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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留成曾调侃：“咱算啥？咱是乱葬岗上的山药，人参不是人参、树根不是树根。”
少年逆境奋发
1949年，迫于生计的母亲怀着身孕带着卫留成和姐姐离开了河南省上蔡县县城南片的家，投奔姥姥，来到河南省泌阳县羊册镇古城村落户。后来母亲与人称“一把刀子”(理发手艺好)的该村一位王姓剃头匠结婚。
卫留成在古城的新家也很穷，父亲挑一个剃头挑子，在街上给人理发，一次收五分钱，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而父亲喜欢喝酒，有时一天挣的钱还不够喝酒的。因此，家里经济依然困难。因为是外来户，他还常常受其他孩子的欺负。
尽管生活很艰苦，但这没有阻挡卫留成学习上的勤奋和刻苦。在村小学时，即使天阴下雨其他学生不上学他也坚持上学。他的表现赢得老师周敬民的喜欢，在遇到刮风和下雨时，老师亲自接送他上下学。
1960年在阳台上初中时，离家有4公里，卫留成住在学校，周末不回家，坚持在校学习补课。父亲和姐姐輪换给他送红薯、地瓜干，但其间由于粮食的匮乏，他曾多次饿晕。“他初中高中都是学生会主席，我不如他。”同学孙富生谈到卫早年的艰辛与发奋时说，“他把人家抽剩的香烟盒拆开积攒成一迭后用针线缝上，当笔记本用。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他吃的是红薯粉煮的稀饭，两个班90多名学生，因饥饿只剩10多人坚持学习，其中就有他。后来，他是全校1962年考上泌阳县高中的仅有的5个人之一。”
那时，县城离古城村70华里，长途汽车票是六毛五分钱，相当于学校一周的菜钱。因此，汽车无论如何是坐不起的。卫留成每月仅回一次家。由于是农村户口，没有商品粮供应，他常常要挑几十斤的粮食回校，一大早走直到天快黑才到。在遥远艰辛的路途中，他渴盼能够搭上沿途顺路的马车歇歇脚，但是即使“喊了一箩筐赶车的大伯”，人家都不一定捎带他。姐姐去县城给他送吃的也是靠双腿长途跋涉。一次，姐姐带着一袋地瓜干搭汽车给他送去，半道却被司机赶下车，最后姐姐一路哭着走到县城。
卫的几位高中同学都称卫富有包容心。一次他们外出，想搭乘马车，就请车夫吃西瓜，可车夫吃完就驱车而去，扔下他们不管；这时，众人气得直骂，唯独他不吭声。高考时，泌阳县不设考区，他们要去唐河县考区考试。搭乘马车途中，同学刘德法带的墨水瓶漏水，把卫留成的新白布褂子染黑了，这在当时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可他却毫不介意地说没事。
患难爱情
1965年，卫留成考上大学，但其父希望他留在农村干活挣工分。这时，母亲与父亲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不管卫留成是你亲生的还是养的，你都是父亲，这是他的前途，你决定吧！”
继父终于决定让卫留成赶赴京城深造，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头47斤的半大猪卖掉，获款27元。随后，继父对他说，“我只有这么多钱了，你都拿去。”
上大学后，卫留成每月获得18.5元助学金(按家庭经济情况，最高19.5元)，生活费是够了，但零花钱却没有。在北京他不敢逛街，周末总是借故婉拒同学邀请。
1966年，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在那个几乎整个民族都发狂的时代，卫留成却淡然面对。曾当过他们一年班主任的洪有秘老师回忆说：“他是团总支书记，很早就入党了，但‘文革’期间对派性活动不积极，虽然那时经常开会，可他一般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并且那时就注重学英语，用毛主席著作英文版来学习。”
