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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的形成是历史上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古代文化可分为基层、中层和高层三个层次，分别以口语、文字和高级宗教为代表。民族个性的形成并非缘于独特的基层文化，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的独特结合。高层文化相较于基层文化更具有普适性和世界性，它是民族形成的关键内容。现今所有民族的历史都能说明这点，而中国回族的历史尤其具有说服力。因此，“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一命题是成立的。
关键词：世界；民族；中国回族；文化融合；高级宗教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41-03
在高扬全球化价值的今天，我们一提到“民族”，通常总是首先针对文化的个性来谈。殊不知，民族的个性归根到底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基点恰恰在于文化的普适性与世界性。可以说，现今所有民族的历史都能说明这点，而中国回族的形成尤其具有说服力。与中国其它少数民族相比，回族相对于汉族似无太多奇特之处，那么回族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认识文化的层次，并以此了解高级宗教对民族形成的巨大作用。
（一）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文化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不同的层次。文化最基本的层次是口语及相关民俗，当一群人彼此听懂话语，并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默认行为，他们便具有了相同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基层文化彼此碰撞，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融合，进入文化的中间层次，它通常以文字为标志。文字是持久的印迹，可书写多种口语及方言，它的产生意味着文化能跨越时空，“文明”便由此而生。不过，书面语只是语言中极小的部分，而且往往被社会精英垄断，这便导致口语及相关民俗传统不断丢失。鉴于精英和民众日益分离，在面对外族进攻时，早期文明往往难以承受，从而使文化进入由高级宗教整合的新层次。高级宗教基于文明的碰撞，按照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说法，其根本在于个人与“终极实在”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不是把信仰建立在少数精英所垄断的社会传统上。[1]300历史上，当最早的文明面临游牧骑兵的践踏时，高级宗教的时代便到来了。狭义地说，在旧大陆上，高级宗教主要指吠陀-婆罗门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①以及由它们派生出的各类具体宗教形式。在高级宗教的作用下，通过击溃代表小集体的精英，人类个体的魅力真正彰显。即便不识字的人，也可通过修炼而获得最高的精神境界。文化于是具有了“不死”的性质，②达到了高层次。
对民族而言，拥有高级宗教层面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必须具有某种“不死”的性质，才能够稳定存在。换言之，仅有较低层次的文化，难以形成稳定的民族，较低层次的文化必须找到高级宗教（或与高级宗教处于同等文化层面的伦理精神）的依托，才能真正彰显出民族性。在狭义的高级宗教中，吠陀-婆罗门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具有明显的民族属性，它们最终使其创立者形成稳定的民族；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具有明显的世界属性，因为它们更具传播性，能够使接受者形成稳定的民族。中国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后，与中国原有特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二）
笼统地讲，回族的形成基于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但确切地讲，回族形成的关键，乃在于结合了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伊斯兰教）与汉文化的基层（汉语口语）。无论伊斯兰文化，还是汉文化，在相互碰撞时，已经自成体系。伊斯兰文化的根在阿拉伯，阿拉伯语（口语）代表其基层；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的扩张，柏柏尔人、波斯人和突厥人逐渐纳入伊斯兰体系，他们接受了阿拉伯字母，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中层的传播范围；当然，最具传播性的，还是伊斯兰教本身，即便不说阿拉伯语、不写阿拉伯字母，也可以成为穆斯林，伊斯兰文化的高层由此而标示。同理，汉文化的基层可由汉语口语表征，其中层由汉字表征，至于其高层，则由以儒家、道家以及汉传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表征。那么，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与汉文化的基层是如何结合的呢？这取决于中古时期中国文明本身及中外交流的发展状况。
