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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秋雨时节，我曾随《中外管理》访日研修5团参访日本。难改以往嗜好，随身带了一本书，它是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
随后在日本的5天里，每有大型“移动”，我就在旅行车前排，给企业家们讲解日本历史。让大家的思绪从机器轰鸣的生产线，穿越时间隧道，投射到历史的列车上。只拥有地球上三百分之一陆地，经济却占据全球六分之一，这个国家有太多“谜”需要求解。
崛起，毁灭，再崛起
从明治维新富国强民直到今天，日本反复经历危机，也反复从危机中重新站起来。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始自1868年。其时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面临内乱外侮，美国军舰进入日本内海让日本发奋全盘学习西方，“和服洋魂”进而“脱亚入欧”。30年，日本完成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脱胎换骨。
此后的日本开始自大，正如作家夏目漱石所说：“看看日本……她试图挤进列强之中……她像一只想长成跟母牛一样大的青蛙。当然不久她就会破裂。”由经济崛起引发的盲目乐观与狂妄自大，最终使日本帝国走向了自我毁灭。
但二战后，日本却再次迅速崛起。当然，其推动力来自诸多因素。韩歇尔在《日本小史》中列出了26条之多。除去外部条件，也有日本政府和人民自身的努力。
日本近代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长期坚持“教育先行”的战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而战后初期日本实行的民主改革，推动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作了局部调整，建立起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有利于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的企业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限制企业工会活动，创新以丰田管理方式为代表的企业管理体制，激发国民中蕴藏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动员国民为国家崛起而忘我工作。这都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动力。
为推动国家发展，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一方面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另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立了购买专利的政策而不是全面发展基础科学的政策，甚至利用产业间谍来获取科技情报资料，并且随着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灵活调整引进重点。
长期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政策，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更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特色之一。二战后日本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而且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相反，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的家庭储蓄率（即家庭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却是最高的。当然，政府也进行巨额投资。私人投资和国家投资两者相加，使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955年的17030亿日元猛增到1985年的875610亿日元，增长了50倍。在高效益的前提下，急剧增长的投资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
1990年代，日本出现了十多年的经济振荡，但近年来日本已经开始走出低谷。回首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日本的发展总是善于待机而变，乘势而起。1927年，日本先于世界两年爆发危机，政府借关东大地震救灾拉动经济发展，待到全球危机爆发，日本已经缓了过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借助“特别采购”获得经济恢复，并借机重新武装了自己。1960年代，日本借助科技变革，工业发展一改过去的“重、厚、长、大”为“轻、薄、短、小”，以三宝（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和三C（汽车car、彩电color TV、空调cooler）占领市场。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油价提高5倍，日本借轻型汽车挤占了欧美同行的市场份额。1980年代，美、英、法、德压日元升值，日本则借向海外转移企业利用便宜劳工再获发展。其在困境中逆风起飞的经历，对身处经济危机中的我们不无启发。
以“忍”文化求发展
而经济发展的背后，还有文化的支撑。应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日本人一样关注自己的国民性。戴季陶在1928年的《日本论》中，曾批评日本的国体不过是对“万事一系，天壤无穷”的神权迷信和实为奴隶思想的武士道精神。同时他也指出了日本国民性的优点：在吸收世界文明的同时兼备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能力。
我个人认为，日本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忍”。忍，心字头上一把刀。对他人的忍是残忍，表现在商业上的激烈竞争，战争中的残酷无人性。对自己的忍，则表现为克己勤奋，以近乎严酷的自我要求来谋得发展。如果我们把“忍”视为日本的国民性，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企业的高强度劳动竟能为员工所容忍。但日本人的国民性不是一成不变，它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日本的企业不是靠员工的自觉付出而发展的，它同样是靠完善的制度、严格的管理规程、国际化的视野与先进的技术而领先的。
从秦汉到明朝，中日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日本的典章制度、风物民俗多有取法中华文化的痕迹。但客观地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
而日本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即进入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伴随着学习日本管理理论和借鉴日本管理经验的30年。但这种学习与借鉴还远没有到可以停止的时候。
此次研修结业晚宴上，我与须发皆白而精神矍铄的日本中部产业连盟副会长竹内弘之先生邻座。我问他：日本如何看待正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老先生语气平和地说：“我们这代人从少年时期起就在不断地经历危机，这样的危机我们经历得多了。”言语间，意味深长地扫视了在场的中国企业家——这代企业家几乎全部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他们风华正茂、一帆风顺，但却对困难准备不足，多以或乐观或悲观的心态对待这场危机，缺少日本企业家的丰富经验和应对危机的从容淡定。而这，却不是我们通过一两次研修就能掌握的。我们说要学会积累，既要积累财富，也要积累经验，不可能总是习惯性打破一切盆盆罐罐，从零开始。
这里，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深切体会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不折腾”的内涵吧。管理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中外管理》访日研修5团团员）
责任编辑：焦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