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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之后，我的生活是愈发不堪了。外遇到底还是被妻子发现，一场“沙尘暴”之后，离婚手续于十日内办妥，好在没孩子，程序简单，房子给她，存款也差不多都给了她，我又回到青铜时代——屌丝租房时代了，有点返朴归真的味道。一开始望着那空荡荡的席梦思床垫有点独怆然而涕下，后来觉得一个人生活也挺好，下班出去喝个酒唱个歌混到半夜，不再有人管，顿觉无家一身轻，但不久我又无聊了。老同学们有时吆喝个聚会，开始还有点新鲜劲儿，很快也味同嚼蜡，我也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了。我发觉那些同学都和我差不多的无聊。虽然大家奔着旧情来，但毕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人早已变了，忘了谁说的，儿时的友谊如同儿时的衣服，不是不想穿，而是穿不下了，真是一点不假，而且，虽然大家各有成就，有的混了官，有的混成了学者专家，有的混成了一个混混，混得不怎么样的，自然也就不大热心来聚会，来了说什么呢？时间一久，各自忙各自的，不大见面了，也好。
然而每一次老同学聚会，有一个人是永远也不来的，这么多年来谁也没见过，只有一次，那是前年的聚会吧，有人在席间说见到了，说他在大马路的中间走路，来往的车骂他，他也不理，就那么低头走，好像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他戴个草帽，身穿破烂的制服，腰间系根草绳，光脚，手挎个篮子，篮子里有盒火柴。
“我当时在开车，和他也就是一步之遥，我没看错。”说完，这位老同学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没想到他还活着。
他叫解兆元。
他是我们那届唯一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没人清楚原因，有说是旷课太多，有说是在外面肇事，还有说乱搞男女关系，但都没能证实，只是把他的事当作无聊时的谈资而已。
解兆元那时常穿青年装，立领，三个口袋，走起路来很快，而且严重的外八字，可是他的鞋子却烂趴趴，像经不住主人走路速度的折磨而散了架。我和他同届不同班，但即便是和他同班的，也没人和他一起玩。他是何等人，我不知道，能记住的就是他那野兽般的黄眼珠，疯狂的样子，浓密的微黄的胡子遮住总是讥笑的嘴角，见到谁都不理，但有时又忽然亲切地笑了，叫人吃不准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特别讨厌。
那会儿国内闭塞，除了图书馆那些被翻烂和永远也不会有人看的画册和别的书，我们什么也看不到。解兆元那会儿口口声声抨击学校的教学，说是拾苏联的牙慧，他曾烧了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俄罗斯的契斯恰科夫素描画册，这可是当时图书馆和系里教学的“镇馆”之宝啊，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照书价十倍赔偿不说，还通报批评。我那时就很喜欢契斯恰科夫，夜晚熄灯后，被窝里打着电筒都看过那本被黄眼珠烧掉的画册，为此，我还和他吵过架，他那架势，差点要把我吃掉。
他画素描的铅笔线条很坚硬，像鞭子抽在纸上，一条条刺刺的“血痕”，看得难受。我认为他有暴力倾向。但他用这“鞭子”线条画大卫的石膏像，空间感、重量感、体积感又都不错，居然把大卫那英俊的味道画出来了，构图也妥贴，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想到他那黄眼珠里面的黑瞳孔，我怀疑他的前世绝对不是人，可能是只野猫。我讨厌野猫，猫是阴险的，浑身带着夜气，当你看见它时，发现它已在打量你，吓你一跳。解兆元的眼睛虽是黄的、阳光色，但眼神却是阴的，望去恍惚，谢天谢地，好在我们不是同班也不同宿舍，否则就麻烦了，不是他把我当耗子吃了，就是我把他当猫宰了。可是他好串门，每次见到他，总看到他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扔到自己的嘴里，然后咀嚼不停，胡子上总沾着什么瓜子或花生皮屑，妈的，连嗑瓜子的时候他都是不可一世的样子。
多年了，要不是那个老同学提到了他，我早把他忘掉了，可那次聚会后，解兆元却不时冒出来，缘由也说不清，黄眼珠子，鞭子一样的素描线条，不可一世的样子，烂趴趴的鞋？
