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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种业；科技创新；体制创新
种子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是现代农业的核心“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为中国经济把脉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首次提到必须解决种子问题。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种业发展的成就，也折射了现代种业发展的艰难与无奈。中国在以世界7%的可耕地面积养活20%的人口之后，要实现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人民未来的高质量生活打下坚实稳靠的根基，必须改革发展体制，创新发展机制，依靠现代科技和作业方法，从种业源头上夯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央每年一号文件都是以如何加强农业农村发展为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长年一贯的坚持，2020年人均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长了1.04倍。
目前，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是基本一致的。如表2和图1，在粮食产量增长的背后，种业的发展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缩影。
以“生物技术 信息化”为特征的种业高新技术掌握程度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国内尚没有集生物技术、智能化、数字化以及信息化技术为一体的大型種业企业，无法与世界种业巨头相匹敌，基于生物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积累不足。种子研究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在种业工业化发展历程中，起步晚、规模小、投入不足，种业发展主要为了满足人民生活从无到有、从饥到饱的生存需要，国家和社会以及相关市场主体重技术应用、轻基础研究的“拿来主义”思想，广大种业科技工作者普遍偏向于立竿见影的技术应用研究，不仅是在诸如生物学基因特别是区域性原种研究等原理性、基础性研究领域普遍滞后，在基于基因修饰技术的定向改良育种等高级别应用技术领域也落后于先进国家。
上述相关学科人才培养滞后。国家在人才培养导向和科研导向上虽然年年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业领域人才培养，但是在学科规划和科研规划方面落实不到位，教育和科研机制不适应种业长远发展要求，大学以及相关科研院所的种业研究人才留不住人、沉不住气，自然出不了成果。
市场主体发育仍然相对迟缓，种子市场集中度较低，种业市场主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进入21世纪，国际种业市场寡头垄断加剧。美国陶氏化学和杜邦宣布达成平等合并协议（2015），拜耳收购孟山都（2016），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2016），表明以种子与农化巨头强强联合为特征的金融导向越来越明显，从种业内并购向行业间整合转变，国际种子企业巨头的全球布局呈现快速扩张趋势。而在国内，各个市场主体仍在群雄混战，主要科研主体存在多多少少的山头主义思想，种业资源整合仍然比较艰难，在行业间整合资源的探索还刚刚开始。2017年，中国种业企业3293家，进入世界种业销售额前10名企业中，仅有隆平高科（排名第9）一家本土企业。多数种业企业仍然规模较小、研发能力弱，如图2所示，我国种业行业集中度CR50才60%，与美国CR3的集中程度相近。
国家对于种业市场的关系管理尚待理顺。一是对于原创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力度不够，必须加大对于侵犯原创性、基础性研究成果的打击力度。二是对于引导市场主体开展原创性、基础性研究的力度不够。三是国家在如何既要鼓励各个种业主体之间正面有序竞争，尚需出台细化政策和法律，要从法律和机制上保护各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四是对于种业创新评价机制尚须完善，加大打击虚假研究成果。
3.1 进一步完善国家顶层设计
一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确保“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定位，全方位实施国家种子安全战略。二是建立国家种业发展长远性发展规划。确保国家财政资金在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研究领域的稳定持续投入。从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一批种业创新基础性研究机构。三是进行机制改革。优化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真正落实权益比例改革、良种联合攻关、品种绿色通道等政策，加大支持力度，鼓励科研单位在国家规划指导下长期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从国家战略层面建立行业间种业资源集聚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向种业融合。构建规划性种业评价机制，引导各类资源进行种业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投资。四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聚焦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和研究，进行长期稳定投入。五是优化相关产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让从事基础性、原创性研究的人才留得住、有动力、出成果。
3.2 建立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配套法律实施细则
一是要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进一步完善推动种业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落地。二是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种业资源开发利用，提升市场主体的种业竞争力。三是要加快构建国家现代种业体系，推进种子研发、培育、检验评价、应用推广等种业发展各产业链的现代化。
3.3 引导各类资源集聚，打造种业现代“航空母舰”
在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资金、技术、人才、土地、信息等市场要素向优质市场主体间集聚，打造少数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种业世界头部企业，以市场手段把种业的命脉把控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中国种业的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随着国家“三农”政策持续稳定实施，制度优越性越来越得到彰显。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不断探索种业领域的“放管服”改革路径，推进种业发展体制和机制创新，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进步，种业的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才能得到可靠保障。
