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汉语词汇传承至中世的日本后，许多词汇的内涵和用例都发生了不同于母体国的变异。如日僧策彦周良所撰的日记《初渡集》中“东坡”、“丁丁”、“庐陵”、“烟景”、“一指”及“买臣”等词语虽皆源自中国，但已明显有别于我国同时期的用法，词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新思想、新文化输入之结果；二是某些词汇一旦离开母体，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原来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信息易被摒弃或替换，常会通过表象或直觉赋以新意而作他用，这也正是域外汉语词汇的一种异于母体的传承与创新模式。
［关键词］ 汉语词汇； 域外传承； 东坡； 丁丁； 庐陵； 烟景； 一指； 买臣； 《初渡集》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Words Overseas: A Case Study on Sakugen Shūryōs Work Syotosyū in Medieval Japan
Chen Xiaofa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Cultur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Medieval era,some new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were introduced to Japan.However,the majority of them changed their connotations in the new context.This is manifested in Syotosyū (初渡集),the diary of a Japanese monk Sakugen Shūryō (策彦周良) while he was traveling in Ming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as an tributary envoy of Japanese Court.Although words like ″dongpo（东坡）″,″dingding（丁丁）″,″lulling （庐陵）″,″yanjing（烟景）″,″yizhi（一指）″ and ″maichen（买臣）″ in Syotosyū all originated from Ming China,they greatly changed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in Medieval Japan.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changes.Firstly,the Japanese intelligentsia brought new understandings to the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Secondly,the origi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was abandoned or replaced in a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by new images and intuition.This is a new model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words overseas.
Key words： Chinese words； inheritance； dongpo; dingding; luling; yanjing; yizhi； maichen; Syotosyū
一
思想表达离不开语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之形成与传承离不开文字，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也首先表现于其文字。因此，若要研究我国语言文字应用中的问题，有一类特殊人群不容忽视，那就是常说的与我们同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境外群体。具体来讲，是指日本、朝鲜和越南等曾经或一直在使用汉字的亚洲国家。研究汉语词汇在这些国家中的传承与创新，应是我国语言文字应用课题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在这些与汉语词汇有着不解之缘的域外地区中，朝鲜、越南因各种原因汉字已经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日本可谓一枝独秀，从古至今，汉语词汇始终与其文明的发展结伴同行。因此，从对中国文化进行自我认识的立场而言，汉语词汇在日本的传承与演变至少是中国文化之国际影响力的一种对象化呈示。