那年春节我从外地回去看父母，票不好买，费了半天劲才买到一张慢车车票，就是那种绿皮车，这种车票价便宜，几十块钱一张，过年过节回家，草根族就靠它了。火车到站时是凌晨三点，走出灯火通明的火车站后，街道就渐渐隐在黑暗里了。
我在离车站几乎一里路的地方才打到了出租，司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打着哈欠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了地名，他说这么近还打什么车，走两步就到了，我操着当地口音说不近啊，至少有四五站路呢，他听出我是本地人，恹恹地叹了口气，说上吧上吧，倒霉！我感到非常内疚地上了车。一路上，司机把广播音量放得很大，一言不发，也好像防范我说话似的，我由内疚转为深感自己的多余，这样两人一路无语，广播里音乐一路高唱地驶入这座正日益扩大的小城市。
父母家在环城南路的一个单位大院，大院大门面朝西南，位处城市的一个小闹区，闹区归闹区，这时却是安静的。保洁工竟已在扫地了，唰唰唰的声音好清脆。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三点半多一点。我拎着行李下了车，站在单位大门口犹豫了起来。此时正是父母睡得最香的时候，我虽然有钥匙，也不好哐啷啷地开门弄醒两位老人，怎么办呢，传达室坐着一个保安在打瞌睡，另一个人在打量着我和我的行李，旁边一把竹藤椅子空着没人坐，好像等着我，我坐了下来。那一直看着我的人好像总想审问我一下子，结果还是没开口，将目光转向别处。打瞌睡的那个保安的呼噜声更明确了，快天亮的时候，正是人最困的时候，我刚坐下不一会，也困了。
我忽然被什么声音惊醒，是保安的嚷嚷，同时又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看到大门口外边有一个人跑了过去，步子有点像鸵鸟，速度不慌不忙，严重的外八字，头戴一顶草帽，紧跟在后面的那个人分明是追赶他的。此人一身白，连鞋也是白的，身姿矫健，我觉得他很快就会追上，于是我一下就全醒了，跟着刚才嚷嚷的那个保安跑到了大门外，果然，“一身白”已经在猛烈地踢着倒在地上的那个人，与其说是踢，不如说是用脚在跺他的头，那鞋也是白的，皮鞋，跺在头上的声音并不响，闷闷地显得力道非常凶狠，脚脚要命。地上那个人完全不挣扎，只在那“哎哎”地喘气，对方继续跺，我冲过去对他说，你他妈的要把他跺死啊，那“一身白”有点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有点意外，说，他妈的，他抢我手机。我说抢你手机也不至于要把他弄死啊。 这时又多了几个围观的人，晨练的人吧。这些人都盯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看，对“一身白”毫不注意，我发现地上那个人已经不再喘了，他满脸是血，头下有一片东西在湿湿地漫开，也是血，很多，越来越多，我于是寻找那个“一身白”，他还在那，这时却装成了一个围观的人，他发觉了我的目光，有点害怕，我说你打120，出了人命你要负责，他说手机没了。旁边一个人打了电话，
救护车约二十分钟后来了，在我们眼前开了过去，又转回来了，估计是司机走了神。车停下，出来了两个人，拿出了一个很窄的担架，也不问些什么，直接把地上那个人拉起来，那人就坐在地上了，昏黄的路灯下那张“血脸”五官模糊，两眼迷迷糊糊地闭着，像还没睡醒，耳朵里还在往外流着血，救护人员往他头上套了一个像睡帽的东西，然后被弄得平躺在担架上，我这时又在寻找那“一身白”，他已经没影了。
救护车要离开了，引擎却熄了火，于是大家都帮着在车屁股后面推，推一下，司机加一脚油门，再推一下，司机再加一脚油门，终于启动了。启动了的救护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天色微明的马路上。围观的人慢慢散去了，车来人往，不到十分钟，地上的血迹就模糊得不能辨认了，那落在路边的草帽，也被一个买早点的人拾了去。
我看看时间，五点多一点，就来到父母住的那栋楼。楼道里还是没人声，都还在睡吧，我拿出钥匙哐啷啷地开了父母的门，门刚一打开，就看见母亲已往门口走来，她好像正要来开门，见到我，她说，回来啦。我问爸还在睡？母亲说还在睡。我向父亲的卧房探了一下头，听见了父亲打呼的声音。
父母退休在家快十年，身体都大不如前了，开口闭口都是过去的事。我每次春节回家除了见见老朋友老同学之外，基本在家陪父母聊天，他们那些往事，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了，说实话，早就腻烦了。但为了不让他们扫兴，每次我都假装第一次听见，还不时插话，了解详情。有一天父亲问，你原来艺校的那个老师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瘦瘦的，有心脏病，说话文绉绉的那个。我说早死了。早死了？多早？我说，五六年前吧。父亲听了没吱声，说大院里那个居老头，也死了，他自己作的，跳广场舞，跳着跳着就栽地上去了；还有那个洪大麻子，身体好吧，每天早晨出去溜鸟，逛旧货摊，有天死在回家的路上，家里人接电话后赶去，人已经没气了，鸟笼子里的鸟还在那跳上跳下，吱吱哇哇乱叫。