与佛教文化不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起先并不以传教为特色。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佛教经典为载体，而伊斯兰文化的载体则是穆斯林本身。从唐代到明代，穆斯林侨民和移民是中国伊斯兰文化之本，构成了中国内地③穆斯林民族之源。这些穆斯林或为阿拉伯人，或者深受阿拉伯语文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伊斯兰文化的三个层次是不可分的。唐宋时期，他们多为商侨，聚居于大城市，活动于交通线，并未深入农村，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尚未充分碰撞。而到了元代，穆斯林移民显著增多，他们深入城乡各地，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加剧，由此带来了两种文化不同层次的重组。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文化的高层，其颠覆性并不强，非阿拉伯人成为穆斯林，不必放弃自己的语文传统；同时，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的排他性也并不明显。④而另一方面，以儒家、道家以及汉传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亦颇具包容性。所以，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与汉文化的高层碰撞时，总体上可以相安无事。然而，基层文化的碰撞却有所不同。虽然元代外来穆斯林很多，但与说汉语的人口相比，便成少数。两种口语碰撞，人数少的一方劣势便很明显，大批中国穆斯林接受汉语口语，势在必然。待到元亡明兴，汉人重新掌权，朱元璋便对外来人口及后裔实行了汉化政策。[2]131-133需要指出的是，朱元璋只是禁止“胡语”、“胡俗”，并不排斥伊斯兰教。相反，他还首发敕建清真寺。[2]127结果造就出大批说汉语的穆斯林，从而催生了回族。
当然，汉语和伊斯兰教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众所周知，穆斯林无论身在何方，都要向麦加的方向礼拜，有条件的，还得朝觐麦加。虽然伊斯兰教颇具世界性，但它的根仍在阿拉伯。穆斯林不可能弃阿拉伯语文于不顾，伊斯兰文化的三个层次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的中层，即书面语的层次。虽然先知穆罕默德不是文豪，但伊斯兰文化却离不开《古兰经》和《圣训》。书面语有助于沟通文化的基层和高层，也有助于民族的成型。中国历史上，隋唐以前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如先秦时期的夷、狄、蛮诸族，汉晋时期的匈奴、鲜卑等族，这些民族在文化融合中逐渐消失，或分解、会聚成其它民族；隋唐以来，很多民族逐渐销声匿迹，则主要因为文字失传，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历史便是显例。对于回族的形成来讲，书面语十分重要。说汉语的人接受伊斯兰教，不能不熟悉阿拉伯字母；而伊斯兰教在汉语统治的地区获得皈依者，亦无法忽视汉字。熟悉阿拉伯字母，主要通过经堂教育；而汉字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于汉文译述活动中。熟悉了阿拉伯字母，也就可以熟悉其书写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熟悉了汉字，也就可以熟悉以儒家、道家和汉传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高层文化。通过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述活动，伊斯兰文化的基层（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文化的高层（以儒家、道家和汉传佛教为代表）消除了隔阂，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伊斯兰教）与汉文化的基层（汉语口语）由此进一步融通。在汉文译述活动后期，马德新（1791-1872）用汉文通译了《古兰经》，汉语成了伊斯兰教的载体，中国回族完全形成。
文字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独裁的工具，更是文化基层和高层的桥梁，这是高级宗教所整合的文明与早期文明的区别。穆罕默德不是文豪，却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可见文化基层与高层的融通并不总依赖文字，它只依赖个人与“终极实在”的关联。这种关联的根本是一种神秘主义。文字之所以重要，一定意义上在于它有助于人们把握这种神秘主义。伊斯兰教中，神秘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苏菲主义，它以实现人和真主合一为目的。对中国的苏菲主义而言，经堂教育是种子，汉文译述活动是花朵。[3]540而在文教相对落后的地区，苏菲主义的神秘要素可以直接彰显。其显例是中国内地穆斯林门宦的发展，它是苏菲主义在中国结出的果实。[3]540中国内地穆斯林门宦起于清初，主要在甘肃、青海和宁夏发展壮大，促进了回族和内地其它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可见，回族的形成是有历史契机的。在中古时代的中国，说汉语的人数量庞大，可以消化外来口语，但伊斯兰教总体上却未受到排斥。通过苏菲主义（无论是借助文字，还是借助门宦），伊斯兰教吸纳了大量说汉语的人口，由此形成了中国回族。
（三）