种子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是现代农业的核心“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为中国经济把脉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首次提到必须解决种子问题。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种业发展的成就，也折射了现代种业发展的艰难与无奈。中国在以世界7%的可耕地面积养活20%的人口之后，要实现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人民未来的高质量生活打下坚实稳靠的根基，必须改革发展体制，创新发展机制，依靠现代科技和作业方法，从种业源头上夯实基础。
1 我国粮食种业的发展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央每年一号文件都是以如何加强农业农村发展为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长年一贯的坚持，2020年人均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长了1.04倍。
目前，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是基本一致的。如表2和图1，在粮食产量增长的背后，种业的发展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缩影。
2 我国种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生物技术 信息化”为特征的种业高新技术掌握程度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国内尚没有集生物技术、智能化、数字化以及信息化技术为一体的大型種业企业，无法与世界种业巨头相匹敌，基于生物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积累不足。种子研究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在种业工业化发展历程中，起步晚、规模小、投入不足，种业发展主要为了满足人民生活从无到有、从饥到饱的生存需要，国家和社会以及相关市场主体重技术应用、轻基础研究的“拿来主义”思想，广大种业科技工作者普遍偏向于立竿见影的技术应用研究，不仅是在诸如生物学基因特别是区域性原种研究等原理性、基础性研究领域普遍滞后，在基于基因修饰技术的定向改良育种等高级别应用技术领域也落后于先进国家。
上述相关学科人才培养滞后。国家在人才培养导向和科研导向上虽然年年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业领域人才培养，但是在学科规划和科研规划方面落实不到位，教育和科研机制不适应种业长远发展要求，大学以及相关科研院所的种业研究人才留不住人、沉不住气，自然出不了成果。
市场主体发育仍然相对迟缓，种子市场集中度较低，种业市场主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进入21世纪，国际种业市场寡头垄断加剧。美国陶氏化学和杜邦宣布达成平等合并协议（2015），拜耳收购孟山都（2016），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2016），表明以种子与农化巨头强强联合为特征的金融导向越来越明显，从种业内并购向行业间整合转变，国际种子企业巨头的全球布局呈现快速扩张趋势。而在国内，各个市场主体仍在群雄混战，主要科研主体存在多多少少的山头主义思想，种业资源整合仍然比较艰难，在行业间整合资源的探索还刚刚开始。2017年，中国种业企业3293家，进入世界种业销售额前10名企业中，仅有隆平高科（排名第9）一家本土企业。多数种业企业仍然规模较小、研发能力弱，如图2所示，我国种业行业集中度CR50才60%，与美国CR3的集中程度相近。
国家对于种业市场的关系管理尚待理顺。一是对于原创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力度不够，必须加大对于侵犯原创性、基础性研究成果的打击力度。二是对于引导市场主体开展原创性、基础性研究的力度不够。三是国家在如何既要鼓励各个种业主体之间正面有序竞争，尚需出台细化政策和法律，要从法律和机制上保护各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四是对于种业创新评价机制尚须完善，加大打击虚假研究成果。
3 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思考
3.1 进一步完善国家顶层设计
一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确保“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定位，全方位实施国家种子安全战略。二是建立国家种业发展长远性发展规划。确保国家财政资金在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研究领域的稳定持续投入。从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一批种业创新基础性研究机构。三是进行机制改革。优化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真正落实权益比例改革、良种联合攻关、品种绿色通道等政策，加大支持力度，鼓励科研单位在国家规划指导下长期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从国家战略层面建立行业间种业资源集聚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向种业融合。构建规划性种业评价机制，引导各类资源进行种业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投资。四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聚焦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和研究，进行长期稳定投入。五是优化相关产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让从事基础性、原创性研究的人才留得住、有动力、出成果。
3.2 建立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配套法律实施细则
一是要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进一步完善推动种业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落地。二是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种业资源开发利用，提升市场主体的种业竞争力。三是要加快构建国家现代种业体系，推进种子研发、培育、检验评价、应用推广等种业发展各产业链的现代化。
3.3 引导各类资源集聚，打造种业现代“航空母舰”
在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资金、技术、人才、土地、信息等市场要素向优质市场主体间集聚，打造少数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种业世界头部企业，以市场手段把种业的命脉把控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中国种业的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随着国家“三农”政策持续稳定实施，制度优越性越来越得到彰显。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不断探索种业领域的“放管服”改革路径，推进种业发展体制和机制创新，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进步，种业的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才能得到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