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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共有四千多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姜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叫姜一凡，21岁来到内蒙古锡盟，21年后死在内蒙古锡盟。
他虽是高二的，“文革”中我们却来往很多。早在长征去狼牙山时，我们就一起从棋盘坨悬崖上吊着往下爬了一小段，体会体会悬崖的滋味。他的故事很多。他拉二胡非常棒，全校数一数二。小学时就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拉二胡，还与马连良等著名艺术家一起参加过春节茶话会。“文革”前中央乐团就想破格要他，被他谢绝。学校广播员朗读忆苦思甜文章时，总把他拉的《江河水》当背景音乐。
他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自己有一个德国蔡斯相机，还有一特高级的曝光表，这在当时的中学生里极其罕见。但他平时总穿着旧蓝布制服，非常朴素。他说话有些啰唆，一句话会反复说半天，生怕别人不懂，口吐白沫……他平时爱剃个小平头，有时候还剃光头，来学校总骑一辆旧的凤头牌自行车。因为他的一些苦行僧式的举动，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姜傻子。比如他常常用馒头跟人家的窝头换着吃；他的凤头牌自行车成了公车，同学随便骑。他公开声明不想上大学，一心一意要到边疆务农，还发誓一辈子不结婚。由于他特别爱帮别人办事，助人为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团。像他这样出身不好的，能被发展入团，还是比较少。“文革”初期，他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批判血统论，不同意对联。除了署自己的姓名外，还特地声明：出身民族资本家。这样不合潮流的大字报本来就招恨，再加上他又公开了自己的出身，结果引来了铺天盖地的围攻，一帮子人就差动手抡他了。全校出身不好却敢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对联的不多，姜傻子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思想较“左”，好像真把父亲视为阶级敌人，对父亲态度生硬，说话冷冰冰。他“文革”前就幻想到西藏落户，从1968年起就开始策划着步行去西藏拉萨。为经费、纲领、人员四处奔走……到这年秋天，他终于从首都中学红代会处搞了些钱，组织了一帮同学，开始实行他步行西藏的壮举，走时轰动了全学校。
当他们一行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宣誓，全校有近百人为他们送行，有的女生感动得流了泪。但理想虽美，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们刚走出北京不远，就被河北农村的民兵给抓住，逐一审查出身。民兵们可不管你去哪儿，走什么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了他的地盘就得接受他们的检查。最后洗劫一空，连车费都没给留。他们这一行人又灰灰溜溜地折回学校。姜傻子威信大跌……人们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觉得他有吹牛的成分，爱出风头。他这支队伍的前后遭遇，给人感觉有点像演戏，刚开始气壮如牛，不久却像打败仗的逃兵一样垂头丧气折回。更惨的是回来不久，他们队伍中的一位女生王罗兰就被公安部抓走。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有說王罗兰是个流氓，有说她是日本特务……而姜傻子因为和王是一个班的，王又是团支书，关系比较密切，自然受到了牵连，处境孤立。这时很多人都疏远了他，不敢跟他来往。他不得不一天到晚向人解释他和王罗兰的关系。见人就说，不管人家想不想听，他翻来覆去解释，说得口吐白沫。有人说姜傻子太爱出名，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说他极“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盲动主义，根本不可能。后来王罗兰的问题渐渐明朗，她并不是什么流氓、特务，主要问题是她积极替在公安部工作的父亲翻案。因父亲会日文，被怀疑是日本特务。
大约是1968年秋，姜傻子报名去内蒙古，没批，显然是因为出身问题。初冬，待去内蒙古的同学们走后，他一个人买张车票，自己悄悄地闯到了内蒙古阿巴哈那尔旗。这次他一点没声张。走之前，他正告母亲，继续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亲还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责母亲为什么回来？母亲辩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体不舒服。傻子到家附近的车站后，还是看见母亲瘦小的身影，悄悄跟着他。傻子生气了，呵斥母亲回去。母亲并没走远，躲在附近一角落，目送着他上了车……
这次，他成功了，阿尔山公社接收了他。不久，因为挖肃，他们那儿的北京知青与牧民发生冲突。北京来的红卫兵刚勇好战，积极投身挖肃。在和对立派的一次武斗中，失手将一牧民打成重伤，后不幸死亡。这帮知青从此开始倒霉。死者有个亲戚是旗公安局的，不依不饶，一定要抓凶手和后台。随着挖肃运动从高潮到低潮，积极挖肃的知青处境越来越不好。结果为首的一个北京知青阎小红给抓了起来。姜傻子也成了抓捕对象，因他是这伙人中岁数最大的，被对方认为是武斗的策划者。在同学们的大力掩护下，他躲过了一次次抓捕，秘密逃回北京。