由于中世的日本文化是奠定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基础和源头，而禅僧又是中世日本文化火炬的主要传递手，所以本文选定日本室町时代的禅僧策彦周良撰写的汉文日记《初渡集》为研究对象，探讨汉语词汇在域外的传承与创新模式。虽难逃管窥蠡测之嫌，但若有抛砖之用，笔者将荣幸之至。
2011年10月陈小法: 汉语词汇在域外的传承与创新——以中世日僧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例
2011年10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初渡集》是日僧策彦周良首次来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时撰写的一部日记。起自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一日，终于嘉靖二十年（1541）十月二十六日，横跨三年多时间，字数接近十六万，是一部由境外人士撰写的、有助于了解嘉靖时期明朝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初渡集》虽基本用汉文写成，但中日文体混用、和制汉语俯拾皆是，“同形异心”之词屡屡可见。因而整篇日记显得晦涩难懂，对正确理解文意带来了诸多不便。鉴于此，下文以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词汇为例逐一考证，以便解明汉语词汇在中世日本发生变异的特点和原因。
二
（一） 东坡
“东坡”一词在我国除特指宋朝文豪苏轼外，一般没有歧义。但在《初渡集》中，竟有如下用例：
(1) 嘉靖十七年（1538）霜月六日： 待正使新篁和尚，诱以瓶花，大光、椿叟、玉云、吉治、钓云以下光伴。正使惠予以东坡十斤，恕公惠以酒一瓶。［1］163-164
(2) 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十二日： （前略）大光遣平五郎赐米并东坡等。实际[注：实际寺，禅寺位于丰前（今福冈县东部）。此处指实际寺的某僧，其名不详，充任本次遣明使的从僧。]携千若[注：千若为人名，可能是实际寺的小沙弥。]来。矢田备前守[注：矢田，人名；备前守即备前（今冈山县）守护。]惠柴。阿弥陀寺来临，携茶二十袋。［1］252
(3) 嘉靖二十年七月十五日： 快晴。早旦正使致使惠东坡三器、庐陵一袋。［1］253
(4) 嘉靖二十年七月晦日： ……少焉，西岭竺侍者来贺。又携才伯赠物之数目： 米一俵五斗、东坡三升、买臣二担……［1］254
史料1中提到的新篁和尚即日本博多新篁院的湖心硕鼎（1481—1564）。策彦第一次入明时任遣明副使，而湖心硕鼎任正使。后面提及的大光、椿叟、玉云、吉治、钓云皆为本次遣明使团成员。而恕公即“仁叔崇恕”，是周防（今山口县）守护大名大内氏手下有力幻住派禅僧，山口保寿寺以参周省的弟子，充任本次遣明使的从僧。史料4中的“西岭竺侍者”不详，大概为山口定林寺禅僧，而“才伯”者，日记别处又称“才伯盛公”或“才伯盛上司”，具体情况不明，只知也是山口某寺的一位高僧，与策彦有深交。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条史料中提及的“东坡”均乃赠送之物，并以“斤”、“器”、“升”等量词来计，显然与苏轼本人没有直接关系。
日本史料《花园遗臭录》中载： “尾浓间末酱(mi so)曰玉堂，盖五岳雅言称东坡。苏氏故苏音近酱(so)，俗作味噌。”[注：转引自野村常重《鹿苑日録雑話》，载《史学雑誌》1938年第４９编第7号，第76页。]大意是说，在日本尾张和美浓一带称“末醤”（味噌）为“玉堂”，而五山禅林雅称为“东坡”。因苏氏的“苏”其发音近似“酱”(SO)，故俗作“味噌”。因而，“东坡”指称“味噌”的最初由来虽不甚明了，但从上述史料可见，至迟在14世纪初的日本五山丛林已把“味噌”雅称为“东坡”了。此外，京都鹿苑院历代僧录的日记《鹿苑日录杂话》（记载时间为1487—1651年）中有“大豆、卤水，东坡之用意”［2］75（做“东坡”需备大豆、卤水）的记载。显然，此“东坡”也应指味噌。日本江户前期的俳句诗人安原贞室（1610—1673）在语言学著作《片言》中提到，把“味噌”称为“东坡”乃有一种“温馨贴身”［3］77之意。在安原看来，把物质生活的必需品“味噌”等同于精神生活的常备物“东坡”（精确地说应该是东坡之文），真是非常贴切，因为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苏轼之文在日本的流传之广可见一斑。