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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闽南语受到了推普运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当下的相关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呈现阶段性曲折的发展态势。期间，政府在民间进行了各种闽南语乡土教育的尝试。
厦门闽语乡土教育，是指厦门本地在普及教育过程中有目的地向本土居民倡导认知闽南语，进而推广闽南语学习的教育政策。福建和广东两省均是南方方言重地，两省各执与普通话相左的方言。在国家的整个推普进程中，广东粤语的地方保护与推普政策之间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矛盾。这在学术界也曾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闽南语是否能幸免于难？抱着此种关怀，从非语言学角度探究近代闽语的发展演变，窥探建国以来厦门闽语乡土教育的历史脉络。
一、建国初期的闽南语
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语言文字新浪潮后，文化界主流便一直致力于把白话文推崇至极致，而此时的地方方言的乡土教育没有受到重视。受革命浪潮的影响，地方进步文人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推崇革命，寻求进步，也积极关注官方语言。这在民国时期的《福建日报》、《厦门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厦门闽南语和广府方言，均是古代汉语发展的产物。闽南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中古音不是亲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在数次中原大乱中，黄土流域居民流离失所，纷纷南迁，有很大一部分定居闽南地区。因厦门地处“浮岛，碧海环绕”，属于南蛮之地，与中原地区难有联系。进而定居厦门的居民缺少了与外界的开放性交流，所使用的官话也渐渐发展成了独具一格的闽南语。
政府在1956年正式开始落实推普政策。1958年1月上旬，全国政协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阐述。自此，各地方言虽非万马齐喑，然而也皆落得偃旗息鼓的命运。一方面，厦门闽语难逃此劫，全市上下少不了争先恐后地学习普通话。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向台湾传递的共和国之声，闽语电台广播依旧存在，并没有因推普的到来而终结。这也是厦门闽南方言特殊的待遇。
1958年8月4日《厦门日报》第三页刊载了《“飞机”不是“辉机”——谈闽南人怎样学普通话》一文。该文开篇有这么一段：
“我们知道，讲话是表达思想的，话讲得不准确，就不能很好地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可能造成混乱。一般闽南人说普通话，因受方言的影响，有一些普遍的毛病。这些毛病都有规律可找，只要我们能够找出它的规律，学好普通话就不难了”
大致可见在推普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外，社会层面也努力通过报纸媒宣扬推普。在报纸中刊登这样的文章，一来是学习全国推普的政策精神，再者，也有为闽南人闽南语辩护的含义。
看似很普通的学习普通话的一些简单的读音纠正做法，其实，也带有明显政治色彩。该篇文章在读音纠正上就举了几个耐人寻味的闽南人错音读法词语：
“闽南人说‘国防’，北京人听起来却是‘国皇’，‘飞机’也变成‘辉机’。像这类的例子还很多：地方（荒），吃饭（患），奋（混）斗，房（黄）屋，吩咐（昏户）括弧内的字，是表示闽南人读错的音。”
我们不难发现，‘国皇’一词在建国初年较为反动，有让人觉得是捍卫清朝的嫌疑。如果说，这种仅仅是字面意思的解释，实质不能代表大众的思想内涵，那么吃饭（荒）、奋（混）斗，吩咐（昏户）这几个词的错音读法则应该能大致反映出一些大众的心声。在大跃进时期，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在数据上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在地方，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很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些政策在落实的时候，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省吃俭用以贡献国家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致使大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温饱线徘徊。因此吃饭（荒）、奋（混）斗，吩咐（昏户）这几词错音的内涵也就显而易见了。推行普通话，使闽南人说话统一为国家的标准，对政府加强思想管理、统一意识的有着深远意义。
这样的文章在厦门日报还有续篇，1958年8月30日的《厦门日报》刊载了《不要叫错“史老师”——谈闽南人怎样学普通话之二》：
“闽南籍的学生叫‘史老师’，北京籍的老师听起来却是‘死老私’，你说笑话不笑话？”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如果被人称之为“死老私”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死老私”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贬义词汇。可见，闽南方言在遭遇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后，逐渐偏向普通话读音纠正，这也正是政治运动的需要。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1986年我国再次把推普列入当时语言文字工作的第一要务，随后又确定推普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这些举措，强化了政府行为，扩大了普及范围，对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营造改革开放的国内环境，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并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改革开放的经济思潮给文化领域带来了有力的冲击，学术界视线在转向对地域文化关注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地方文化的培养与发展。福建闽语受到了空前的瞩目。
无独有偶，八十年代的《厦门日报》开有专栏《厦门方言小考》，也常有闽南语常识介绍的文章。从这可以看出，闽南人开始重视自己本土语言的发展，注意保护自己的本土语言的色彩。语言的交流是相互的。在闽南语得到蓬勃发展的同时，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在厦门也进行的如火如荼。在1989年3月20日的《厦门日报》有一篇报道鲜明地提倡推广普通话。报道为黄杨《厦门应推广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不仅中央早有号召，而且还把它写进宪法。厦门，作为游览胜地，每天有成千成百的人来这里参观、学习、访问。为了促进交流，在厦门提倡普通话，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特别是机关、学校、交通和旅游服务单位，更应率先推广。