从回族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民族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是高级宗教吸纳人口的结果，民族的个性并不源自独特的口语及相关民俗，而是源自文化的基层和高层独特的结合方式。在中国，说汉语并不稀奇，但既说汉语，又信仰伊斯兰教，却能表现出一种民族的个性，这便是回族文化的个性所在。与佛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具有明显的世界属性。在中古时代，具有世界属性的高层文化与各种语言及民俗结合，形成各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而这些文化形态正是民族获得稳定个性的根本。今天的民族，真正的成型期是在中古时代，其个性正是基于高层文化世界属性的独特化。若没有高层文化的支撑，一种文化便会在文化交融中化解，难以凝聚成稳定的民族；而若有高层文化的支撑，即便似乎没有独特的口语及民俗，也可以凝聚成稳定的民族，回族的形成便是显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然而，今天的世界却流行一种相反的说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全球化的价值诉求所产生的认识，因为全球化有一种文化趋同的倾向，于是文化的个性便以民族为基点来重申自己。结果，全球化并没有获得对立面，而是获得了一种成熟的形式。其原因在于：民族往往通过强调基层文化来放大文化个性，高层文化的普适性与世界性被忽视了，民族获得了表面上的地位，却丧失了真正的基点。在今天的世界，各种口语及相关民俗依然存在，只是高级宗教（曾兴盛于中古时代）的精神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行的国际规则。
现行国际规则的主要创立者是近代西方人，其文化背景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源，皆可视为犹太教的子教，它们都是希腊化（Hellenism）的产物，并因希腊化而具有了世界属性。希腊化亦影响到佛教，也使其世界属性明显地体现出来。然而，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者却不太一样。佛教的民族性寓于世界性，因为佛教主要在原创地以外的地区（如东亚、中南半岛）生根，获得了各种版本；伊斯兰教的世界性则寓于民族性，因为麦加（伊斯兰教的原创地）一直为阿拉伯人控制，穆斯林虽然遍布世界，内心却从未远离麦加；只有基督教，它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当耶稣的追随者向非犹太人传授上帝信仰时，遭到了正统犹太教的排斥；而当基督教获得新的皈依者时，又进一步导致了文明的分裂。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和说拉丁语的基督徒，彼此不能容忍，东正教文明和天主教文明由此分野。在东正教世界，说斯拉夫语的皈依者成了希腊基督徒的继承者，当奥斯曼帝国（信仰伊斯兰教）占领拜占庭后，东正教文明的中心移到了俄罗斯（俄语属于斯拉夫语）；而在天主教世界，说日耳曼语的基督徒却成了拉丁教皇的反叛者，导致了16世纪的新教革命和17世纪新教集团和天主教集团的“三十年战争”。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诞生于西欧，正因为该地区的文化集中展现出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斗争。到16、17世纪，民族性获得了胜利。虽然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为教皇挽回了面子，但中古时代教皇的权威一去不复返了，拉丁文（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书面语）也逐渐成了一种死语言。统一天主教世界的崩溃，对西欧人来说，意味着高层文化的衰败，而民族采用了新的办法来凝聚自己，这便是形成近代民族国家（Nation）。民族国家正是实施现行国际规则的主体，它是民族维护自尊的产物，却也为民族的自我膨胀提供了最佳的载体。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边界意味着高层文化的碎裂，能跨越国界的只有两项东西：货币和科学技术。这两项东西，似乎可以取代一切中古时代的高层文化。结果，世界各种文化纷纷建立民族国家，货币和科学技术成了国际规则的根本，形成了现今全球化的社会基础。⑤
全球化虽是20世纪中期以来确立的概念，其起点却在16-17世纪的西方殖民时代；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我们通常以“全球经济一体化”来诠释全球化，殊不知，究其社会本性而言，全球化的根本乃在于现行国际规则对中古时代高层文化的取代。民族立足不再依赖高级宗教的独特版本，而是依赖国力，由此带来的恶劣后果在20世纪充分体现出来。19世纪末，尼采叹言“上帝死了”（其中的一个含义是：高级宗教层面的文化崩溃了），[4]13920世纪上半时期，便迎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完全是少数民族国家极端自我膨胀的产物。当然，大战没有毁灭民族国家，相反却带来了更多的民族国家。如今，除南极洲外，地球的陆地表面已完全被国界分割。一方面，基于民族争端的局部战争从未间断；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强强联手，虽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却加速了对自然界的破坏。每个民族都迫不及待地争当强者，地球于是成了弱者！
中古时代高级宗教精神的衰落，使民族不再具有世界胸怀。民族国家行事的出发点不在于全人类，而在于自身。寄希望于国力的民族，极端敏感于外界的压力，迫切地证明自己，与之相应的文化理念便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文化理念的背后，隐含着某种民族的狭隘性，仿佛民族只有先强调自己，才能立足。而中国回族的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基点恰恰在于文化的世界性，一个民族首先得拥有包纳世界的胸怀，才能立足。在中古时代，具有世界属性的高级宗教占有统治地位，民族得以形成壮大；而如今，高级宗教衰落了，民族也变异了，所谓的“民族性”成了一种被叫嚣的东西，其实质是全球化的一种成熟形式。
结语
