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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历过地震的人们来说，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家是地震后人们所有精神的寄托。“4·20”芦山地震中，家园的损毁让芦山的老百姓心碎，也让全国人民牵挂。时隔整整一年，当记者重新回到这个曾经饱受摧残的地方，最关切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家建好了吗？
如此多的困难和矛盾
“4·20”芦山地震后，很多百姓家没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个巨大的疑问在许多人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时，重建家园成为了所有人的期待。
然而，如何重建似乎成为了芦山县几个乡镇的难题。在地震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村上的老百姓总拿这次地震和汶川地震作比较。“都是地震，为什么汶川地震就是全国援建，而芦山很大一部分需要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对于房屋损毁的芦山村民们来讲，地震的大小或者影响范围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家没了，但得到的援助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多。鉴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举全国之力援建的景象，村上连大字不识几个的婆婆爷爷都做起了比较，许多人希望国家能够把房子建好，他们能够直接“拎包入住”。
而在紧接着的物资发放过程中，问题也一个跟着一个来了。双石镇围塔村的村支书说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要发放花椒油，但因为数量有限，所以不可能人手一瓶，对这瓶小小的花椒油，围塔村的村民都“惦记着”。而事实上他们惦记的不是花椒油本身，而是村上如何分配。最终的结果是，一瓶花椒油倒给了8户人家，每户人家就只有一小口，当时村民王志国拿起来就喝掉了，喝完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就是想看看分得公不公平。”
无处不在的“公平”需求让许多村干部感到为难，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公平，一般情况下都只能维护大部分人的权利，那么余下来的那部分人就不满意了。他们通常的思维是：我没有分到这部分物资，那就是分给了村上干部的亲戚了。而事实上，在每个村，绝大多数人之间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如果硬要说分给了干部亲戚，似乎也没有什么错。
绝对公平是一大难题，土地则更是一道“拦路虎”。村民最在乎的东西莫过于土地，因为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息，所以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眷恋。然而地震过后，重建房屋就需要征用土地，没有了土地，村民会感到不安。这时，说动村民们接受征地政策也是一件大难事。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和矛盾，重建工作似乎开展的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家园的重建对于每一户受灾的村民又是头等大事，到底应该如何进行下去呢？
选信赖的人代表自己
对于常年在基层工作的乡干部、村干部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完全依靠说教。比如在龙门乡隆兴村，绝大多数村民之间都是远近亲属关系，所以如果只是一板一眼地讲大道理，效果是不明显的。另外，村里的老百姓对来给他们讲政策、作动员的基层干部，心里总是有隔阂，不管如何沟通，也不愿意完全相信基层干部说的话。
而对于重建来讲，房屋怎么建、资金怎么筹集、房屋质量谁来监管都是绕不开的问题。许多村民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也渴望找到自己信赖的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面对这些实际情况，芦山县决定针对实际，走一条具有芦山特色的重建之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芦山县委、县政府经过多次讨论后决定，由政府引导，村民自己做主重建房屋。李可鑫是隆兴村的村民，在地震中他家的房子几乎全部垮塌。而当年的10月，由村支部组织，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村民选举，他当选为隆兴村自建委员会主任。
在被推选之初，李可鑫下意识地拒绝了这个提名，他当时的想法是“责任太大，怕自己解决不好”。身为本村村民的他深知在农村建房对于村民来讲几乎就是一辈子最大的事，万一解决不好问题，自己就有可能被亲戚家族责骂。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支部书记施学兵专门到李可鑫家给他做工作，从他之前十多年在外打工的建筑经验到对本村每一位父老乡亲的责任一条条分析，最终李可鑫同意了这个提名。
于是，在长达半个月的村民业主大会到村民业主代表大会等逐项推选后，8份授权书交到了李可鑫和其他7名村民手里，从那时起，他们的意愿和话语不再只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全村村民。
开建了，村民的心踏实下来了