厦门闽语乡土教育，是指厦门本地在普及教育过程中有目的地向本土居民倡导认知闽南语，进而推广闽南语学习的教育政策。福建和广东两省均是南方方言重地，两省各执与普通话相左的方言。在国家的整个推普进程中，广东粤语的地方保护与推普政策之间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矛盾。这在学术界也曾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闽南语是否能幸免于难？抱着此种关怀，从非语言学角度探究近代闽语的发展演变，窥探建国以来厦门闽语乡土教育的历史脉络。
一、建国初期的闽南语
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语言文字新浪潮后，文化界主流便一直致力于把白话文推崇至极致，而此时的地方方言的乡土教育没有受到重视。受革命浪潮的影响，地方进步文人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推崇革命，寻求进步，也积极关注官方语言。这在民国时期的《福建日报》、《厦门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厦门闽南语和广府方言，均是古代汉语发展的产物。闽南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中古音不是亲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在数次中原大乱中，黄土流域居民流离失所，纷纷南迁，有很大一部分定居闽南地区。因厦门地处“浮岛，碧海环绕”，属于南蛮之地，与中原地区难有联系。进而定居厦门的居民缺少了与外界的开放性交流，所使用的官话也渐渐发展成了独具一格的闽南语。
政府在1956年正式开始落实推普政策。1958年1月上旬，全国政协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阐述。自此，各地方言虽非万马齐喑，然而也皆落得偃旗息鼓的命运。一方面，厦门闽语难逃此劫，全市上下少不了争先恐后地学习普通话。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向台湾传递的共和国之声，闽语电台广播依旧存在，并没有因推普的到来而终结。这也是厦门闽南方言特殊的待遇。
1958年8月4日《厦门日报》第三页刊载了《“飞机”不是“辉机”——谈闽南人怎样学普通话》一文。该文开篇有这么一段：
“我们知道，讲话是表达思想的，话讲得不准确，就不能很好地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可能造成混乱。一般闽南人说普通话，因受方言的影响，有一些普遍的毛病。这些毛病都有规律可找，只要我们能够找出它的规律，学好普通话就不难了”
大致可见在推普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外，社会层面也努力通过报纸媒宣扬推普。在报纸中刊登这样的文章，一来是学习全国推普的政策精神，再者，也有为闽南人闽南语辩护的含义。
看似很普通的学习普通话的一些简单的读音纠正做法，其实，也带有明显政治色彩。该篇文章在读音纠正上就举了几个耐人寻味的闽南人错音读法词语：
“闽南人说‘国防’，北京人听起来却是‘国皇’，‘飞机’也变成‘辉机’。像这类的例子还很多：地方（荒），吃饭（患），奋（混）斗，房（黄）屋，吩咐（昏户）括弧内的字，是表示闽南人读错的音。”
我们不难发现，‘国皇’一词在建国初年较为反动，有让人觉得是捍卫清朝的嫌疑。如果说，这种仅仅是字面意思的解释，实质不能代表大众的思想内涵，那么吃饭（荒）、奋（混）斗，吩咐（昏户）这几个词的错音读法则应该能大致反映出一些大众的心声。在大跃进时期，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在数据上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在地方，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很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些政策在落实的时候，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省吃俭用以贡献国家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致使大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温饱线徘徊。因此吃饭（荒）、奋（混）斗，吩咐（昏户）这几词错音的内涵也就显而易见了。推行普通话，使闽南人说话统一为国家的标准，对政府加强思想管理、统一意识的有着深远意义。
这样的文章在厦门日报还有续篇，1958年8月30日的《厦门日报》刊载了《不要叫错“史老师”——谈闽南人怎样学普通话之二》：
“闽南籍的学生叫‘史老师’，北京籍的老师听起来却是‘死老私’，你说笑话不笑话？”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如果被人称之为“死老私”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死老私”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贬义词汇。可见，闽南方言在遭遇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后，逐渐偏向普通话读音纠正，这也正是政治运动的需要。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1986年我国再次把推普列入当时语言文字工作的第一要务，随后又确定推普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这些举措，强化了政府行为，扩大了普及范围，对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营造改革开放的国内环境，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并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改革开放的经济思潮给文化领域带来了有力的冲击，学术界视线在转向对地域文化关注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地方文化的培养与发展。福建闽语受到了空前的瞩目。
无独有偶，八十年代的《厦门日报》开有专栏《厦门方言小考》，也常有闽南语常识介绍的文章。从这可以看出，闽南人开始重视自己本土语言的发展，注意保护自己的本土语言的色彩。语言的交流是相互的。在闽南语得到蓬勃发展的同时，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在厦门也进行的如火如荼。在1989年3月20日的《厦门日报》有一篇报道鲜明地提倡推广普通话。报道为黄杨《厦门应推广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不仅中央早有号召，而且还把它写进宪法。厦门，作为游览胜地，每天有成千成百的人来这里参观、学习、访问。为了促进交流，在厦门提倡普通话，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特别是机关、学校、交通和旅游服务单位，更应率先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