会说某种语言，或拥有某种相关民俗，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的本能，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只有创立或吸纳了某种高层次的文化，才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这依赖于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能真正彰显出人的勇气和智慧。说到勇气，它体现于对文化交融的应战。文化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对于具体时空中的人群，却无疑是一种挑战。说到智慧，它体现于基层文化向高层文化的升华，以及基层文化和高层文化的契合上。具体时空中的人群必须顺应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才能使自身的文化避免消解、得以升华，而不同基层文化升华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就回族而言，其形成的关键在于部分说汉语的人口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将汉语与伊斯兰教结合，是回族民众勇敢的选择，也是其智慧的集中体现。回族民众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这便是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民族性。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创立高层文化或吸纳具有世界属性的高层文化正是保持其民族个性的根本。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真正恢复高层文化的内在精神，才能消除文化个性所受到的威胁，仅仅强调基层文化，往往适得其反。
注 释：
①这六大宗教是援引汤因比的说法。笔者认为，广义上，“高级宗教”还至少包括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先秦儒家和道家与吠陀-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三者处于同一文化层面。汤因比也将孔子视作先知（Prophet），见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300-308页。
②赵林言：“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确立可以看作是文明体系成熟的标志，文明体系从此开始有了自己不可摧毁的精神根基和脊梁。”见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8月，第187页。
③本文中，中国内地指除新疆之外的中国其它地区，尤其针对汉文化主导的地区。
④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言：“穆斯林缺乏基督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第13页。
⑤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西欧的母神崇拜精神密切相关，而近代西欧母神崇拜与民族的自我膨胀相一致，是民族国家形成之本。但限于篇幅，本文对母 神问题不予讨论。
参考文献：
[1]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3]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尼采.快乐的科学[M].余鸿荣，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宇 辉]
关键词：世界；民族；中国回族；文化融合；高级宗教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41-03
在高扬全球化价值的今天，我们一提到“民族”，通常总是首先针对文化的个性来谈。殊不知，民族的个性归根到底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基点恰恰在于文化的普适性与世界性。可以说，现今所有民族的历史都能说明这点，而中国回族的形成尤其具有说服力。与中国其它少数民族相比，回族相对于汉族似无太多奇特之处，那么回族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认识文化的层次，并以此了解高级宗教对民族形成的巨大作用。
（一）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文化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不同的层次。文化最基本的层次是口语及相关民俗，当一群人彼此听懂话语，并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默认行为，他们便具有了相同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基层文化彼此碰撞，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融合，进入文化的中间层次，它通常以文字为标志。文字是持久的印迹，可书写多种口语及方言，它的产生意味着文化能跨越时空，“文明”便由此而生。不过，书面语只是语言中极小的部分，而且往往被社会精英垄断，这便导致口语及相关民俗传统不断丢失。鉴于精英和民众日益分离，在面对外族进攻时，早期文明往往难以承受，从而使文化进入由高级宗教整合的新层次。高级宗教基于文明的碰撞，按照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说法，其根本在于个人与“终极实在”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不是把信仰建立在少数精英所垄断的社会传统上。[1]300历史上，当最早的文明面临游牧骑兵的践踏时，高级宗教的时代便到来了。狭义地说，在旧大陆上，高级宗教主要指吠陀-婆罗门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①以及由它们派生出的各类具体宗教形式。在高级宗教的作用下，通过击溃代表小集体的精英，人类个体的魅力真正彰显。即便不识字的人，也可通过修炼而获得最高的精神境界。文化于是具有了“不死”的性质，②达到了高层次。