这时47中的同学都劝他，傻子，你出身不好，那儿又出了人命，千万别再回去了，反正你户口还没有办，另外再找一个地方吧！姜傻子在北京躲了一段时间后，情绪渐渐平静，他来到学校取户口。管户口档案的老师问他：“给你开到哪儿？”他说： “阿巴哈那尔旗。”“你怎么还到那儿？回去要给你抓起来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一点都没参与，说清楚就没事了。”“你可考虑好了，户口一给你开到那里，就再也不能去别的地方了。”他坚定地说：“我想好了。我得回去。”“你别那么死心眼儿，你们那儿出了人命，你再去那儿，真要想想后果。” 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到内蒙古锡盟阿巴哈那尔旗的那帮同学出了事，打死了人，已经抓了一个，还要再抓姜一凡。老师同学自然都向着47中的，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度过这段危险期。
姜傻子恳切地解释：“那儿的同学们岁数都小，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面应付。我不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离开他们。” 在傻子反复要求下，老师只好给他办了手续。同学们都替他着急，说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里送。骂他没有智慧，傻×！父母也急坏了，几乎要跪下给他磕头，乞求他别逞能。哪儿都可以插队，干吗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傻子却毫不犹豫地拿着户口又返回了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在北京躲的这段时间，他虽然没有被抓之虑，良心却不舒服。1968年底全国自己奔赴边疆农村的青年学生千千万万，但像姜傻子这样，好不容易从出了人命的地方逃出来，再重新回去，自投虎口的恐怕也就他一个。
果不其然，姜傻子一回内蒙古就被专政起来，说他是这帮打人凶手的黑后台……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连他曾为之担心的一些初中小同学也不再理他，说他步行去西藏是沽名钓誉，伪君子……有一个女生竟然还抽他一耳光，说他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傻子怒不可遏，又还了这女生一耳光，结果惹来大祸，立马被批斗，说他搞阶级报复！沦为劳改犯，整日与队里的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儿，背过死尸、起过厕所、打过石头、赶过马车……幸亏当时挖内人党很乱，锡盟的公检法也半瘫痪，旗里没有正式逮捕他。他这一段经历如果写出来，肯定是本很有意思的书，但由于时间久远，很多细节已经遗忘了。5年后打死人的事终于不了了之。他才解除了本队监督改造的日子。
他虽是高二的，“文革”中我们却来往很多。早在长征去狼牙山时，我们就一起从棋盘坨悬崖上吊着往下爬了一小段，体会体会悬崖的滋味。他的故事很多。他拉二胡非常棒，全校数一数二。小学时就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拉二胡，还与马连良等著名艺术家一起参加过春节茶话会。“文革”前中央乐团就想破格要他，被他谢绝。学校广播员朗读忆苦思甜文章时，总把他拉的《江河水》当背景音乐。
他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自己有一个德国蔡斯相机，还有一特高级的曝光表，这在当时的中学生里极其罕见。但他平时总穿着旧蓝布制服，非常朴素。他说话有些啰唆，一句话会反复说半天，生怕别人不懂，口吐白沫……他平时爱剃个小平头，有时候还剃光头，来学校总骑一辆旧的凤头牌自行车。因为他的一些苦行僧式的举动，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姜傻子。比如他常常用馒头跟人家的窝头换着吃；他的凤头牌自行车成了公车，同学随便骑。他公开声明不想上大学，一心一意要到边疆务农，还发誓一辈子不结婚。由于他特别爱帮别人办事，助人为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团。像他这样出身不好的，能被发展入团，还是比较少。“文革”初期，他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批判血统论，不同意对联。除了署自己的姓名外，还特地声明：出身民族资本家。这样不合潮流的大字报本来就招恨，再加上他又公开了自己的出身，结果引来了铺天盖地的围攻，一帮子人就差动手抡他了。全校出身不好却敢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对联的不多，姜傻子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思想较“左”，好像真把父亲视为阶级敌人，对父亲态度生硬，说话冷冰冰。他“文革”前就幻想到西藏落户，从1968年起就开始策划着步行去西藏拉萨。为经费、纲领、人员四处奔走……到这年秋天，他终于从首都中学红代会处搞了些钱，组织了一帮同学，开始实行他步行西藏的壮举，走时轰动了全学校。
