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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往往避不开对现实本身的剖析，以及剖析背后潜在的某些批判和讽刺，这似乎是写作或者艺术创作中业已形成的路径，那么，在今天的写作语境中，用质朴的方式描摹或再现日常生活、叙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呈现普通人的精神状态而不做隐晦的剖析和批判，是否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写作伦理呢？这是我读完颜珂小说之后的疑问，也是对今年新冠肺炎引發的全国疫情中日常叙事频繁出现且意义独特的反思。颜珂的小说《老梁》讲述的是“我”与梁姓理发师之间的理发日常，只是这两位男子十多年的交往也仅限于理发，全然是平铺开来的情节延展，故事的推进则是围绕十多年的时间序列的变化展开。《山上有座庙》中村民蒋兴堂带一位不知从何处来的和尚去了半山腰的破旧庙子，待庙子焕然一新时和尚又去向不明，中间穿插蒋兴堂不太顺意的生活经历。这两篇小说都是对生活本身的关注、记录与思考，平淡缓慢的叙述应该源于作者对现实的尊重和自我的敞开，她的小说中我读不到语言的自我繁殖，也看不到九曲回肠般的情节设置，人物都是萍水相逢没有交错的情重义深，却有一种在场的内敛效力，用一种温和的缠绕将个体的折皱收藏在平凡生活的玄机之中。
小说《老梁》中的主人公老梁并不是年龄意义上的老，而是作为理发师的身份或者资格年头已长。随着理发馆几次被新的老板接手，门头几次更新，作为理发师的他虽未改姓却几易其“名”，从小梁变成大卫再变成老梁，从一般助手成为三号发型师再成为首席发型师，一位城市打工者的十年光阴就在这职业和工种的固定及称呼的流转变化中被消磨，其间“我”和老梁一直保持着微妙且仅停留在理发的主顾关系，“我”甚至不知道每次为自己提供理发服务的“老梁”真实名字叫什么，直到“我”去东山村搞帮扶才知道老梁名叫国富。虽然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了，也慢慢知道了他的家境及个人情况，但这并没有拉近“我”和老梁之间的关系，相反作为干部的“我”对老梁多了一层防备和躲闪，即使是在他低谷时期拉“我”入伙投资理发店，“我”也是爱莫能助的无奈表现。
综观小说全篇，其内部并不构成情节序列、人物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是就在这种平铺直叙中作者于“我”和老梁之间安排了一个视同、认同、观察的关系。两位成年男子的交集在理发馆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建立，作为消费者的“我”和作为服务者的老梁之间先天不存在对等关系，因此在十多年的理发交往中他们的关系并没有相互贴近，仅限于知人知面的熟人交往，这似乎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惯常面向，作者也仅是将其作为可理解的常态来处理，并没有浓墨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形象的塑造，这样的处理看似缺少情节推进中的动力，其实是对现实学的挪位与补充，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进入深入思考和反思之前，不都是看上去连贯有序的正常表象吗？因此，颜珂在自己的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把一切发生当做日常现象进行描述。在普遍的意义上，日常现象是先于个体而发生的，作为结果个体完成并构成现象本身。理发馆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是景观世界中时代变迁的缩影，透露着世界现象中人与事物的变化。恰如“我”的发型所折射的个体的心态变化和身份变化，以及老梁在十多年间体态样貌的变化，皆是微缩在理发馆中作为社会现实本身的日常，“我”是种种日常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这样的双重身份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个体对现实本身的体认。当然，单独从“我”的视角出发很难完成客观的描述，因此在小说的行进中“我”和老梁建立的偶然的任意的组合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必然关系。
小说中这种必然出现在“我”去基层工作后知道梁国富就是“老梁”，其间“我”的干部身份取代了消费者身份，老梁的农民身份取代了打工者身份，其实也是双方不同身份在同一个空间中的转换和重叠。通过这种转换与重叠，颜珂在小说中构建了一种个体性和典型性，其个体性在于老梁作为理发师心怀独自开店挣大钱的现实理想，为了娶媳妇搁浅了开店计划，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能够合伙开店时尕苦脸已为他人妻，所以，对老梁来说美好生活是一个难以得手的怪物。其典型性在于，我们周围有成百上千个仅存在日常交集的“老梁们”，因此老梁的打工历程是人们行为中的某种实用性问题，无数的人在生活中被取消主体性，小说中的理发馆就是一个取消主体个性而讲求实效的地方，“我”是老梁无数顾客中的一种之一，老梁是“我”御用的理发师， 但我们都是平面化的符号化的存在。小说也专门塑造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尕苦脸”，从这个略带贬义的称呼中我们就能解读到她的不顺心不如意以及主体性的被取消。她和老梁的婚姻关系建立在缺失和妥协之中，所以她多年的坚持和反抗最终在现实面前溃败不堪，老梁努力完成的心愿迟于尕苦脸坚守的限度。而他们婚姻关系的破裂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所奋力追求的东西是我们覆灭的宿命。