对民族而言，拥有高级宗教层面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必须具有某种“不死”的性质，才能够稳定存在。换言之，仅有较低层次的文化，难以形成稳定的民族，较低层次的文化必须找到高级宗教（或与高级宗教处于同等文化层面的伦理精神）的依托，才能真正彰显出民族性。在狭义的高级宗教中，吠陀-婆罗门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具有明显的民族属性，它们最终使其创立者形成稳定的民族；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具有明显的世界属性，因为它们更具传播性，能够使接受者形成稳定的民族。中国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后，与中国原有特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二）
笼统地讲，回族的形成基于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但确切地讲，回族形成的关键，乃在于结合了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伊斯兰教）与汉文化的基层（汉语口语）。无论伊斯兰文化，还是汉文化，在相互碰撞时，已经自成体系。伊斯兰文化的根在阿拉伯，阿拉伯语（口语）代表其基层；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的扩张，柏柏尔人、波斯人和突厥人逐渐纳入伊斯兰体系，他们接受了阿拉伯字母，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中层的传播范围；当然，最具传播性的，还是伊斯兰教本身，即便不说阿拉伯语、不写阿拉伯字母，也可以成为穆斯林，伊斯兰文化的高层由此而标示。同理，汉文化的基层可由汉语口语表征，其中层由汉字表征，至于其高层，则由以儒家、道家以及汉传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表征。那么，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与汉文化的基层是如何结合的呢？这取决于中古时期中国文明本身及中外交流的发展状况。
与佛教文化不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起先并不以传教为特色。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佛教经典为载体，而伊斯兰文化的载体则是穆斯林本身。从唐代到明代，穆斯林侨民和移民是中国伊斯兰文化之本，构成了中国内地③穆斯林民族之源。这些穆斯林或为阿拉伯人，或者深受阿拉伯语文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伊斯兰文化的三个层次是不可分的。唐宋时期，他们多为商侨，聚居于大城市，活动于交通线，并未深入农村，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尚未充分碰撞。而到了元代，穆斯林移民显著增多，他们深入城乡各地，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加剧，由此带来了两种文化不同层次的重组。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文化的高层，其颠覆性并不强，非阿拉伯人成为穆斯林，不必放弃自己的语文传统；同时，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的排他性也并不明显。④而另一方面，以儒家、道家以及汉传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亦颇具包容性。所以，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与汉文化的高层碰撞时，总体上可以相安无事。然而，基层文化的碰撞却有所不同。虽然元代外来穆斯林很多，但与说汉语的人口相比，便成少数。两种口语碰撞，人数少的一方劣势便很明显，大批中国穆斯林接受汉语口语，势在必然。待到元亡明兴，汉人重新掌权，朱元璋便对外来人口及后裔实行了汉化政策。[2]131-133需要指出的是，朱元璋只是禁止“胡语”、“胡俗”，并不排斥伊斯兰教。相反，他还首发敕建清真寺。[2]127结果造就出大批说汉语的穆斯林，从而催生了回族。
当然，汉语和伊斯兰教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众所周知，穆斯林无论身在何方，都要向麦加的方向礼拜，有条件的，还得朝觐麦加。虽然伊斯兰教颇具世界性，但它的根仍在阿拉伯。穆斯林不可能弃阿拉伯语文于不顾，伊斯兰文化的三个层次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的中层，即书面语的层次。虽然先知穆罕默德不是文豪，但伊斯兰文化却离不开《古兰经》和《圣训》。书面语有助于沟通文化的基层和高层，也有助于民族的成型。中国历史上，隋唐以前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如先秦时期的夷、狄、蛮诸族，汉晋时期的匈奴、鲜卑等族，这些民族在文化融合中逐渐消失，或分解、会聚成其它民族；隋唐以来，很多民族逐渐销声匿迹，则主要因为文字失传，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历史便是显例。对于回族的形成来讲，书面语十分重要。说汉语的人接受伊斯兰教，不能不熟悉阿拉伯字母；而伊斯兰教在汉语统治的地区获得皈依者，亦无法忽视汉字。熟悉阿拉伯字母，主要通过经堂教育；而汉字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于汉文译述活动中。熟悉了阿拉伯字母，也就可以熟悉其书写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熟悉了汉字，也就可以熟悉以儒家、道家和汉传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高层文化。通过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述活动，伊斯兰文化的基层（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文化的高层（以儒家、道家和汉传佛教为代表）消除了隔阂，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伊斯兰教）与汉文化的基层（汉语口语）由此进一步融通。在汉文译述活动后期，马德新（1791-1872）用汉文通译了《古兰经》，汉语成了伊斯兰教的载体，中国回族完全形成。