当他们一行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宣誓，全校有近百人为他们送行，有的女生感动得流了泪。但理想虽美，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们刚走出北京不远，就被河北农村的民兵给抓住，逐一审查出身。民兵们可不管你去哪儿，走什么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了他的地盘就得接受他们的检查。最后洗劫一空，连车费都没给留。他们这一行人又灰灰溜溜地折回学校。姜傻子威信大跌……人们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觉得他有吹牛的成分，爱出风头。他这支队伍的前后遭遇，给人感觉有点像演戏，刚开始气壮如牛，不久却像打败仗的逃兵一样垂头丧气折回。更惨的是回来不久，他们队伍中的一位女生王罗兰就被公安部抓走。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有說王罗兰是个流氓，有说她是日本特务……而姜傻子因为和王是一个班的，王又是团支书，关系比较密切，自然受到了牵连，处境孤立。这时很多人都疏远了他，不敢跟他来往。他不得不一天到晚向人解释他和王罗兰的关系。见人就说，不管人家想不想听，他翻来覆去解释，说得口吐白沫。有人说姜傻子太爱出名，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说他极“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盲动主义，根本不可能。后来王罗兰的问题渐渐明朗，她并不是什么流氓、特务，主要问题是她积极替在公安部工作的父亲翻案。因父亲会日文，被怀疑是日本特务。
大约是1968年秋，姜傻子报名去内蒙古，没批，显然是因为出身问题。初冬，待去内蒙古的同学们走后，他一个人买张车票，自己悄悄地闯到了内蒙古阿巴哈那尔旗。这次他一点没声张。走之前，他正告母亲，继续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亲还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责母亲为什么回来？母亲辩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体不舒服。傻子到家附近的车站后，还是看见母亲瘦小的身影，悄悄跟着他。傻子生气了，呵斥母亲回去。母亲并没走远，躲在附近一角落，目送着他上了车……
这次，他成功了，阿尔山公社接收了他。不久，因为挖肃，他们那儿的北京知青与牧民发生冲突。北京来的红卫兵刚勇好战，积极投身挖肃。在和对立派的一次武斗中，失手将一牧民打成重伤，后不幸死亡。这帮知青从此开始倒霉。死者有个亲戚是旗公安局的，不依不饶，一定要抓凶手和后台。随着挖肃运动从高潮到低潮，积极挖肃的知青处境越来越不好。结果为首的一个北京知青阎小红给抓了起来。姜傻子也成了抓捕对象，因他是这伙人中岁数最大的，被对方认为是武斗的策划者。在同学们的大力掩护下，他躲过了一次次抓捕，秘密逃回北京。
这时47中的同学都劝他，傻子，你出身不好，那儿又出了人命，千万别再回去了，反正你户口还没有办，另外再找一个地方吧！姜傻子在北京躲了一段时间后，情绪渐渐平静，他来到学校取户口。管户口档案的老师问他：“给你开到哪儿？”他说： “阿巴哈那尔旗。”“你怎么还到那儿？回去要给你抓起来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一点都没参与，说清楚就没事了。”“你可考虑好了，户口一给你开到那里，就再也不能去别的地方了。”他坚定地说：“我想好了。我得回去。”“你别那么死心眼儿，你们那儿出了人命，你再去那儿，真要想想后果。” 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到内蒙古锡盟阿巴哈那尔旗的那帮同学出了事，打死了人，已经抓了一个，还要再抓姜一凡。老师同学自然都向着47中的，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度过这段危险期。
姜傻子恳切地解释：“那儿的同学们岁数都小，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面应付。我不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离开他们。” 在傻子反复要求下，老师只好给他办了手续。同学们都替他着急，说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里送。骂他没有智慧，傻×！父母也急坏了，几乎要跪下给他磕头，乞求他别逞能。哪儿都可以插队，干吗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傻子却毫不犹豫地拿着户口又返回了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在北京躲的这段时间，他虽然没有被抓之虑，良心却不舒服。1968年底全国自己奔赴边疆农村的青年学生千千万万，但像姜傻子这样，好不容易从出了人命的地方逃出来，再重新回去，自投虎口的恐怕也就他一个。
果不其然，姜傻子一回内蒙古就被专政起来，说他是这帮打人凶手的黑后台……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连他曾为之担心的一些初中小同学也不再理他，说他步行去西藏是沽名钓誉，伪君子……有一个女生竟然还抽他一耳光，说他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傻子怒不可遏，又还了这女生一耳光，结果惹来大祸，立马被批斗，说他搞阶级报复！沦为劳改犯，整日与队里的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儿，背过死尸、起过厕所、打过石头、赶过马车……幸亏当时挖内人党很乱，锡盟的公检法也半瘫痪，旗里没有正式逮捕他。他这一段经历如果写出来，肯定是本很有意思的书，但由于时间久远，很多细节已经遗忘了。5年后打死人的事终于不了了之。他才解除了本队监督改造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