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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可以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乱并不代表秩序的混乱,而是指由于面临太多的外部因素干扰,使得经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以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一度陷入头绪混乱和无所适从的状态。从早先预防通胀而求紧的争论,到房地产新政的出台,再到最近的二次汇改,为治“乱”而出台的种种政策无一例外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从侧面观察,这些政策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隐忧。
无论是内部结构的调整还是外部环境的改变,留给人们最大的争论是如何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调结构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调和怎么调?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过度依赖于出口和居民消费比例较低,从而导致经济的增长动力受到质疑。于是就衍生出两种主张: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居民工资调整。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调整外部价格杠杆,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资源的再分配。最近的二次汇改似乎也正是对此种主张的遥相呼应。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暂且不论,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并且伴随着痛苦指数的上升。现阶段我国的容忍度毕竟有限,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外部环境四者之间均衡需要很好把握,不可顾此失彼。
过度依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经济转型,从目前来看并不是一条最优路径。反而这一思路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我们的政策结构是否也需要调整呢?
而居民工资调整的出发点则是提升“三驾马车”中消费作用。但是居民工资调整的方法尚需考究。
目前,许多地方采取的做法是促使企业提升工资水平,如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等措施。相比之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许多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附加值较低,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可调整是需要成本的,单纯的让企业尤其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去承担成本,或许有失公允。
民营企业一方面面对的是国内垄断企业的“盘剥”,一方面还要面对政府较高的税收政策。在此基础上,他们也要承担中国转型的压力,这对于普通的中小企业来说是很难做到的。理性的思考是,企业自然是需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目前经济环境尚不稳定,在利润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逼迫其被动地提升劳动成本,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企业的倒闭与竞争力的下降,同时伴随失业的增加。
因此笔者认为,在调整居民工资的进程中,减税无疑是当前的一个好的选择。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无非是通过政府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减税带来的效果更多地倾向于依靠居民自身调节资源供需,为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企业只有在获得更多的利润之后,才有意愿、有能力提高居民工资水平,同时面对外部经济的失衡与国际压力,在减税及其带来的工资水平提高的效果之下,也有助于减少摩擦。
“4万亿”投资所产生的后遗症也让我们看到,政府应从投资主导地位淡出,而减税有利于政府部门的转型。减税政策也将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与长期效应,因此,政府让利乃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开始。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乱并不代表秩序的混乱,而是指由于面临太多的外部因素干扰,使得经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以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一度陷入头绪混乱和无所适从的状态。从早先预防通胀而求紧的争论,到房地产新政的出台,再到最近的二次汇改,为治“乱”而出台的种种政策无一例外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从侧面观察,这些政策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隐忧。
无论是内部结构的调整还是外部环境的改变,留给人们最大的争论是如何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调结构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调和怎么调?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过度依赖于出口和居民消费比例较低,从而导致经济的增长动力受到质疑。于是就衍生出两种主张: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居民工资调整。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调整外部价格杠杆,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资源的再分配。最近的二次汇改似乎也正是对此种主张的遥相呼应。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暂且不论,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并且伴随着痛苦指数的上升。现阶段我国的容忍度毕竟有限,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外部环境四者之间均衡需要很好把握,不可顾此失彼。
过度依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经济转型,从目前来看并不是一条最优路径。反而这一思路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我们的政策结构是否也需要调整呢?
而居民工资调整的出发点则是提升“三驾马车”中消费作用。但是居民工资调整的方法尚需考究。
目前,许多地方采取的做法是促使企业提升工资水平,如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等措施。相比之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许多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附加值较低,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可调整是需要成本的,单纯的让企业尤其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去承担成本,或许有失公允。
民营企业一方面面对的是国内垄断企业的“盘剥”,一方面还要面对政府较高的税收政策。在此基础上,他们也要承担中国转型的压力,这对于普通的中小企业来说是很难做到的。理性的思考是,企业自然是需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目前经济环境尚不稳定,在利润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逼迫其被动地提升劳动成本,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企业的倒闭与竞争力的下降,同时伴随失业的增加。
因此笔者认为,在调整居民工资的进程中,减税无疑是当前的一个好的选择。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无非是通过政府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减税带来的效果更多地倾向于依靠居民自身调节资源供需,为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企业只有在获得更多的利润之后,才有意愿、有能力提高居民工资水平,同时面对外部经济的失衡与国际压力,在减税及其带来的工资水平提高的效果之下,也有助于减少摩擦。
“4万亿”投资所产生的后遗症也让我们看到,政府应从投资主导地位淡出,而减税有利于政府部门的转型。减税政策也将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与长期效应,因此,政府让利乃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开始。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