文字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独裁的工具，更是文化基层和高层的桥梁，这是高级宗教所整合的文明与早期文明的区别。穆罕默德不是文豪，却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可见文化基层与高层的融通并不总依赖文字，它只依赖个人与“终极实在”的关联。这种关联的根本是一种神秘主义。文字之所以重要，一定意义上在于它有助于人们把握这种神秘主义。伊斯兰教中，神秘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苏菲主义，它以实现人和真主合一为目的。对中国的苏菲主义而言，经堂教育是种子，汉文译述活动是花朵。[3]540而在文教相对落后的地区，苏菲主义的神秘要素可以直接彰显。其显例是中国内地穆斯林门宦的发展，它是苏菲主义在中国结出的果实。[3]540中国内地穆斯林门宦起于清初，主要在甘肃、青海和宁夏发展壮大，促进了回族和内地其它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可见，回族的形成是有历史契机的。在中古时代的中国，说汉语的人数量庞大，可以消化外来口语，但伊斯兰教总体上却未受到排斥。通过苏菲主义（无论是借助文字，还是借助门宦），伊斯兰教吸纳了大量说汉语的人口，由此形成了中国回族。
（三）
从回族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民族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是高级宗教吸纳人口的结果，民族的个性并不源自独特的口语及相关民俗，而是源自文化的基层和高层独特的结合方式。在中国，说汉语并不稀奇，但既说汉语，又信仰伊斯兰教，却能表现出一种民族的个性，这便是回族文化的个性所在。与佛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具有明显的世界属性。在中古时代，具有世界属性的高层文化与各种语言及民俗结合，形成各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而这些文化形态正是民族获得稳定个性的根本。今天的民族，真正的成型期是在中古时代，其个性正是基于高层文化世界属性的独特化。若没有高层文化的支撑，一种文化便会在文化交融中化解，难以凝聚成稳定的民族；而若有高层文化的支撑，即便似乎没有独特的口语及民俗，也可以凝聚成稳定的民族，回族的形成便是显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然而，今天的世界却流行一种相反的说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全球化的价值诉求所产生的认识，因为全球化有一种文化趋同的倾向，于是文化的个性便以民族为基点来重申自己。结果，全球化并没有获得对立面，而是获得了一种成熟的形式。其原因在于：民族往往通过强调基层文化来放大文化个性，高层文化的普适性与世界性被忽视了，民族获得了表面上的地位，却丧失了真正的基点。在今天的世界，各种口语及相关民俗依然存在，只是高级宗教（曾兴盛于中古时代）的精神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行的国际规则。
现行国际规则的主要创立者是近代西方人，其文化背景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源，皆可视为犹太教的子教，它们都是希腊化（Hellenism）的产物，并因希腊化而具有了世界属性。希腊化亦影响到佛教，也使其世界属性明显地体现出来。然而，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者却不太一样。佛教的民族性寓于世界性，因为佛教主要在原创地以外的地区（如东亚、中南半岛）生根，获得了各种版本；伊斯兰教的世界性则寓于民族性，因为麦加（伊斯兰教的原创地）一直为阿拉伯人控制，穆斯林虽然遍布世界，内心却从未远离麦加；只有基督教，它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当耶稣的追随者向非犹太人传授上帝信仰时，遭到了正统犹太教的排斥；而当基督教获得新的皈依者时，又进一步导致了文明的分裂。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和说拉丁语的基督徒，彼此不能容忍，东正教文明和天主教文明由此分野。在东正教世界，说斯拉夫语的皈依者成了希腊基督徒的继承者，当奥斯曼帝国（信仰伊斯兰教）占领拜占庭后，东正教文明的中心移到了俄罗斯（俄语属于斯拉夫语）；而在天主教世界，说日耳曼语的基督徒却成了拉丁教皇的反叛者，导致了16世纪的新教革命和17世纪新教集团和天主教集团的“三十年战争”。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诞生于西欧，正因为该地区的文化集中展现出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斗争。到16、17世纪，民族性获得了胜利。虽然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为教皇挽回了面子，但中古时代教皇的权威一去不复返了，拉丁文（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书面语）也逐渐成了一种死语言。统一天主教世界的崩溃，对西欧人来说，意味着高层文化的衰败，而民族采用了新的办法来凝聚自己，这便是形成近代民族国家（Nation）。民族国家正是实施现行国际规则的主体，它是民族维护自尊的产物，却也为民族的自我膨胀提供了最佳的载体。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边界意味着高层文化的碎裂，能跨越国界的只有两项东西：货币和科学技术。这两项东西，似乎可以取代一切中古时代的高层文化。结果，世界各种文化纷纷建立民族国家，货币和科学技术成了国际规则的根本，形成了现今全球化的社会基础。⑤
