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4日 家庭联产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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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合影

  1958年之后的两年,“大跃进”宣告失败,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在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但1962年之后,尤其在“文革”开始之后,“三自一包”变成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
  1964年,中国涌现了农业发展的一面新旗帜“山西大寨”。资料记载:大寨一共十个小村,七十八户人家,周边七梁八坡,农业条件艰难。但大寨人齐心协力,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开梯田治理荒山,实现粮食增产,从而被山西晋中地委树为模范。当年年底,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
  在“两个凡是”禁锢之下,如何冲破公社,把集体土地分给一家一户去承包经营,完成“公粮目标责任”之后的一切收入归农民自己所有,以此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在当时谈何容易?所以,改革开放40年间,最初的农业改革是偷着干出来的。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的“18个红手印”就是偷着按的;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的“安徽省委六条”以及通过“借地种麦”引导农民“包产到户”,这都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背着中央下发干的。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会间休息时,万里跑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
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 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当年小岗村按“红手印”的茅草屋。

  关键时刻,陈云的表态让万里定了心,也让包产到户开始在阳光下试行。事实证明,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第一年就收获66吨粮食,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收成的总和。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1980年初春,万里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后任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12月,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之后,中央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从而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广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随之解体;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以及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1999年再次修改宪法时,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经营”。
  实践证明,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升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改革全面铺开做出了重要示范。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04亿吨,201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2亿吨;GDP从1978年的3678.70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5%。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农业改革的新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之后的“確权”让农民有了财产,以此为基础,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制等不断为中国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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