成为自建委委员后，李可鑫就忙活开了。由于许多村民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有着浓厚的感情，所以就算垮塌了，也不愿意拆掉另寻他处。李可鑫就带头把自家的屋子率先全部拆掉，他的做法赢得不少村民的赞同。接下来又面临着征用土地的价格问题。按照国家政策，一亩土地的价格是2.936万元，但是许多村民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迟迟不同意让出土地。
花了十天的时间，李可鑫和其他几名委员走村入户，讲政策、讲大家今后的生活、讲具体的条件。十天后，村民们终于同意了征地标准。重建家园正式开始了。中国规划研究院为隆兴村选择了几处适合重建的聚居点，经过所有村民的集中表态，大家在临近西川河、依山傍水的一片土地上选定了住址。
因为有在外做建筑的打工经验，李可鑫几乎承担起了和施工方交涉、检查原材料、监管施工进度等种种事宜。早晨8点，李可鑫就骑着电瓶车从1公里外的过渡房来到工地上，穿着工作服、戴着施工帽到处走走看看，随时和施工方沟通。中午12点他骑着电瓶车回家吃饭，一个小时后，他又再次出现在工地上，而下午回去的时间就不定了。大冬天，有好几个晚上他都在工地上待到夜里12点才回去，工人没走，他是绝对不会离开工地的。回到家，李可鑫的双腿经常冻得跟冰棍一样，毫无知觉。
骆其蛟是隆兴村的村民，有时候他会到工地上来看看房子修得怎么样了，而另一方面他也想看看推选出来的委员们到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做事。“几乎每次来，都看到李可鑫在工地上，我们村民的心就踏实了。”骆其蛟说出了许多村民的心声。
小心谨慎的资金监管
对于自建委员会来说，除了技术上的监督，资金上的监管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龙门乡高家边聚居点的自建委员会按照各自所长，设立了质量监督小组、理财小组和事务协调小组，高永健就是理财小组的成员。因为是芦山老牌高中生，能写能算，高永健被村民推选为自建委委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和钱打交道。由于芦山地震后，村民建房不是国家统一包办，所以此次建房就涉及到政府、个人、银行三方协作。在确定好到聚居点居住的村民后，高永健就要到每家去收取1万元的信誉保证金，这个保证金是为了确认村民居住进来的决心和实际行为。
后来每户村民交建房款时，高永健都得带着村民到村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去贷款、转款，还要将每次筹集到的资金专门存到一张银行卡里面，还得将从这张卡上支取出的每一笔钱的用途都公示到村上。
高永健说：“这张银行卡有6位密码，但是我只知道3位，另外3位是其他人知道的。”要支取一笔钱，必须得经过5个人才能完成支取程序，并且要公示支取的缘由。这么谨慎小心的资金管理模式，让村民们感到特别放心。
今年4月20日是芦山地震一周年纪念日，按照施工进度，不久后村民就能搬进新房了。高家边聚居点的村民李燕每天都要从现在住的板房里走过一条马路，到对面去看看正在抓紧修建的新房。“马上又有自己的家了，心头好激动。”李燕说，虽然说起来就是用砖木修起来的房子，但意义却完全不同，看到房子一天天建成，她感到自己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责编：李静）
如此多的困难和矛盾
“4·20”芦山地震后，很多百姓家没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个巨大的疑问在许多人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时，重建家园成为了所有人的期待。
然而，如何重建似乎成为了芦山县几个乡镇的难题。在地震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村上的老百姓总拿这次地震和汶川地震作比较。“都是地震，为什么汶川地震就是全国援建，而芦山很大一部分需要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对于房屋损毁的芦山村民们来讲，地震的大小或者影响范围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家没了，但得到的援助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多。鉴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举全国之力援建的景象，村上连大字不识几个的婆婆爷爷都做起了比较，许多人希望国家能够把房子建好，他们能够直接“拎包入住”。
而在紧接着的物资发放过程中，问题也一个跟着一个来了。双石镇围塔村的村支书说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要发放花椒油，但因为数量有限，所以不可能人手一瓶，对这瓶小小的花椒油，围塔村的村民都“惦记着”。而事实上他们惦记的不是花椒油本身，而是村上如何分配。最终的结果是，一瓶花椒油倒给了8户人家，每户人家就只有一小口，当时村民王志国拿起来就喝掉了，喝完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就是想看看分得公不公平。”
无处不在的“公平”需求让许多村干部感到为难，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公平，一般情况下都只能维护大部分人的权利，那么余下来的那部分人就不满意了。他们通常的思维是：我没有分到这部分物资，那就是分给了村上干部的亲戚了。而事实上，在每个村，绝大多数人之间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如果硬要说分给了干部亲戚，似乎也没有什么错。