同学徐麦红——来自西子湖畔的姑娘，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中学老师，心地十分善良，慢慢看出卫留成不去游玩的原因，便主动关心他。为缓解他经济上的拮据，每月“赞助”他5元钱零花——当然，首先是卫留成逆境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打动了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美女，于是，两人的关系便渐渐亲近起来。
大学期间，卫留成亲生父亲去世了，他在赶回老家前，写了张有老家地址的字条夹在一本杂志里给徐麦红：“我生父去世了，我要回家奔丧。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确定了，就来我家见我父母。”他想，如果人家不愿意，等工作后就把每月给的5元钱还给她。
没想到，徐麦红却前脚赶后脚地赶到河南省泌阳县，当时，县城到老家古城村没有长途车了。徐麦红居然步行70华里赶到古城村。后来，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古城老家。
1996年，即将晋升省部级官员的卫留成在中央党校学习，妻子徐麦红却因患癌症住院，而且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家里。那期间，卫留成一有时间就守候在妻子床前。
郝月凤见证了这一对夫妻自始至终的恋爱、婚姻过程。她说，“两人关系不一般，感情特别深。”
严于律己
1970年，卫留成大学毕业分到长庆油田(陕西富平县)，从事勘探测井工作，后当上钻井队长，因技术拔尖、表现出色，被送到石油部广州培训中心进修一年英语(中海油预备人才)。
1982年，卫留成进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99年11月任中海油总经理、党组书记。
“他跟上下关系很融洽，当总经理是顺理成章的。”吴长发是卫留成大学同学，在他之前进入中海油就职，曾任油田服务公司总经理助理。
“你知道哪些事我能办，哪些事我不能办，你能挡的就给我挡一下，不能挡的，再让我来应对。”卫留成委托吴长发当他的联络员，同学校友等都需要通过吴才能联系到卫。在石油大学勘探系钻井专业65级同学录上，卫留成的名字“赫然”在目，但与众不同的是，后面除了性别“男”之外，电话、手机、单位、住址和邮编等栏都是空白。
“好多老同学什么的找到我家，通过我这个路子找卫留成搞什么项目，我说你一概免谈，你这个项目我决不插手，他也决不会管，他有约法三章。”吴长发说，卫留成为人办事即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对同学子女有困难的，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解决的他都尽量解决。
“他没多少钱。他可以一次给员工发20万奖金，但是却不敢给自己这么发钱，最多拿几千元，而国务院可能给他发20万吗？他在中海油的股期权只有50万，不是150万，但他实际也拿不到，因为国企领导的股权都是名义的。”在谈到卫留成的收入时吴长发透露，卫留成在中海油月薪能够拿到2万元，去海南当副省长时月薪3800元。
同样，卫留成对家人基本不安排工作，姐姐、弟弟、弟媳都务农或打工。外甥女在湛江时想调到海口，被他拒绝，说你要调到海口我就没法工作了，结果搞得姐姐很有意见。在海口，有人碰到在中心广场散步的卫的姐姐时，不理解地问：“省长怎么不给你安排工作？”
泌阳县11路公交车上的女售票员则说，“这个省长比较刚正无私，因为他的姐姐弟弟都仍然在农村当农民。”
知恩图报
古城村小食店店主贾铁强说，卫留成回家时，一身便装。在小车上看见熟人马上下车握手散烟。
有一年回家(任中海油副总时)，汽车通过农村公路特有的漫水桥(水中桥、无桥墩，水从桥面流过)时，因河水上涨致车熄火，卫与刘德法等几个同学一样脱鞋踩到水中推车。村里土路下雨后泥泞不堪，他光着脚踩着泥水去找老同学叙旧。
继父去世时，卫留成披麻戴孝，办丧事期间，人多石凳不够坐，他一屁股坐地上。当时，人们都不认识谁是中海油的老总。