而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狂歌大师大田南亩（1749—1823）在随笔《一话一言》中认为，因“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在日语中既可读“san•so”，亦可念“mi•so”，而“mi•so”的发音与“味噌”相同，因而“三苏”成了“味噌”的异称转引自野村常重《鹿苑日録雑話》，载《史学雑誌》1938年第４９编第7号，第76页。]。后因东坡在三苏中最为著名，所以渐以“东坡”兼言“三苏”而直指“味噌”了。日本现代国语词典《广辞苑》“东坡”词条的解释中也说：“因苏轼与其父苏洵及弟苏辙并称三苏，三苏可读mi•so，与味噌发音相同，故成了味噌的异称。”［4］1819原来应该是特殊领域、特殊群体的用语，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人皆知的普通词汇了。
（二） 庐陵、丁丁
“庐陵”一词在《初渡集》的用例上文已提及，即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条的“正使致使惠东坡三器、庐陵一袋”。
文中的“庐陵”亦是日本禅门之语，指大米。典出我国的禅宗公案“庐陵米价”。据宋僧道原纂辑的《景德传灯录》卷五载，某日，有僧问六祖慧能之法嗣青原行思禅师： “如何是佛法大意？”青原行思不假思索地答道： “庐陵米，作么价？”［5］12 众所周知，庐陵位于江西省，乃著名之良米产地。在此公案中，青原行思不针对僧所问之“佛法大意”作答，而另行提出“庐陵米价”，其意概谓佛法原本即是自己直接体悟之问题，既不宜向外驰求，更不应予以抽象化、观念化，为避免僧人产生此类抽象化、观念化之谬思，遂特意以十足表现实际生活意味之“庐陵米价”来显示“生活即事理”之佛法精神。久之，“庐陵米价”一语遂成为禅门中用以表示佛法不离实际生活之俗语。然传至东瀛，“庐陵”的本意发生了变化：撇去公案中深邃的寓意，只取其表面之意而成了大米的异称。
关于“丁丁”，我国主要有以下几个含义： 壮健貌；漫远貌；冰冷貌；象声词,原指伐木声；广泛用于形容漏声、檐马声、棋声等。而《初渡集》却见以下用例：“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二日： 移居于龙华[注：龙华，即日本博多龙华庵，在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五日离开博多之前，策彦在此生活了九个月左右。]，携以一束一本[注：一束一本为日本武士执政时期馈赠的礼物。杉原纸十帖（两百张）为一束，添之扇一把（本）。杉原纸是用楮制成的一种类似奉书的纸，薄且柔软。因主要产于镰仓时代播磨国（兵库县）的杉原村，所以称为杉原纸，日本自古用于庆吊、目录等。一束一本的起源据说与圣一国师（720—798）有关。越过惊涛骇浪的东海，安全抵达博多的圣一国师，为感谢箱崎八幡宫神灵的保佑，特去参拜，但仅以身免的国师身边没有像样的供物，因此携上在中国求得的扇子一把，附上白纸一帖作为供物，这就是一束一本的起源。]。正使新篁和上见赠丁丁一俵。”［1］157如果先从结论说起，这里的“丁丁”是大米的代称。而“俵”原指稻草包，用于容积单位，装米之时，日本古代一般为2—5斗不等，近现代一俵重60公斤。
关于“丁丁”代指大米的由来，日本学者野村常重认为，它原是日本禅家之语，出自我国《诗经》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句。因“米”字由“八木”组成，而“八木”音近“伐木”，所以“丁丁”就成了“米”的代称 ［2］75。此解释看似有理，实则有些无厘头，经不起推敲。但这也许正是汉语词汇在域外发生变异或创新的模式之一。
（三） 买臣
上文已经提及的“嘉靖二十年七月晦日”条中才伯赠物的数目中，除米一俵五斗、东坡三升外，还有“买臣二担”。
此“买臣”原本应指我国西汉会稽吴人朱买臣(？—前115)。朱买臣，字翁子，家贫好学，以卖薪自给，妻羞之，改适他人，此即典故“买臣负薪”的由来。后买臣显贵，妇惭，自缢而死；买臣官至丞相长史，因与张汤相倾轧，遭诛杀。
在我国，“买臣负薪”指未遇时的贫苦生活。而东传日本后，显然与本意相去甚远。从前后文分析，它是“薪柴”的异称，亦即把买臣与薪柴直接等同了。这一变例与前文的“庐陵”实乃一个模式。
（四） 烟景、一指
“烟景”在我国主要有“春天的美景”和“云烟缭绕的景色”两个意思。而策彦日记中的用例显然与这两者无关，且看用例：
（1）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四日： 神屋寿祯[注：神屋寿祯为当时博多的豪商，曾邀请庆寿和宗丹（朝鲜人，一说此两人为中国人）用明朝的最新冶金技术“灰吹法”开发了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山。]设斋。盖统公上司[注：统公上司为博多圣福寺龙华庵主，也作“三正统公上司”。其道号“三正”乃建仁寺黄龙派禅僧常庵龙崇授予，后在北京的会同馆向湖心硕鼎求改道号，湖心硕鼎予以“一云”之号，所以又名“一云宗统”。充任本次遣明使的从僧，与石见银山的开发者神屋寿祯关系密切。参见伊藤幸司《中世後期の臨済宗幻住派と対外交流》，载《史学雑誌》1999年第180编第4号，第465-500页。]北堂之父春叟元仲三十三百忌辰也。新篁和上有烧香偈。一座见和之，予亦备其员[注： 备其员，日语“員に備わるのみ”的汉字表述，意为“凑个数”。]。打[注：，梵语谓施与为“”。]予烟景……［1］171