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偶然性和必然性会给个体带来双重约束，这种约束作为一种叙述的手段在《老梁》中是小说真正的决定因素，在《山上有座庙》中也发挥着同样的效力。蒋兴堂带着找上门来的和尚去庙子里安顿打扫的时候并不打问和尚的底细，这个背景预设了和尚最终会不知去向何处，但这似乎是蒋兴堂一贯的生活做派，不管是与女儿母亲相识的时候还是在工地上受伤的时候，他从来不多问不多说，只管独自默默承受。从形象自身看，蒋兴堂承受着人性的限度，女儿蒋静始终抚慰着生活带给他的伤痕，他设置的自我人性当中等待和宽容是一种行为功能和价值化表现，所以，他企盼王晓云能够回到他身边，他坦然接受谋求生活时发生的意外。我们可以看到，蒋兴堂是现实处境中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完成某种观念的人，而和尚却先天持有某种观念，依靠这种观念完成一系列行动的人。和尚每天念经之外就是为关帝爷重塑金身，蒋兴堂每天照顾女儿然后去庙子里看和尚，所以在形象层面，蒋兴堂与和尚实际上是互补的，有趣的是，和尚离开之后蒋兴堂也穿上了和尚的衣服，其中的深意值得细究。
我们的现实世界生活在物质的画面里得到展示，《山上有座庙》开篇就描写了庙子周围的环境，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是蒋兴堂的生活现象，也是他的家族和村庄在当下的物质结果。蒋兴堂无法想象家族鼎盛时期的辉煌，也无法憧憬未来生活可能存在的美好，他只能站在半山腰看着自己的家想着自己的过往，虽然也是五味杂陈但也只能接受如此现状。和尚的到来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些许的不平静，众人在小小风波之后慢慢接受了和尚的加入。和尚的出现似乎激活了整个村庄，山路修起来了，农家乐办起来了，村里的人多了，村民的经济条件也改善了，这些变化与和尚没有直接关系但好像也脱不了关系，因为所有的变化似乎都是由和尚撬动的，事实的确如此吗？其实，和尚在小说中扮演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角色，他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作者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用和尚这个符号在小说中构筑了一种人与事态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不管是和尚自己还是蒋兴堂还是蒋静作为主体形象都是受到了某种伤害，这种伤害来自人性在不同维度下对各种主体的挤压，小说中这种挤压来自村主任，而村主任的心理是被异化和深度撕裂，也由此在叙述中营造出哀莫大于心死的效果。
蒋兴堂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被作者用图像标志的形式刻画出来，譬如女儿干净的衣物，别人询问后的憨憨一笑，均是蒋兴堂内在习性品格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的背后是每一个人生活都需要的理据性，很多时候生活的理据性是个人行为交互关系的产物，可是蒋兴堂是不会去寻找承受生活责难的理性依据的，小说中他的人性限度被村主任送上的一身和尚服所击垮，所以他走进了和尚的影子，把自己放置在对环境的全部顺从之中，而这种顺从又何尝不是对自我的保护呢？
颜珂小说中的蒋兴堂、老梁、和尚，包括“我”都是没有太强物质能力的人，那么在消费时代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的物质处境时常会成为人生处境和选择，甚至会因某些偶然因素的介入而成为宿命式的命运观念。可见，哪怕是极为平凡的日常生活、极为细小的细节都会在某种限度之内成为构筑个体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关键因素。日常生活不仅关联着外在的世界形体，也组织着个体的认知与情感，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忽视极为普遍的日常发生。那么，当生活本身被作为小说的动力结构时，颜珂的叙述中一切都被安排得合情合理，她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意向性的认同，这种认同背后是她自身的温润与明朗，她似乎不喜欢也不习惯将尖锐、阴冷纳入写作，也不持有类似的严苛与固执，她用时间构建的连续性叙述着生活中能够观察到的是细微与真实。
作者简介：邦吉梅朵，本名祁发慧，文艺学博士，目前就职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偶有诗文发表。
本栏目责任编辑 龙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