卫留成回家小车总是在村头停下，然后步行进村。他回家还吃红薯、南瓜、吃蒸菜、吃季节菜，家乡话还是说得非常好。古城村村委会秘书说，有一年他清明节回家扫墓，外公墓地前有农民的麦田，他弟媳及随行年轻人抄近道从麦田穿过，被他叫住：“麦子都快长成了，踩到一棵就是一棵啊！”让他们退回，绕道经过。
古城村村委会主任何金萍曾因为村里的事去北京找他，离开北京时，本不要他送，但他早晨5点就去了乡亲们的住处，陪着吃早饭，剩俩包子大家不吃了，他不让扔掉，油条剩俩根也让一块带走。其他时候一起吃饭也是随便点几个菜，刚好够吃就行，吃好不剩。
一次，卫留成和同学刘德法在广州一家宾馆商店闲逛，卫本想买一双袜子，价格20多元，但终于还是没敢买，怕家乡人知道骂他穿这么贵的袜子。
卫常说，“咱是农民的孩子，不容易。”所以，乡亲们说他还保持了平民意识，当官不像官，见啥人说啥话，地方土话记得很清楚。他曾调侃：“咱算啥？咱是乱葬岗上的山药，人参不是人参、树根不是树根。”
“他有良心，知恩图报，从小很困难，混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家乡的人这么评价卫留成。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第一个月的工资大部分寄给了家里。
当中海油老总后，他花钱从泌阳县阳台镇接了一条专线到古城村给父母安电话。
这里有一段插曲，他在湛江西部公司时，父亲去看他，他请父亲吃饭，当父亲获知这一顿饭花了几百元时，骂他：“你作孽啊，卫留成，你一顿饭吃掉我一头牛！”
后来，他把父母接到海南安度晚年。
母亲去世后，他把她与先去世的继父葬在一起。这在当地是非常忌讳的事情，因此，人们对此颇有争议，但卫留成坚持这样做，他认为，无论如何，继父和母亲风雨同舟几十年，对他们姐弟几个也有养育之恩，把二老安置在一起，是合情合理的。大家在了解到卫留成的本意后，都觉得他做人有良心。
小学老师周敬民，当年对他呵护有加，他现在每次回来都去看老师，下雨甚至光着脚去探望，还把外国朋友送的洋酒洋烟给老师享用。
他积极赞助家乡学校，将自己获得的全国年度人物奖金50万捐出来。村里的水泥路主要就是他与妻子儿子私人出钱修建的。
少年逆境奋发
1949年，迫于生计的母亲怀着身孕带着卫留成和姐姐离开了河南省上蔡县县城南片的家，投奔姥姥，来到河南省泌阳县羊册镇古城村落户。后来母亲与人称“一把刀子”(理发手艺好)的该村一位王姓剃头匠结婚。
卫留成在古城的新家也很穷，父亲挑一个剃头挑子，在街上给人理发，一次收五分钱，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而父亲喜欢喝酒，有时一天挣的钱还不够喝酒的。因此，家里经济依然困难。因为是外来户，他还常常受其他孩子的欺负。
尽管生活很艰苦，但这没有阻挡卫留成学习上的勤奋和刻苦。在村小学时，即使天阴下雨其他学生不上学他也坚持上学。他的表现赢得老师周敬民的喜欢，在遇到刮风和下雨时，老师亲自接送他上下学。
1960年在阳台上初中时，离家有4公里，卫留成住在学校，周末不回家，坚持在校学习补课。父亲和姐姐輪换给他送红薯、地瓜干，但其间由于粮食的匮乏，他曾多次饿晕。“他初中高中都是学生会主席，我不如他。”同学孙富生谈到卫早年的艰辛与发奋时说，“他把人家抽剩的香烟盒拆开积攒成一迭后用针线缝上，当笔记本用。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他吃的是红薯粉煮的稀饭，两个班90多名学生，因饥饿只剩10多人坚持学习，其中就有他。后来，他是全校1962年考上泌阳县高中的仅有的5个人之一。”
那时，县城离古城村70华里，长途汽车票是六毛五分钱，相当于学校一周的菜钱。因此，汽车无论如何是坐不起的。卫留成每月仅回一次家。由于是农村户口，没有商品粮供应，他常常要挑几十斤的粮食回校，一大早走直到天快黑才到。在遥远艰辛的路途中，他渴盼能够搭上沿途顺路的马车歇歇脚，但是即使“喊了一箩筐赶车的大伯”，人家都不一定捎带他。姐姐去县城给他送吃的也是靠双腿长途跋涉。一次，姐姐带着一袋地瓜干搭汽车给他送去，半道却被司机赶下车，最后姐姐一路哭着走到县城。