（2） 嘉靖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辰刻，就于东禅[注：东禅即东禅寺的仙甫祥鹤，与策彦同行赴明。]家里有百座棱严咒，正使和上已下赴之。施衬金[注：衬金，施舍给僧道的钱物。“衬”通“”，因梵语谓施与为“”，所以布施给僧道的金银衣物等叫做“衬金”或“钱”。]，正使及予烟景，余一指。［1］190
（3） 嘉靖十八年九月八日： 寅，池永宗巴
池永宗巴又称“仝宗巴”，堺（大阪湾东岸的著名贸易港口）人，贸易商，是堺自治组织“会合众”的成员之一。此外还可能擅长连歌和茶道。参见朝尾弘、仁木宏、栄原永遠男等《堺の歴史——都市自治の源流》，（東京）川書店1999年版，第92-93页。]设小斋，盖亡亲十三年讳也。日头宗永，一休书之。衬烟景。［1］199
（4） 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二十四日： 午时，吴通事[注：吴通事即吴荣，本次日本遣明使的翻译。]俾藏人[注：藏人即柳井藏人，大内氏家臣，充任土官助手。]赠烟景，盖为来廿六亡子吴霖周忌也。［1］224
上述史料1、3、4都提到策彦等人为世俗人家做法事而得到施与，施与之物为“烟景”。史料2提到在东禅家里诵经后得到施与，正使湖心硕鼎和副使策彦周良各得“烟景”，其余得“一指”。从史料本身可以发现，“烟景”和“一指”皆是衬金，那么，“烟景”到底指多少钱？
［关键词］ 汉语词汇； 域外传承； 东坡； 丁丁； 庐陵； 烟景； 一指； 买臣； 《初渡集》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Words Overseas: A Case Study on Sakugen Shūryōs Work Syotosyū in Medieval Japan
Chen Xiaofa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Cultur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Medieval era,some new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were introduced to Japan.However,the majority of them changed their connotations in the new context.This is manifested in Syotosyū (初渡集),the diary of a Japanese monk Sakugen Shūryō (策彦周良) while he was traveling in Ming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as an tributary envoy of Japanese Court.Although words like ″dongpo（东坡）″,″dingding（丁丁）″,″lulling （庐陵）″,″yanjing（烟景）″,″yizhi（一指）″ and ″maichen（买臣）″ in Syotosyū all originated from Ming China,they greatly changed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in Medieval Japan.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changes.Firstly,the Japanese intelligentsia brought new understandings to the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Secondly,the origi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was abandoned or replaced in a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by new images and intuition.This is a new model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words overseas.
