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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调查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幸福水平并未明显提高，富有而不幸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本文就此深入研究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不足，并从幸福角度分析了其相应的政策措施导致的不良后果。最后根据当前社会对幸福的实践，为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幸福悖论；幸福衡量；人本主义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F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67-02
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在面对“你幸福吗？”这样的民生调查问题时却略显尴尬与无奈。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的与日俱增与幸福的止步不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更多的社会财富却伴随着人们同期平均幸福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这一理论使得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陷入了尴尬境地。
1主流经济学幸福研究的缺陷
经济学尽管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了追求人类幸福的使命，但是它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因此，200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历史证明：经济学一直沿着“快乐和幸福效用化—效用化幸福物质化—物质化幸福理性化和数理化”的道路研究幸福问题，这一思路的核心是解答财富增长的原因和促进财富增长的方法，这已经偏离了对人类幸福如何实现等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
亚当·斯密理解的既有“同情心”又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指导下通过满足其追逐私利的“温和欲望”实现其幸福，并通过“利己而利他”来实现富国裕民。边沁继承了这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确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由此幸福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
边沁的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促进了一整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的诞生，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的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们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而“理性经济人”已经被异化为经济工具和手段，以效用计算的幸福除了物质满足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情感的快乐和主观的幸福成分了。世界变得“物欲横流”，人类似乎也真的成了通过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来获得物质满足的机器而已。
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体系，表明社会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中能获得最大福利，力图说明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阿罗依据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推导，论证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阿罗不可能定理给福利经济学以沉重的打击，使福利经济学设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其标榜的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成了万难实现的梦想。
〖BT（1+12以幸福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1将增长等同于幸福导致对GDP的盲目追求
主流经济学市场效率最大化理论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将效率最大化等同于幸福最大化，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幸福水平的提高，因此GDP就是一切。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导致消费主义的泛滥，政府大力弘扬激励消费主义思想，这种逼迫性消费成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传统的节俭价值观念，导致过度消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也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一味强调增长、盲目地扩大投资还会导致过度的重复建设和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危害社会稳定。同时，正如陈惠雄教授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长期供求曲线所揭示的一样，过剩的生产与人类需求层次的变化不相适应，导致了幸福水平的下降。此外，盲目追求GDP增长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增长造成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垃圾污染等给居民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最后，过度重视GDP也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停滞不前。这种逆向发展必将是不可持续的空中楼阁。
2过度竞争和效率最大化的社会成本
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竞争手段被看作效率的源泉，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的最佳途径，这只是竞争增进社会财富的有利的一面，于是产生了竞争越多越好的信条。但是从社会或道德的角度看，财富效率最大化导向下的竞争，在增加公众福利的同时，也会通过社会分工把人异化为操作各种不同经济机器的一部分。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激励人的创造，但同时更多的是对创造性的压抑。同时，竞争会造成过度紧张和社会安全感的降低，这种巨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导致人类整体幸福感的下降。
3经济的深化发展与社会的分裂
道德情感主义的斯密可能不会想到其深化劳动分工、不断扩大市场的经济主张会导致今天人类社会道德的沦丧。日益发达的工业化大生产在追求市场规模的极大扩张的同时，以正义的理由摧毁了传统的地域经济，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人变成了生产商品的工具和手段，商品成了唯一的追求目标，而不管我们为生产商品所牺牲的代价。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逐渐被财富的算计和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取代，经济利益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渗透导致简单的经济规则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取代。另外，这种拜物教本质的日益彰显逐渐腐蚀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基础，严重威胁了建筑于道德价值体系之上的政治秩序。 3当代经济条件下对幸福的追求
正如大家都知道斯密的《国富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的《道德情操论》，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而最早最直接地实践了这一思想的是只有63万人的小国：不丹。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前国王旺楚克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旺楚克认为，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由此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结果。不丹在追求和践行国民幸福上的“另类”成功，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幸福的关注。在此之后，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GDD），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这种对幸福的实践，引起了经济学在理论上对幸福的重新思考。
经济学脱胎于哲学体系，关于幸福问题，尽管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试图同哲学一样解决什么是幸福及如何实现幸福等全方位的幸福问题，却逐渐走向了效用化、物质化、数理化的幸福衡量道路。其以财富为核心的研究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裕的“短缺资本主义”时代是相对合理的，然而一旦生活所需的收入稳定了，要让人们更幸福就不太容易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越来越有限，富有而不幸福的现实情况所体现的“幸福悖论”使经济学处境十分尴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应重新回归哲学的部分视角，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影响幸福的因素，以人类的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为前提，既秉持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原则，也坚持满意化的实践原则，用人本主义幸福观和体验功利主义思想构筑幸福经济学的价值观，正本清源，这正是当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追求幸福”的经济学。〖HJ*3/4〖HJ
参考文献：
[1]理查德·莱亚德不幸福的经济学[M].陈佳伶，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路易吉诺·布鲁尼经济学与幸福[M]，傅江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陈惠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4]胡振华，陈柳钦企业家幸福感的调查研究——以温州市为例[J].中国市场，2011（16）