卫的几位高中同学都称卫富有包容心。一次他们外出，想搭乘马车，就请车夫吃西瓜，可车夫吃完就驱车而去，扔下他们不管；这时，众人气得直骂，唯独他不吭声。高考时，泌阳县不设考区，他们要去唐河县考区考试。搭乘马车途中，同学刘德法带的墨水瓶漏水，把卫留成的新白布褂子染黑了，这在当时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可他却毫不介意地说没事。
患难爱情
1965年，卫留成考上大学，但其父希望他留在农村干活挣工分。这时，母亲与父亲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不管卫留成是你亲生的还是养的，你都是父亲，这是他的前途，你决定吧！”
继父终于决定让卫留成赶赴京城深造，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头47斤的半大猪卖掉，获款27元。随后，继父对他说，“我只有这么多钱了，你都拿去。”
上大学后，卫留成每月获得18.5元助学金(按家庭经济情况，最高19.5元)，生活费是够了，但零花钱却没有。在北京他不敢逛街，周末总是借故婉拒同学邀请。
1966年，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在那个几乎整个民族都发狂的时代，卫留成却淡然面对。曾当过他们一年班主任的洪有秘老师回忆说：“他是团总支书记，很早就入党了，但‘文革’期间对派性活动不积极，虽然那时经常开会，可他一般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并且那时就注重学英语，用毛主席著作英文版来学习。”
同学徐麦红——来自西子湖畔的姑娘，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中学老师，心地十分善良，慢慢看出卫留成不去游玩的原因，便主动关心他。为缓解他经济上的拮据，每月“赞助”他5元钱零花——当然，首先是卫留成逆境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打动了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美女，于是，两人的关系便渐渐亲近起来。
大学期间，卫留成亲生父亲去世了，他在赶回老家前，写了张有老家地址的字条夹在一本杂志里给徐麦红：“我生父去世了，我要回家奔丧。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确定了，就来我家见我父母。”他想，如果人家不愿意，等工作后就把每月给的5元钱还给她。
没想到，徐麦红却前脚赶后脚地赶到河南省泌阳县，当时，县城到老家古城村没有长途车了。徐麦红居然步行70华里赶到古城村。后来，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古城老家。
1996年，即将晋升省部级官员的卫留成在中央党校学习，妻子徐麦红却因患癌症住院，而且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家里。那期间，卫留成一有时间就守候在妻子床前。
郝月凤见证了这一对夫妻自始至终的恋爱、婚姻过程。她说，“两人关系不一般，感情特别深。”
严于律己
1970年，卫留成大学毕业分到长庆油田(陕西富平县)，从事勘探测井工作，后当上钻井队长，因技术拔尖、表现出色，被送到石油部广州培训中心进修一年英语(中海油预备人才)。
1982年，卫留成进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99年11月任中海油总经理、党组书记。
“他跟上下关系很融洽，当总经理是顺理成章的。”吴长发是卫留成大学同学，在他之前进入中海油就职，曾任油田服务公司总经理助理。
“你知道哪些事我能办，哪些事我不能办，你能挡的就给我挡一下，不能挡的，再让我来应对。”卫留成委托吴长发当他的联络员，同学校友等都需要通过吴才能联系到卫。在石油大学勘探系钻井专业65级同学录上，卫留成的名字“赫然”在目，但与众不同的是，后面除了性别“男”之外，电话、手机、单位、住址和邮编等栏都是空白。