Key words： Chinese words； inheritance； dongpo; dingding; luling; yanjing; yizhi； maichen; Syotosyū
一
思想表达离不开语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之形成与传承离不开文字，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也首先表现于其文字。因此，若要研究我国语言文字应用中的问题，有一类特殊人群不容忽视，那就是常说的与我们同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境外群体。具体来讲，是指日本、朝鲜和越南等曾经或一直在使用汉字的亚洲国家。研究汉语词汇在这些国家中的传承与创新，应是我国语言文字应用课题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在这些与汉语词汇有着不解之缘的域外地区中，朝鲜、越南因各种原因汉字已经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日本可谓一枝独秀，从古至今，汉语词汇始终与其文明的发展结伴同行。因此，从对中国文化进行自我认识的立场而言，汉语词汇在日本的传承与演变至少是中国文化之国际影响力的一种对象化呈示。
由于中世的日本文化是奠定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基础和源头，而禅僧又是中世日本文化火炬的主要传递手，所以本文选定日本室町时代的禅僧策彦周良撰写的汉文日记《初渡集》为研究对象，探讨汉语词汇在域外的传承与创新模式。虽难逃管窥蠡测之嫌，但若有抛砖之用，笔者将荣幸之至。
2011年10月陈小法: 汉语词汇在域外的传承与创新——以中世日僧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例
2011年10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初渡集》是日僧策彦周良首次来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时撰写的一部日记。起自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一日，终于嘉靖二十年（1541）十月二十六日，横跨三年多时间，字数接近十六万，是一部由境外人士撰写的、有助于了解嘉靖时期明朝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初渡集》虽基本用汉文写成，但中日文体混用、和制汉语俯拾皆是，“同形异心”之词屡屡可见。因而整篇日记显得晦涩难懂，对正确理解文意带来了诸多不便。鉴于此，下文以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词汇为例逐一考证，以便解明汉语词汇在中世日本发生变异的特点和原因。
二
（一） 东坡
“东坡”一词在我国除特指宋朝文豪苏轼外，一般没有歧义。但在《初渡集》中，竟有如下用例：
(1) 嘉靖十七年（1538）霜月六日： 待正使新篁和尚，诱以瓶花，大光、椿叟、玉云、吉治、钓云以下光伴。正使惠予以东坡十斤，恕公惠以酒一瓶。［1］163-164
(2) 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十二日： （前略）大光遣平五郎赐米并东坡等。实际[注：实际寺，禅寺位于丰前（今福冈县东部）。此处指实际寺的某僧，其名不详，充任本次遣明使的从僧。]携千若[注：千若为人名，可能是实际寺的小沙弥。]来。矢田备前守[注：矢田，人名；备前守即备前（今冈山县）守护。]惠柴。阿弥陀寺来临，携茶二十袋。［1］252
(3) 嘉靖二十年七月十五日： 快晴。早旦正使致使惠东坡三器、庐陵一袋。［1］253
(4) 嘉靖二十年七月晦日： ……少焉，西岭竺侍者来贺。又携才伯赠物之数目： 米一俵五斗、东坡三升、买臣二担……［1］254