那天照例早早吃罢晚饭，之后接到一个电话。从来电显示看是一个陌生号码，接听后没说两句，我就听出是谁了。她是刘悦，艺校时的老同学，那会儿她漂亮，我追过她，没追上，以后也就没有音信了，今天她的电话有点突兀，她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呢？这么多年了，她在哪儿？她的声音细听也老了，显得“笨重”了，人的模样可想而知，我不由得想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的身材，秀气的杏仁脸，一笑起来嘴角的酒窝若隐若现，最动人的是她纯净的透着浅蓝色的眼白。
我们大约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也许还要久，彼此沉浸在往日时光。我忍不住对她说，你知道吗，那时你是舞蹈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全校公认的美女。电话那头传来了叹息，说，哎，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何况当年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怎么可能是我，是那个后来进了剧团的沈兰啊，人家后来嫁了个有钱人，和现在的我相比，那是一个天一个地了。我听出了她口中隐隐的沮丧和失落，于是安慰道，哪里哪里，被绘画班男生公认的美女才是第一美女啊，而且这是群众的意见啊！她听了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这个笑声动人如初，使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她，我趁机约了她喝咖啡，她略一迟疑，很快也就答应了。我们约好了时间和地点，然后彼此道了晚安。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边往外望去。窗外不远处是大院的院墙，外面有一片小树林，冬日雨后，湿黑湿黑的，后面有一条护城河，河面的波纹平静而黝黯，路灯将一个个圆形光斑投射在河面上，使那条“亮链”如同一条长着斑点的黑色响尾蛇。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母不可阻挡地老了，大院老了，水泥楼梯老了，电线杆子老了，我也老了，大门边的泡桐树和那个小树林却年年吐芽绽新，每次都好像平生以来第一次发芽似的那样认真，那样全力以赴，墙上的爬墙虎也岁岁蔓延，当它们爬到楼顶的时候，便无处可去了，有点壮志未酬似的。
刚上艺校那会儿我多大？十八九岁吧，真年轻啊，年轻得我都快忘了自己也曾经这样年轻过。那时，为了参加艺术学校的考试，请假复习，学校不批准，我找了后门，到医院割掉了扁桃体，争取了两个星期的假。我就是在那十二天里，伤口流着血，身上淌着汗，嗓子肿着复习着那些可恶的语文、政治和什么鸟历史，连咽水时伤口都疼，不料居然考上，也该考上，不然真是对不起离我而去的两个鲜活鲜嫩的扁桃体了，它们在哪？当时手术医生把那两颗扁桃体放到白色的瓷盘里给我看。那两块肉真像菜场里刚宰杀的鸡肚子里扯出来的血淋淋的鸡胗，那一瞬间，我琢磨这是否取自我的喉咙，那医生看了看我，略停顿片刻，像在给我和那两块肉永别的机会，然后就端着盘子离开了。
那时的升学委实不易，每个考生可能明里暗里都有自己的故事，不说也罢。刘悦是舞蹈系里的女生，现在想来，她当时真是漂亮，身材也好，腿和胳膊都很修长，尤其出挑的是她的长相，有点像是混血儿，骨相眉宇都有点像外国人，后来听她说她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记忆里，夏天她总爱穿一条灰白格子的长裙，配一双白球鞋，走起路来轻得像一朵云。她的身材比例在我们这些学画画的男生眼里，是标准的九头身，我们常常私下说要是刘悦能给我们做次模特该多好，裸体不敢奢望，但能画画光着的腿也是好的啊。 那时很多人追过她，包括我，但都被她一一无情拒绝，大家都觉得她根本看不上我们。有个声乐系的男生不知用了什么招，成功地把她约去了公园，结果差点出了事——那男的在遭到拒绝时使劲掐她的脖子，幸亏当时天没黑，公园里还有些人，听到喊声跑来报了警，才救了她一命。 后来刘悦就不见了，有人说她休了学，有人说她去了外地走穴，总之再没见到她了，直到毕业时，在舞蹈系毕业表演的演出上，她才忽然亮相。她演柴可夫斯基《天鹅湖》里的黑天鹅，光芒四射，造成轰动，她那绝佳的舞感和一身黑的打扮，美得让人发呆，远远盖过了女一号白天鹅，那晚整个舞台是属于她的。可自从那晚惊鸿一瞥之后，我们大家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说起她的时候，几乎都一致认为她傍了大款逍遥而去，于是纷纷感叹在金钱面前艺术是何等脆弱和不堪一击。