“好多老同学什么的找到我家，通过我这个路子找卫留成搞什么项目，我说你一概免谈，你这个项目我决不插手，他也决不会管，他有约法三章。”吴长发说，卫留成为人办事即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对同学子女有困难的，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解决的他都尽量解决。
“他没多少钱。他可以一次给员工发20万奖金，但是却不敢给自己这么发钱，最多拿几千元，而国务院可能给他发20万吗？他在中海油的股期权只有50万，不是150万，但他实际也拿不到，因为国企领导的股权都是名义的。”在谈到卫留成的收入时吴长发透露，卫留成在中海油月薪能够拿到2万元，去海南当副省长时月薪3800元。
同样，卫留成对家人基本不安排工作，姐姐、弟弟、弟媳都务农或打工。外甥女在湛江时想调到海口，被他拒绝，说你要调到海口我就没法工作了，结果搞得姐姐很有意见。在海口，有人碰到在中心广场散步的卫的姐姐时，不理解地问：“省长怎么不给你安排工作？”
泌阳县11路公交车上的女售票员则说，“这个省长比较刚正无私，因为他的姐姐弟弟都仍然在农村当农民。”
知恩图报
古城村小食店店主贾铁强说，卫留成回家时，一身便装。在小车上看见熟人马上下车握手散烟。
有一年回家(任中海油副总时)，汽车通过农村公路特有的漫水桥(水中桥、无桥墩，水从桥面流过)时，因河水上涨致车熄火，卫与刘德法等几个同学一样脱鞋踩到水中推车。村里土路下雨后泥泞不堪，他光着脚踩着泥水去找老同学叙旧。
继父去世时，卫留成披麻戴孝，办丧事期间，人多石凳不够坐，他一屁股坐地上。当时，人们都不认识谁是中海油的老总。
卫留成回家小车总是在村头停下，然后步行进村。他回家还吃红薯、南瓜、吃蒸菜、吃季节菜，家乡话还是说得非常好。古城村村委会秘书说，有一年他清明节回家扫墓，外公墓地前有农民的麦田，他弟媳及随行年轻人抄近道从麦田穿过，被他叫住：“麦子都快长成了，踩到一棵就是一棵啊！”让他们退回，绕道经过。
古城村村委会主任何金萍曾因为村里的事去北京找他，离开北京时，本不要他送，但他早晨5点就去了乡亲们的住处，陪着吃早饭，剩俩包子大家不吃了，他不让扔掉，油条剩俩根也让一块带走。其他时候一起吃饭也是随便点几个菜，刚好够吃就行，吃好不剩。
一次，卫留成和同学刘德法在广州一家宾馆商店闲逛，卫本想买一双袜子，价格20多元，但终于还是没敢买，怕家乡人知道骂他穿这么贵的袜子。
卫常说，“咱是农民的孩子，不容易。”所以，乡亲们说他还保持了平民意识，当官不像官，见啥人说啥话，地方土话记得很清楚。他曾调侃：“咱算啥？咱是乱葬岗上的山药，人参不是人参、树根不是树根。”
“他有良心，知恩图报，从小很困难，混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家乡的人这么评价卫留成。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第一个月的工资大部分寄给了家里。
当中海油老总后，他花钱从泌阳县阳台镇接了一条专线到古城村给父母安电话。
这里有一段插曲，他在湛江西部公司时，父亲去看他，他请父亲吃饭，当父亲获知这一顿饭花了几百元时，骂他：“你作孽啊，卫留成，你一顿饭吃掉我一头牛！”
后来，他把父母接到海南安度晚年。
母亲去世后，他把她与先去世的继父葬在一起。这在当地是非常忌讳的事情，因此，人们对此颇有争议，但卫留成坚持这样做，他认为，无论如何，继父和母亲风雨同舟几十年，对他们姐弟几个也有养育之恩，把二老安置在一起，是合情合理的。大家在了解到卫留成的本意后，都觉得他做人有良心。
小学老师周敬民，当年对他呵护有加，他现在每次回来都去看老师，下雨甚至光着脚去探望，还把外国朋友送的洋酒洋烟给老师享用。
他积极赞助家乡学校，将自己获得的全国年度人物奖金50万捐出来。村里的水泥路主要就是他与妻子儿子私人出钱修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