史料1中提到的新篁和尚即日本博多新篁院的湖心硕鼎（1481—1564）。策彦第一次入明时任遣明副使，而湖心硕鼎任正使。后面提及的大光、椿叟、玉云、吉治、钓云皆为本次遣明使团成员。而恕公即“仁叔崇恕”，是周防（今山口县）守护大名大内氏手下有力幻住派禅僧，山口保寿寺以参周省的弟子，充任本次遣明使的从僧。史料4中的“西岭竺侍者”不详，大概为山口定林寺禅僧，而“才伯”者，日记别处又称“才伯盛公”或“才伯盛上司”，具体情况不明，只知也是山口某寺的一位高僧，与策彦有深交。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条史料中提及的“东坡”均乃赠送之物，并以“斤”、“器”、“升”等量词来计，显然与苏轼本人没有直接关系。
日本史料《花园遗臭录》中载： “尾浓间末酱(mi so)曰玉堂，盖五岳雅言称东坡。苏氏故苏音近酱(so)，俗作味噌。”[注：转引自野村常重《鹿苑日録雑話》，载《史学雑誌》1938年第４９编第7号，第76页。]大意是说，在日本尾张和美浓一带称“末醤”（味噌）为“玉堂”，而五山禅林雅称为“东坡”。因苏氏的“苏”其发音近似“酱”(SO)，故俗作“味噌”。因而，“东坡”指称“味噌”的最初由来虽不甚明了，但从上述史料可见，至迟在14世纪初的日本五山丛林已把“味噌”雅称为“东坡”了。此外，京都鹿苑院历代僧录的日记《鹿苑日录杂话》（记载时间为1487—1651年）中有“大豆、卤水，东坡之用意”［2］75（做“东坡”需备大豆、卤水）的记载。显然，此“东坡”也应指味噌。日本江户前期的俳句诗人安原贞室（1610—1673）在语言学著作《片言》中提到，把“味噌”称为“东坡”乃有一种“温馨贴身”［3］77之意。在安原看来，把物质生活的必需品“味噌”等同于精神生活的常备物“东坡”（精确地说应该是东坡之文），真是非常贴切，因为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苏轼之文在日本的流传之广可见一斑。而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狂歌大师大田南亩（1749—1823）在随笔《一话一言》中认为，因“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在日语中既可读“san•so”，亦可念“mi•so”，而“mi•so”的发音与“味噌”相同，因而“三苏”成了“味噌”的异称转引自野村常重《鹿苑日録雑話》，载《史学雑誌》1938年第４９编第7号，第76页。]。后因东坡在三苏中最为著名，所以渐以“东坡”兼言“三苏”而直指“味噌”了。日本现代国语词典《广辞苑》“东坡”词条的解释中也说：“因苏轼与其父苏洵及弟苏辙并称三苏，三苏可读mi•so，与味噌发音相同，故成了味噌的异称。”［4］1819原来应该是特殊领域、特殊群体的用语，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人皆知的普通词汇了。
（二） 庐陵、丁丁
“庐陵”一词在《初渡集》的用例上文已提及，即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条的“正使致使惠东坡三器、庐陵一袋”。
文中的“庐陵”亦是日本禅门之语，指大米。典出我国的禅宗公案“庐陵米价”。据宋僧道原纂辑的《景德传灯录》卷五载，某日，有僧问六祖慧能之法嗣青原行思禅师： “如何是佛法大意？”青原行思不假思索地答道： “庐陵米，作么价？”［5］12 众所周知，庐陵位于江西省，乃著名之良米产地。在此公案中，青原行思不针对僧所问之“佛法大意”作答，而另行提出“庐陵米价”，其意概谓佛法原本即是自己直接体悟之问题，既不宜向外驰求，更不应予以抽象化、观念化，为避免僧人产生此类抽象化、观念化之谬思，遂特意以十足表现实际生活意味之“庐陵米价”来显示“生活即事理”之佛法精神。久之，“庐陵米价”一语遂成为禅门中用以表示佛法不离实际生活之俗语。然传至东瀛，“庐陵”的本意发生了变化：撇去公案中深邃的寓意，只取其表面之意而成了大米的异称。
关于“丁丁”，我国主要有以下几个含义： 壮健貌；漫远貌；冰冷貌；象声词,原指伐木声；广泛用于形容漏声、檐马声、棋声等。而《初渡集》却见以下用例：“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二日： 移居于龙华[注：龙华，即日本博多龙华庵，在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五日离开博多之前，策彦在此生活了九个月左右。]，携以一束一本[注：一束一本为日本武士执政时期馈赠的礼物。杉原纸十帖（两百张）为一束，添之扇一把（本）。杉原纸是用楮制成的一种类似奉书的纸，薄且柔软。因主要产于镰仓时代播磨国（兵库县）的杉原村，所以称为杉原纸，日本自古用于庆吊、目录等。一束一本的起源据说与圣一国师（720—798）有关。越过惊涛骇浪的东海，安全抵达博多的圣一国师，为感谢箱崎八幡宫神灵的保佑，特去参拜，但仅以身免的国师身边没有像样的供物，因此携上在中国求得的扇子一把，附上白纸一帖作为供物，这就是一束一本的起源。]。正使新篁和上见赠丁丁一俵。”［1］157如果先从结论说起，这里的“丁丁”是大米的代称。而“俵”原指稻草包，用于容积单位，装米之时，日本古代一般为2—5斗不等，近现代一俵重60公斤。