然而每一次老同学聚会，有一个人是永远也不来的，这么多年来谁也没见过，只有一次，那是前年的聚会吧，有人在席间说见到了，说他在大马路的中间走路，来往的车骂他，他也不理，就那么低头走，好像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他戴个草帽，身穿破烂的制服，腰间系根草绳，光脚，手挎个篮子，篮子里有盒火柴。
“我当时在开车，和他也就是一步之遥，我没看错。”说完，这位老同学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没想到他还活着。
他叫解兆元。
他是我们那届唯一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没人清楚原因，有说是旷课太多，有说是在外面肇事，还有说乱搞男女关系，但都没能证实，只是把他的事当作无聊时的谈资而已。
解兆元那时常穿青年装，立领，三个口袋，走起路来很快，而且严重的外八字，可是他的鞋子却烂趴趴，像经不住主人走路速度的折磨而散了架。我和他同届不同班，但即便是和他同班的，也没人和他一起玩。他是何等人，我不知道，能记住的就是他那野兽般的黄眼珠，疯狂的样子，浓密的微黄的胡子遮住总是讥笑的嘴角，见到谁都不理，但有时又忽然亲切地笑了，叫人吃不准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特别讨厌。
那会儿国内闭塞，除了图书馆那些被翻烂和永远也不会有人看的画册和别的书，我们什么也看不到。解兆元那会儿口口声声抨击学校的教学，说是拾苏联的牙慧，他曾烧了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俄罗斯的契斯恰科夫素描画册，这可是当时图书馆和系里教学的“镇馆”之宝啊，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照书价十倍赔偿不说，还通报批评。我那时就很喜欢契斯恰科夫，夜晚熄灯后，被窝里打着电筒都看过那本被黄眼珠烧掉的画册，为此，我还和他吵过架，他那架势，差点要把我吃掉。
他画素描的铅笔线条很坚硬，像鞭子抽在纸上，一条条刺刺的“血痕”，看得难受。我认为他有暴力倾向。但他用这“鞭子”线条画大卫的石膏像，空间感、重量感、体积感又都不错，居然把大卫那英俊的味道画出来了，构图也妥贴，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想到他那黄眼珠里面的黑瞳孔，我怀疑他的前世绝对不是人，可能是只野猫。我讨厌野猫，猫是阴险的，浑身带着夜气，当你看见它时，发现它已在打量你，吓你一跳。解兆元的眼睛虽是黄的、阳光色，但眼神却是阴的，望去恍惚，谢天谢地，好在我们不是同班也不同宿舍，否则就麻烦了，不是他把我当耗子吃了，就是我把他当猫宰了。可是他好串门，每次见到他，总看到他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扔到自己的嘴里，然后咀嚼不停，胡子上总沾着什么瓜子或花生皮屑，妈的，连嗑瓜子的时候他都是不可一世的样子。
多年了，要不是那个老同学提到了他，我早把他忘掉了，可那次聚会后，解兆元却不时冒出来，缘由也说不清，黄眼珠子，鞭子一样的素描线条，不可一世的样子，烂趴趴的鞋？
那年春节我从外地回去看父母，票不好买，费了半天劲才买到一张慢车车票，就是那种绿皮车，这种车票价便宜，几十块钱一张，过年过节回家，草根族就靠它了。火车到站时是凌晨三点，走出灯火通明的火车站后，街道就渐渐隐在黑暗里了。
我在离车站几乎一里路的地方才打到了出租，司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打着哈欠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了地名，他说这么近还打什么车，走两步就到了，我操着当地口音说不近啊，至少有四五站路呢，他听出我是本地人，恹恹地叹了口气，说上吧上吧，倒霉！我感到非常内疚地上了车。一路上，司机把广播音量放得很大，一言不发，也好像防范我说话似的，我由内疚转为深感自己的多余，这样两人一路无语，广播里音乐一路高唱地驶入这座正日益扩大的小城市。
