最忙碌的一段工作体验，逼近真相的报道层出不穷，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获得优质的信息。无论是物资困境、透析患者的救治、试剂盒之难等等，这些困境被报道了，然后真的对当下产生了影响，问题在不断被解决。
到武汉之后，所有的采访都变得缓慢、奔波，但鲜活可感了许多。快稿子来不及。我会在采访中感到一些细节，比如喊我晒太阳的护士，比如互相打招呼的医生，比如金银潭小卖部好吃的红枣饼干，和滴滴答答砸下来的雪块。
我把这些发在朋友圈里，担心自己很像在掩盖苦难。但大局面确实在变好，我也写过几组患者的故事了。采访中总有艰难的悲伤的痛苦的，但我总觉得这些不应该发在朋友圈里。他们应当成为问题导向，留在稿子里。发在朋友圈，无论多严重，似乎都是小道消息。写在杂志上，那就是白纸黑字，留下来了。
今天采访的时候，从包里摸出一包暖宝宝给采访对象，她好高兴。我一瞬间觉得，采访写报道真不如筹集物资来得实在。蒯老师说是的，写一百篇报道都不如做一个好人重要。
要做个好人，也要做个好记者，为公众能获得优质的信息而努力。
明天没有安排采访，写完稿想去社区走一走。
包括部队力量在内，全国已经调配了三万多医护力量前往支援武汉，但武汉的医疗人力还是不够，许多医护人员依然是连日值守，得不到休息。
大局面上，武汉确实在好转。2月10日之后，已经很难在发热门诊看到十天前那样的混乱和崩溃，路面上的车辆也多了起来。我甚至有时候找不到患者在哪儿：或是被收进了医院和隔离点;或是被封闭在小区中。
我的采访重点也暂时从患者转向医护人员。这次医护人员的感染已达一千七百多人，仅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有两百三十多人，整个医院几乎无法运转。一位金银潭南楼的ICU护士告诉我，他们病区16张床，有5张目前都是危重症的医护人员，都已经插管。另一边，重症医患和轻症医患几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轻症医生往往宽慰大家，这病不难治，百分之八十的人底子好，多吃多睡都能自愈;但同时，那百分之二十的重症——特别是危重症——病人和医生，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困境。隐秘的重症表现，还有突然加速的病程，造成了官方通报的千余例确诊死亡。这其中，虽然救治率有所提高，但许多ICU的护士和医生，已经连续二十多天，不断地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和无能为力的自责。
我们曾经两次采访上海第一位援助武汉的重症专家钟鸣教授，第二次碰面时，他的眼神我都不敢看。他反复说，“太难了，你没有经历过你很难想象”，他会自责，他会觉得自己做错了。我问他治疗方案有对错之分么，是不是现在重症的治疗基本步骤都差不多。他说当然有。我问什么是错的，他说，没有救过来就是错的。他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ICU副主任，曾经留美，人称钟Sir，意气风发，而那天他说，过往的经验都清零了，他要重新学习。
如今各方异口同声的是，新冠肺炎防治的重点在于三早：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而湖北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赵建平和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都明确同我指出，早期的居家隔离问题非常大，后果也很严重。如今武汉的病例，有70%以上都是聚集性病例，家庭成员之间感染。钟鸣不仅仅是连续二十多天面对患者，他甚至目睹了一家几个成员先后离开。
我請赵建平对武汉疫情拉一个时间轴，他将时间节点画在了12月底，1月10号，和1月20号。那1月20号之后呢？武汉早期救治力量不足，医护人员高风险暴露，许多轻症患者因为治疗延误变成重症，最后离去。从患者的感受来说，真正的变化还是在方舱有效运转、应收尽收开启之后，隔离传染源，轻症患者一旦出现病情变化，立即就近转院。
用黄晓波的话来说，医院、方舱、隔离点，现在都吃得好且管饱，治疗费用国家承担。我今天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吃了个盒饭，是我到武汉后吃得最好的一顿，红烧牛肉、粉蒸肉，还有两个菜炒肉片，还有一个蔬菜，配一罐酸奶。同济1700个重症患者也是这个餐标，让人心安。
从20号到现在，杂志社的报道小组每天都在工作。实话说，这是我最有归属感、团队感的时刻。大家分享信息，讨论疫情，互相帮助，合作完成报道。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而1月20号之后的时间里，几乎是记者最忙碌的一段工作体验，逼近真相的报道层出不穷，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获得优质的信息。无论是物资困境、透析患者的救治、试剂盒之难等等，这些困境被报道了，然后真的对当下产生了影响，问题在不断被解决。
到武汉之后，所有的采访都变得缓慢、奔波，但鲜活可感了许多。快稿子来不及。我会在采访中感到一些细节，比如喊我晒太阳的护士，比如互相打招呼的医生，比如金银潭小卖部好吃的红枣饼干，和滴滴答答砸下来的雪块。
我把这些发在朋友圈里，担心自己很像在掩盖苦难。但大局面确实在变好，我也写过几组患者的故事了。采访中总有艰难的悲伤的痛苦的，但我总觉得这些不应该发在朋友圈里。他们应当成为问题导向，留在稿子里。发在朋友圈，无论多严重，似乎都是小道消息。写在杂志上，那就是白纸黑字，留下来了。
今天采访的时候，从包里摸出一包暖宝宝给采访对象，她好高兴。我一瞬间觉得，采访写报道真不如筹集物资来得实在。蒯老师说是的，写一百篇报道都不如做一个好人重要。
要做个好人，也要做个好记者，为公众能获得优质的信息而努力。
明天没有安排采访，写完稿想去社区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