绝对公平是一大难题，土地则更是一道“拦路虎”。村民最在乎的东西莫过于土地，因为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息，所以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眷恋。然而地震过后，重建房屋就需要征用土地，没有了土地，村民会感到不安。这时，说动村民们接受征地政策也是一件大难事。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和矛盾，重建工作似乎开展的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家园的重建对于每一户受灾的村民又是头等大事，到底应该如何进行下去呢？
选信赖的人代表自己
对于常年在基层工作的乡干部、村干部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完全依靠说教。比如在龙门乡隆兴村，绝大多数村民之间都是远近亲属关系，所以如果只是一板一眼地讲大道理，效果是不明显的。另外，村里的老百姓对来给他们讲政策、作动员的基层干部，心里总是有隔阂，不管如何沟通，也不愿意完全相信基层干部说的话。
而对于重建来讲，房屋怎么建、资金怎么筹集、房屋质量谁来监管都是绕不开的问题。许多村民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也渴望找到自己信赖的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面对这些实际情况，芦山县决定针对实际，走一条具有芦山特色的重建之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芦山县委、县政府经过多次讨论后决定，由政府引导，村民自己做主重建房屋。李可鑫是隆兴村的村民，在地震中他家的房子几乎全部垮塌。而当年的10月，由村支部组织，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村民选举，他当选为隆兴村自建委员会主任。
在被推选之初，李可鑫下意识地拒绝了这个提名，他当时的想法是“责任太大，怕自己解决不好”。身为本村村民的他深知在农村建房对于村民来讲几乎就是一辈子最大的事，万一解决不好问题，自己就有可能被亲戚家族责骂。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支部书记施学兵专门到李可鑫家给他做工作，从他之前十多年在外打工的建筑经验到对本村每一位父老乡亲的责任一条条分析，最终李可鑫同意了这个提名。
于是，在长达半个月的村民业主大会到村民业主代表大会等逐项推选后，8份授权书交到了李可鑫和其他7名村民手里，从那时起，他们的意愿和话语不再只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全村村民。
开建了，村民的心踏实下来了
成为自建委委员后，李可鑫就忙活开了。由于许多村民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有着浓厚的感情，所以就算垮塌了，也不愿意拆掉另寻他处。李可鑫就带头把自家的屋子率先全部拆掉，他的做法赢得不少村民的赞同。接下来又面临着征用土地的价格问题。按照国家政策，一亩土地的价格是2.936万元，但是许多村民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迟迟不同意让出土地。
花了十天的时间，李可鑫和其他几名委员走村入户，讲政策、讲大家今后的生活、讲具体的条件。十天后，村民们终于同意了征地标准。重建家园正式开始了。中国规划研究院为隆兴村选择了几处适合重建的聚居点，经过所有村民的集中表态，大家在临近西川河、依山傍水的一片土地上选定了住址。
因为有在外做建筑的打工经验，李可鑫几乎承担起了和施工方交涉、检查原材料、监管施工进度等种种事宜。早晨8点，李可鑫就骑着电瓶车从1公里外的过渡房来到工地上，穿着工作服、戴着施工帽到处走走看看，随时和施工方沟通。中午12点他骑着电瓶车回家吃饭，一个小时后，他又再次出现在工地上，而下午回去的时间就不定了。大冬天，有好几个晚上他都在工地上待到夜里12点才回去，工人没走，他是绝对不会离开工地的。回到家，李可鑫的双腿经常冻得跟冰棍一样，毫无知觉。
骆其蛟是隆兴村的村民，有时候他会到工地上来看看房子修得怎么样了，而另一方面他也想看看推选出来的委员们到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做事。“几乎每次来，都看到李可鑫在工地上，我们村民的心就踏实了。”骆其蛟说出了许多村民的心声。
小心谨慎的资金监管
对于自建委员会来说，除了技术上的监督，资金上的监管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龙门乡高家边聚居点的自建委员会按照各自所长，设立了质量监督小组、理财小组和事务协调小组，高永健就是理财小组的成员。因为是芦山老牌高中生，能写能算，高永健被村民推选为自建委委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和钱打交道。由于芦山地震后，村民建房不是国家统一包办，所以此次建房就涉及到政府、个人、银行三方协作。在确定好到聚居点居住的村民后，高永健就要到每家去收取1万元的信誉保证金，这个保证金是为了确认村民居住进来的决心和实际行为。
后来每户村民交建房款时，高永健都得带着村民到村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去贷款、转款，还要将每次筹集到的资金专门存到一张银行卡里面，还得将从这张卡上支取出的每一笔钱的用途都公示到村上。
高永健说：“这张银行卡有6位密码，但是我只知道3位，另外3位是其他人知道的。”要支取一笔钱，必须得经过5个人才能完成支取程序，并且要公示支取的缘由。这么谨慎小心的资金管理模式，让村民们感到特别放心。
今年4月20日是芦山地震一周年纪念日，按照施工进度，不久后村民就能搬进新房了。高家边聚居点的村民李燕每天都要从现在住的板房里走过一条马路，到对面去看看正在抓紧修建的新房。“马上又有自己的家了，心头好激动。”李燕说，虽然说起来就是用砖木修起来的房子，但意义却完全不同，看到房子一天天建成，她感到自己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