父母家在环城南路的一个单位大院，大院大门面朝西南，位处城市的一个小闹区，闹区归闹区，这时却是安静的。保洁工竟已在扫地了，唰唰唰的声音好清脆。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三点半多一点。我拎着行李下了车，站在单位大门口犹豫了起来。此时正是父母睡得最香的时候，我虽然有钥匙，也不好哐啷啷地开门弄醒两位老人，怎么办呢，传达室坐着一个保安在打瞌睡，另一个人在打量着我和我的行李，旁边一把竹藤椅子空着没人坐，好像等着我，我坐了下来。那一直看着我的人好像总想审问我一下子，结果还是没开口，将目光转向别处。打瞌睡的那个保安的呼噜声更明确了，快天亮的时候，正是人最困的时候，我刚坐下不一会，也困了。
我忽然被什么声音惊醒，是保安的嚷嚷，同时又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看到大门口外边有一个人跑了过去，步子有点像鸵鸟，速度不慌不忙，严重的外八字，头戴一顶草帽，紧跟在后面的那个人分明是追赶他的。此人一身白，连鞋也是白的，身姿矫健，我觉得他很快就会追上，于是我一下就全醒了，跟着刚才嚷嚷的那个保安跑到了大门外，果然，“一身白”已经在猛烈地踢着倒在地上的那个人，与其说是踢，不如说是用脚在跺他的头，那鞋也是白的，皮鞋，跺在头上的声音并不响，闷闷地显得力道非常凶狠，脚脚要命。地上那个人完全不挣扎，只在那“哎哎”地喘气，对方继续跺，我冲过去对他说，你他妈的要把他跺死啊，那“一身白”有点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有点意外，说，他妈的，他抢我手机。我说抢你手机也不至于要把他弄死啊。 这时又多了几个围观的人，晨练的人吧。这些人都盯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看，对“一身白”毫不注意，我发现地上那个人已经不再喘了，他满脸是血，头下有一片东西在湿湿地漫开，也是血，很多，越来越多，我于是寻找那个“一身白”，他还在那，这时却装成了一个围观的人，他发觉了我的目光，有点害怕，我说你打120，出了人命你要负责，他说手机没了。旁边一个人打了电话，
救护车约二十分钟后来了，在我们眼前开了过去，又转回来了，估计是司机走了神。车停下，出来了两个人，拿出了一个很窄的担架，也不问些什么，直接把地上那个人拉起来，那人就坐在地上了，昏黄的路灯下那张“血脸”五官模糊，两眼迷迷糊糊地闭着，像还没睡醒，耳朵里还在往外流着血，救护人员往他头上套了一个像睡帽的东西，然后被弄得平躺在担架上，我这时又在寻找那“一身白”，他已经没影了。
救护车要离开了，引擎却熄了火，于是大家都帮着在车屁股后面推，推一下，司机加一脚油门，再推一下，司机再加一脚油门，终于启动了。启动了的救护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天色微明的马路上。围观的人慢慢散去了，车来人往，不到十分钟，地上的血迹就模糊得不能辨认了，那落在路边的草帽，也被一个买早点的人拾了去。
我看看时间，五点多一点，就来到父母住的那栋楼。楼道里还是没人声，都还在睡吧，我拿出钥匙哐啷啷地开了父母的门，门刚一打开，就看见母亲已往门口走来，她好像正要来开门，见到我，她说，回来啦。我问爸还在睡？母亲说还在睡。我向父亲的卧房探了一下头，听见了父亲打呼的声音。
父母退休在家快十年，身体都大不如前了，开口闭口都是过去的事。我每次春节回家除了见见老朋友老同学之外，基本在家陪父母聊天，他们那些往事，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了，说实话，早就腻烦了。但为了不让他们扫兴，每次我都假装第一次听见，还不时插话，了解详情。有一天父亲问，你原来艺校的那个老师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瘦瘦的，有心脏病，说话文绉绉的那个。我说早死了。早死了？多早？我说，五六年前吧。父亲听了没吱声，说大院里那个居老头，也死了，他自己作的，跳广场舞，跳着跳着就栽地上去了；还有那个洪大麻子，身体好吧，每天早晨出去溜鸟，逛旧货摊，有天死在回家的路上，家里人接电话后赶去，人已经没气了，鸟笼子里的鸟还在那跳上跳下，吱吱哇哇乱叫。