关于“丁丁”代指大米的由来，日本学者野村常重认为，它原是日本禅家之语，出自我国《诗经》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句。因“米”字由“八木”组成，而“八木”音近“伐木”，所以“丁丁”就成了“米”的代称 ［2］75。此解释看似有理，实则有些无厘头，经不起推敲。但这也许正是汉语词汇在域外发生变异或创新的模式之一。
（三） 买臣
上文已经提及的“嘉靖二十年七月晦日”条中才伯赠物的数目中，除米一俵五斗、东坡三升外，还有“买臣二担”。
此“买臣”原本应指我国西汉会稽吴人朱买臣(？—前115)。朱买臣，字翁子，家贫好学，以卖薪自给，妻羞之，改适他人，此即典故“买臣负薪”的由来。后买臣显贵，妇惭，自缢而死；买臣官至丞相长史，因与张汤相倾轧，遭诛杀。
在我国，“买臣负薪”指未遇时的贫苦生活。而东传日本后，显然与本意相去甚远。从前后文分析，它是“薪柴”的异称，亦即把买臣与薪柴直接等同了。这一变例与前文的“庐陵”实乃一个模式。
（四） 烟景、一指
“烟景”在我国主要有“春天的美景”和“云烟缭绕的景色”两个意思。而策彦日记中的用例显然与这两者无关，且看用例：
（1）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四日： 神屋寿祯[注：神屋寿祯为当时博多的豪商，曾邀请庆寿和宗丹（朝鲜人，一说此两人为中国人）用明朝的最新冶金技术“灰吹法”开发了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山。]设斋。盖统公上司[注：统公上司为博多圣福寺龙华庵主，也作“三正统公上司”。其道号“三正”乃建仁寺黄龙派禅僧常庵龙崇授予，后在北京的会同馆向湖心硕鼎求改道号，湖心硕鼎予以“一云”之号，所以又名“一云宗统”。充任本次遣明使的从僧，与石见银山的开发者神屋寿祯关系密切。参见伊藤幸司《中世後期の臨済宗幻住派と対外交流》，载《史学雑誌》1999年第180编第4号，第465-500页。]北堂之父春叟元仲三十三百忌辰也。新篁和上有烧香偈。一座见和之，予亦备其员[注： 备其员，日语“員に備わるのみ”的汉字表述，意为“凑个数”。]。打[注：，梵语谓施与为“”。]予烟景……［1］171
（2） 嘉靖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辰刻，就于东禅[注：东禅即东禅寺的仙甫祥鹤，与策彦同行赴明。]家里有百座棱严咒，正使和上已下赴之。施衬金[注：衬金，施舍给僧道的钱物。“衬”通“”，因梵语谓施与为“”，所以布施给僧道的金银衣物等叫做“衬金”或“钱”。]，正使及予烟景，余一指。［1］190
（3） 嘉靖十八年九月八日： 寅，池永宗巴
池永宗巴又称“仝宗巴”，堺（大阪湾东岸的著名贸易港口）人，贸易商，是堺自治组织“会合众”的成员之一。此外还可能擅长连歌和茶道。参见朝尾弘、仁木宏、栄原永遠男等《堺の歴史——都市自治の源流》，（東京）川書店1999年版，第92-93页。]设小斋，盖亡亲十三年讳也。日头宗永，一休书之。衬烟景。［1］199
（4） 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二十四日： 午时，吴通事[注：吴通事即吴荣，本次日本遣明使的翻译。]俾藏人[注：藏人即柳井藏人，大内氏家臣，充任土官助手。]赠烟景，盖为来廿六亡子吴霖周忌也。［1］224
上述史料1、3、4都提到策彦等人为世俗人家做法事而得到施与，施与之物为“烟景”。史料2提到在东禅家里诵经后得到施与，正使湖心硕鼎和副使策彦周良各得“烟景”，其余得“一指”。从史料本身可以发现，“烟景”和“一指”皆是衬金，那么，“烟景”到底指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