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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文豪班固的《两都赋》，可能是中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城市营销文案，无论从哪个时代回看他的作品，这都是夸赞长安和洛阳两座古都的巅峰之作，将当时两座都城的恢宏大气描写得淋漓尽致。但细究这部大赋，人们发现班固落笔时对洛阳的倾向性更强。
其实，《两都赋》并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篇参与了东汉迁都大讨论的论文。东汉虽定都洛阳，但长安遗老们呼吁迁都长安的呼声从未停止，对皇帝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班固正是借这篇赋陈述了坚持定都洛阳的重要性。
而在这场争论背后，反映的则是洛阳与长安两座古都之间的千年缘分。
长安与洛阳虽然相距不算遥远，但却分属于第二和第三阶梯，如何整合和平衡东西两个地理板块，是秦汉时代国家稳定的关键。
周朝开启辉煌古都史
洛阳常常被称为“十三朝古都”，最早定都的历史据说可以上溯到夏朝。不过夏商是中原王朝的最初形态，还没有很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都城也常常因为种种原因搬迁，洛阳偃师不过是他们的一个落脚点。真正把洛阳当成首都大城市在经营的，是周代。
历史上有“周公营洛，东周都洛”的说法。换言之西周时期周高层就已经在筹备这座新都，而到了东周时期，迁都也确实完成了。
这是洛阳辉煌古都史的真正开端。
关中往往是王朝向东征服的根据地，所以定都镐/长安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这里也直面西方北方民族，也有着天子守国门的威胁，所以东方有必要搞一个备用首都。
洛阳自身地缘形胜，为它的历史地位创造了基础条件。
洛阳隶属的地理板块，是今天河南省西部的洛阳盆地。这是一片被东南、西南方向的众多山脉（主要包括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箕山、嵩山）和北部黄河锁定的区域，是一块半封闭的区域。
洛阳在黄河南岸，临近洛水和伊水，相比这一段洪水较多的北岸，南岸不仅水患较少，且周边有地理屏障，作为东西之间的连接点，洛阳盆地最好不过。
这样的地形，一面黄河，三面环山（虽然不算很高），这在冷兵器时代意味着更好的防御条件，对于必须注重安全的王朝政治中心来说是一个合适的选址。而为了增强这座盆地城市的防御力，历代王朝在营建洛阳的时候，还会将城址再往西迁一点，这就造成了无论是洛阳古城还是今天的洛阳老城区，其实都在盆地内偏西的位置。
注重安全，在这座古都的建设史上是一个主旋律。相比起建立在平原上的开封和徐州这样的大城市，以洛阳的地形拱卫高层，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不过虽然洛阳身边群山环绕，但也漏洞颇多，一旦战争失利还是会被长驱直入，
所以虽然地形有防御加持，但也绝非固若金汤。
黄河改道的安全地带
当然，片面强调安全又往往意味着不便利，这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何况比起关中平原，洛阳盆地也太小了，很难以本地资源供养首都人口，在注意安全的同时，洛阳的管理者也需要严肃考慮加强交通运输的可能性。
好在洛阳盆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洛河和伊河穿盆地而过，在盆地东北角汇入黄河，与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水路联系，让大宗货物、人流运输成为可能。后世中国人修通的第一道大运河，也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人工水道，这进一步加强了洛阳在关注安全的同时对经济运输的弥补，也足以让洛阳成为四方来朝的王者之城。如果把视野再放得开阔一些，洛阳与黄河的互动关系还有着另一层耐人寻味的意义。
黄河从西汉到明清曾有过无数次摇摆，大的改道就发生了十来次。在水利技术和救灾动员能力有限的古代，黄河在哺育了两岸文明的同时，也是让所有管理者手足无措的一头猛兽。既然惹不起，那可以躲得起，人们在定都的时候就要尽量避开黄河的摇摆区。
而观察历代黄河变道地理的情况就可以发现，黄河摇摆的起点，大致在今天洛阳和郑州之间的位置。位于这个拐点上游的洛阳，不仅不会被黄河扫到，还因为地势较高能在黄河泛滥时保持安全和经济运转，确实是上选。
洛阳确实是非常安全的，开封则是一个反例，从开封向东直到山东山地脚下的三角地带，可以说是黄河改道灾区的重中之重。