全球化虽是20世纪中期以来确立的概念，其起点却在16-17世纪的西方殖民时代；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我们通常以“全球经济一体化”来诠释全球化，殊不知，究其社会本性而言，全球化的根本乃在于现行国际规则对中古时代高层文化的取代。民族立足不再依赖高级宗教的独特版本，而是依赖国力，由此带来的恶劣后果在20世纪充分体现出来。19世纪末，尼采叹言“上帝死了”（其中的一个含义是：高级宗教层面的文化崩溃了），[4]13920世纪上半时期，便迎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完全是少数民族国家极端自我膨胀的产物。当然，大战没有毁灭民族国家，相反却带来了更多的民族国家。如今，除南极洲外，地球的陆地表面已完全被国界分割。一方面，基于民族争端的局部战争从未间断；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强强联手，虽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却加速了对自然界的破坏。每个民族都迫不及待地争当强者，地球于是成了弱者！
中古时代高级宗教精神的衰落，使民族不再具有世界胸怀。民族国家行事的出发点不在于全人类，而在于自身。寄希望于国力的民族，极端敏感于外界的压力，迫切地证明自己，与之相应的文化理念便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文化理念的背后，隐含着某种民族的狭隘性，仿佛民族只有先强调自己，才能立足。而中国回族的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基点恰恰在于文化的世界性，一个民族首先得拥有包纳世界的胸怀，才能立足。在中古时代，具有世界属性的高级宗教占有统治地位，民族得以形成壮大；而如今，高级宗教衰落了，民族也变异了，所谓的“民族性”成了一种被叫嚣的东西，其实质是全球化的一种成熟形式。
结语
会说某种语言，或拥有某种相关民俗，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的本能，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只有创立或吸纳了某种高层次的文化，才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这依赖于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能真正彰显出人的勇气和智慧。说到勇气，它体现于对文化交融的应战。文化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对于具体时空中的人群，却无疑是一种挑战。说到智慧，它体现于基层文化向高层文化的升华，以及基层文化和高层文化的契合上。具体时空中的人群必须顺应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才能使自身的文化避免消解、得以升华，而不同基层文化升华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就回族而言，其形成的关键在于部分说汉语的人口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将汉语与伊斯兰教结合，是回族民众勇敢的选择，也是其智慧的集中体现。回族民众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这便是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民族性。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创立高层文化或吸纳具有世界属性的高层文化正是保持其民族个性的根本。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真正恢复高层文化的内在精神，才能消除文化个性所受到的威胁，仅仅强调基层文化，往往适得其反。
注 释：
①这六大宗教是援引汤因比的说法。笔者认为，广义上，“高级宗教”还至少包括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先秦儒家和道家与吠陀-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三者处于同一文化层面。汤因比也将孔子视作先知（Prophet），见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300-308页。
②赵林言：“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确立可以看作是文明体系成熟的标志，文明体系从此开始有了自己不可摧毁的精神根基和脊梁。”见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8月，第187页。
③本文中，中国内地指除新疆之外的中国其它地区，尤其针对汉文化主导的地区。
④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言：“穆斯林缺乏基督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第13页。
⑤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西欧的母神崇拜精神密切相关，而近代西欧母神崇拜与民族的自我膨胀相一致，是民族国家形成之本。但限于篇幅，本文对母 神问题不予讨论。
参考文献：
[1]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3]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尼采.快乐的科学[M].余鸿荣，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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