[5]唐雪梅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群组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13（28）
[关键词]幸福悖论；幸福衡量；人本主义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F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67-02
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在面对“你幸福吗？”这样的民生调查问题时却略显尴尬与无奈。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的与日俱增与幸福的止步不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更多的社会财富却伴随着人们同期平均幸福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这一理论使得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陷入了尴尬境地。
1主流经济学幸福研究的缺陷
经济学尽管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了追求人类幸福的使命，但是它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因此，200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历史证明：经济学一直沿着“快乐和幸福效用化—效用化幸福物质化—物质化幸福理性化和数理化”的道路研究幸福问题，这一思路的核心是解答财富增长的原因和促进财富增长的方法，这已经偏离了对人类幸福如何实现等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
亚当·斯密理解的既有“同情心”又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指导下通过满足其追逐私利的“温和欲望”实现其幸福，并通过“利己而利他”来实现富国裕民。边沁继承了这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确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由此幸福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
边沁的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促进了一整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的诞生，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的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们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而“理性经济人”已经被异化为经济工具和手段，以效用计算的幸福除了物质满足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情感的快乐和主观的幸福成分了。世界变得“物欲横流”，人类似乎也真的成了通过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来获得物质满足的机器而已。
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体系，表明社会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中能获得最大福利，力图说明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阿罗依据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推导，论证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阿罗不可能定理给福利经济学以沉重的打击，使福利经济学设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其标榜的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成了万难实现的梦想。
〖BT（1+12以幸福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1将增长等同于幸福导致对GDP的盲目追求
主流经济学市场效率最大化理论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将效率最大化等同于幸福最大化，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幸福水平的提高，因此GDP就是一切。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导致消费主义的泛滥，政府大力弘扬激励消费主义思想，这种逼迫性消费成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传统的节俭价值观念，导致过度消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也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一味强调增长、盲目地扩大投资还会导致过度的重复建设和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危害社会稳定。同时，正如陈惠雄教授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长期供求曲线所揭示的一样，过剩的生产与人类需求层次的变化不相适应，导致了幸福水平的下降。此外，盲目追求GDP增长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增长造成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垃圾污染等给居民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最后，过度重视GDP也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停滞不前。这种逆向发展必将是不可持续的空中楼阁。
2过度竞争和效率最大化的社会成本
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竞争手段被看作效率的源泉，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的最佳途径，这只是竞争增进社会财富的有利的一面，于是产生了竞争越多越好的信条。但是从社会或道德的角度看，财富效率最大化导向下的竞争，在增加公众福利的同时，也会通过社会分工把人异化为操作各种不同经济机器的一部分。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激励人的创造，但同时更多的是对创造性的压抑。同时，竞争会造成过度紧张和社会安全感的降低，这种巨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导致人类整体幸福感的下降。
3经济的深化发展与社会的分裂
道德情感主义的斯密可能不会想到其深化劳动分工、不断扩大市场的经济主张会导致今天人类社会道德的沦丧。日益发达的工业化大生产在追求市场规模的极大扩张的同时，以正义的理由摧毁了传统的地域经济，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人变成了生产商品的工具和手段，商品成了唯一的追求目标，而不管我们为生产商品所牺牲的代价。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逐渐被财富的算计和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取代，经济利益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渗透导致简单的经济规则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取代。另外，这种拜物教本质的日益彰显逐渐腐蚀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基础，严重威胁了建筑于道德价值体系之上的政治秩序。 3当代经济条件下对幸福的追求
正如大家都知道斯密的《国富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的《道德情操论》，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而最早最直接地实践了这一思想的是只有63万人的小国：不丹。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前国王旺楚克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旺楚克认为，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由此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结果。不丹在追求和践行国民幸福上的“另类”成功，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幸福的关注。在此之后，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GDD），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这种对幸福的实践，引起了经济学在理论上对幸福的重新思考。
经济学脱胎于哲学体系，关于幸福问题，尽管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试图同哲学一样解决什么是幸福及如何实现幸福等全方位的幸福问题，却逐渐走向了效用化、物质化、数理化的幸福衡量道路。其以财富为核心的研究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裕的“短缺资本主义”时代是相对合理的，然而一旦生活所需的收入稳定了，要让人们更幸福就不太容易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越来越有限，富有而不幸福的现实情况所体现的“幸福悖论”使经济学处境十分尴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应重新回归哲学的部分视角，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影响幸福的因素，以人类的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为前提，既秉持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原则，也坚持满意化的实践原则，用人本主义幸福观和体验功利主义思想构筑幸福经济学的价值观，正本清源，这正是当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追求幸福”的经济学。〖HJ*3/4〖HJ
参考文献：
[1]理查德·莱亚德不幸福的经济学[M].陈佳伶，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路易吉诺·布鲁尼经济学与幸福[M]，傅江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陈惠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4]胡振华，陈柳钦企业家幸福感的调查研究——以温州市为例[J].中国市场，2011（16）
[5]唐雪梅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群组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