那天照例早早吃罢晚饭，之后接到一个电话。从来电显示看是一个陌生号码，接听后没说两句，我就听出是谁了。她是刘悦，艺校时的老同学，那会儿她漂亮，我追过她，没追上，以后也就没有音信了，今天她的电话有点突兀，她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呢？这么多年了，她在哪儿？她的声音细听也老了，显得“笨重”了，人的模样可想而知，我不由得想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的身材，秀气的杏仁脸，一笑起来嘴角的酒窝若隐若现，最动人的是她纯净的透着浅蓝色的眼白。
我们大约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也许还要久，彼此沉浸在往日时光。我忍不住对她说，你知道吗，那时你是舞蹈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全校公认的美女。电话那头传来了叹息，说，哎，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何况当年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怎么可能是我，是那个后来进了剧团的沈兰啊，人家后来嫁了个有钱人，和现在的我相比，那是一个天一个地了。我听出了她口中隐隐的沮丧和失落，于是安慰道，哪里哪里，被绘画班男生公认的美女才是第一美女啊，而且这是群众的意见啊！她听了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这个笑声动人如初，使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她，我趁机约了她喝咖啡，她略一迟疑，很快也就答应了。我们约好了时间和地点，然后彼此道了晚安。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边往外望去。窗外不远处是大院的院墙，外面有一片小树林，冬日雨后，湿黑湿黑的，后面有一条护城河，河面的波纹平静而黝黯，路灯将一个个圆形光斑投射在河面上，使那条“亮链”如同一条长着斑点的黑色响尾蛇。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母不可阻挡地老了，大院老了，水泥楼梯老了，电线杆子老了，我也老了，大门边的泡桐树和那个小树林却年年吐芽绽新，每次都好像平生以来第一次发芽似的那样认真，那样全力以赴，墙上的爬墙虎也岁岁蔓延，当它们爬到楼顶的时候，便无处可去了，有点壮志未酬似的。
刚上艺校那会儿我多大？十八九岁吧，真年轻啊，年轻得我都快忘了自己也曾经这样年轻过。那时，为了参加艺术学校的考试，请假复习，学校不批准，我找了后门，到医院割掉了扁桃体，争取了两个星期的假。我就是在那十二天里，伤口流着血，身上淌着汗，嗓子肿着复习着那些可恶的语文、政治和什么鸟历史，连咽水时伤口都疼，不料居然考上，也该考上，不然真是对不起离我而去的两个鲜活鲜嫩的扁桃体了，它们在哪？当时手术医生把那两颗扁桃体放到白色的瓷盘里给我看。那两块肉真像菜场里刚宰杀的鸡肚子里扯出来的血淋淋的鸡胗，那一瞬间，我琢磨这是否取自我的喉咙，那医生看了看我，略停顿片刻，像在给我和那两块肉永别的机会，然后就端着盘子离开了。
那时的升学委实不易，每个考生可能明里暗里都有自己的故事，不说也罢。刘悦是舞蹈系里的女生，现在想来，她当时真是漂亮，身材也好，腿和胳膊都很修长，尤其出挑的是她的长相，有点像是混血儿，骨相眉宇都有点像外国人，后来听她说她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记忆里，夏天她总爱穿一条灰白格子的长裙，配一双白球鞋，走起路来轻得像一朵云。她的身材比例在我们这些学画画的男生眼里，是标准的九头身，我们常常私下说要是刘悦能给我们做次模特该多好，裸体不敢奢望，但能画画光着的腿也是好的啊。 那时很多人追过她，包括我，但都被她一一无情拒绝，大家都觉得她根本看不上我们。有个声乐系的男生不知用了什么招，成功地把她约去了公园，结果差点出了事——那男的在遭到拒绝时使劲掐她的脖子，幸亏当时天没黑，公园里还有些人，听到喊声跑来报了警，才救了她一命。 后来刘悦就不见了，有人说她休了学，有人说她去了外地走穴，总之再没见到她了，直到毕业时，在舞蹈系毕业表演的演出上，她才忽然亮相。她演柴可夫斯基《天鹅湖》里的黑天鹅，光芒四射，造成轰动，她那绝佳的舞感和一身黑的打扮，美得让人发呆，远远盖过了女一号白天鹅，那晚整个舞台是属于她的。可自从那晚惊鸿一瞥之后，我们大家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说起她的时候，几乎都一致认为她傍了大款逍遥而去，于是纷纷感叹在金钱面前艺术是何等脆弱和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