相对而言，位于拐点下游的开封选址就有些尴尬。历史上北宋也确实为了避免黄河影响京城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最终也没能避免天灾人祸。
北宋时期，相比已经在战争中化为丘墟的长安洛阳，开封已经建设为真正的超大都市，可惜现在埋在地下了，而且是地下好几层。
互为表里的两都
但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在局部地缘上的种种优势，并不足以构成它成为都城的理由。因为洛阳具有的这些优点，在山西、福建、云贵等山地省份也能找到，可类似的盆地城市都没有洛阳这样的地位。
要解释洛阳成为千年古都的原因，还需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考量它和长安的关系。
洛阳盆地这处足够安全，又具有一定交通便利性的地理板块，就成为周人走出陕西的第一个前哨基地。这是周公营建洛邑最基本的出发点。而一旦确立了洛阳的地位，长安和洛阳之间就能通过三门峡水路和崤函古道形成密切的联系，为王朝提供东、西两个方向的控制权。
最早选择了洛阳的，是周人。这是一支发源于陕西的族群，在攻灭商朝之前，他们的定位是作为中原与西戎、北狄之间的缓冲，是当时中原视野中典型的西部神秘力量。而站在早期周人的角度看，东部世界也是神秘而危险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战术和补给系统，是否能够适应在东方大平原上的情况，当地的势力又是否会望风而来。所以即使在覆灭了商以后，周人也需要在东方建立一个可靠的前哨基地。
自西向东而来的周人对东方的控制力有限，其对广阔领土的控制更多依赖分封制维系，但镐—洛这一组合可以保证周王室的主力军队，可以快速在东西方之间转移，以便于随时镇压叛乱。
洛阳盆地这处足够安全，又具有一定交通便利性的地理板块，就成为周人走出陕西的第一个前哨基地。这是周公营建洛邑最基本的出发点。
而一旦确立了洛阳的地位，长安和洛阳之间就能通过三门峡水路和崤函古道形成密切的联系，为王朝提供东、西两个方向的控制权。
这条通道本身并不算通畅，但这里连接着陕西、山西、河南三大板块，在先秦是中原争霸的核心所在，秦的中原之路本质就是打通这条通道直抵洛阳。
从本质上说，西安和洛阳是两座互为表里的都城：西安是王朝的里，以关中平原周边的山地为屏障阻拦所有对帝国蠢蠢欲动的敌人;洛阳是王朝的表，面向辽阔的中原，乃至更远的河北、江淮、山东，为帝国行使对这些富饶又危险地区的管理权。所以如果一定要给这两座城市比个历史高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没有长安的洛阳，难以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没有洛阳的长安，也很难把江山坐稳。
洛阳的重要性可以从秦帝国的交通看出来。从咸阳出发的多条驰道中，通向三川郡这条是连接东方六国的关键，洛陽周边也成为秦军和粮草基地的集中地点这一政治军事安排同样用到汉代。
在国内几大古都的比较中我们也会发现，被这两座城市统计的王朝是大量重复的，往往是同一群王朝统治者在不同的时局中选择了两者之一。
这背后的原因，大多和周朝的迁都背景差不多：一个发源于渭河平原（关中）的政权，在稳定了陕西以后，就必须向东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们都会把东进的第一站放在洛阳。一旦控制了洛阳，那么这个政权进可向下游、江淮地区发动攻势，退可以扼守河洛—三门峡，保证后方西都的安全。
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则是王朝受到了西北方向的压力，国力衰微，在放弃了长安以后，整体搬迁到了洛阳以图东山再起。
向西防备可能的入侵，向东防备可能的叛乱，而当时的关中、山西、河南也是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两京结构就很合理，直到关中彻底衰败，沿运河建都才成为历史主流。
这个逻辑在宋朝以前重现过多次，不仅周天子这么干了，两汉（尽管东汉是完全另起炉灶的）也是如此，这才有了《两都赋》这样的名篇。此后续接东汉的两晋、唐朝都是如此。而在乱世中，一些能统一北方的大型割据政权也会这么做。
为数不多的逆动，是像董卓西迁这样的事件。但这也是因为董卓自知无力与关东诸侯在东部竞逐，主动放弃了统一全国的努力，试图在陕西偏安。如果当时他真的有问鼎天下的野心，一定不会放弃洛阳这么重要的城市的。
而这些历史，都会留下证据，遍布在今天洛阳城的地上和地下。这也成为洛阳无尽的文旅宝藏。
◎ 来源| 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