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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重庆出生的，后来跟着父亲来到上海，住在常德路恒德里148号。关于隐蔽战线斗争的事，父亲从来不说。比如营救民主党派人士张澜等人的事情，《开国大典》等电影里也有反映，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和父亲那个系统有关。他嘴巴非常紧，不对我们说，要说也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小故事。
譬如说送情报。有一次他去送情报，坐着小汽车，带了一匹很高级的绸缎，把情报包在最里面。敌人把他的车拦下来，检查他手里的绸缎。他就一层层打开，慢慢吞吞，不慌不忙，敌人烦了，就放他走了。还有甩脱盯梢。父亲说他只要发现身后有特务跟着，就去等有轨电车进站。车来了，先不上，等门要关了，车要动了，他才一个快步跳上去，特务反应不过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扬长而去。当年在上海，斗争是相当残酷的。敌人早就盯上了我父亲。所以父亲老是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如果上海再晚几个月解放，你们兄妹三人就要成流浪儿了。
记得1946年初，我们刚到上海不久，住在淮海路，跟许广平的寓所不远。有一天，我正在弄堂口玩，周恩来来了，我叫了他一声周伯伯。周恩来是来看许广平的。我回家告诉父亲，谁知父亲马上搬家。后来我才明白，周恩来后面一定有特务跟着，我喊他周伯伯，特务肯定会追查。
（吴克坚，1900-1986，平江县人。1928年加入中共中央特科，侦获敌方大量重要情报。）
譬如说送情报。有一次他去送情报，坐着小汽车，带了一匹很高级的绸缎，把情报包在最里面。敌人把他的车拦下来，检查他手里的绸缎。他就一层层打开，慢慢吞吞，不慌不忙，敌人烦了，就放他走了。还有甩脱盯梢。父亲说他只要发现身后有特务跟着，就去等有轨电车进站。车来了，先不上，等门要关了，车要动了，他才一个快步跳上去，特务反应不过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扬长而去。当年在上海，斗争是相当残酷的。敌人早就盯上了我父亲。所以父亲老是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如果上海再晚几个月解放，你们兄妹三人就要成流浪儿了。
记得1946年初，我们刚到上海不久，住在淮海路，跟许广平的寓所不远。有一天，我正在弄堂口玩，周恩来来了，我叫了他一声周伯伯。周恩来是来看许广平的。我回家告诉父亲，谁知父亲马上搬家。后来我才明白，周恩来后面一定有特务跟着，我喊他周伯伯，特务肯定会追查。
（吴克坚，1900-1986，平江县人。1928年加入中共中央特科，侦获敌方大量重要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