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家图书馆南门对面的小桥下，昆玉河河水静静流淌。一位老人对着河水感叹：“不知这水流到什么地方去了？”
旁边一个人说：“以前可以流到杭州入海。”
航拍的运河北京城区段
老人瞪大了双眼。那人解释说：昆玉河的水从西山而来，流过广源闸，过了西直门的高梁桥，入城到积水潭，流到通州，向南一直流到杭州湾入海。
那人便是学者杜瑜，他在文章《运河与现代化》中曾提到这么一段亲身经历。杜瑜口中的水系，正是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开凿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吴国的邗沟。
大运河北段的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在历史上是京津冀三地沟通的動脉血管。河北香河流传着这样的一首小诗：“君住北京城，我身在河北;同游天津卫，打通运河水。”
大运河带来的交流，让本就相亲相近的三地文脉也相通。“人们常说大运河是一条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开放之河、经济之河，但归根结底，起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的，还是文化。”北京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荣大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早春的积水潭，河水已经解冻，绿头鸭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迎春花在潭边的山坡上盛开。水利专家郭守敬手拿书卷、凝视前方的雕像伫立在水边。
时间回到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连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独特地理位置，让北京成为帝国都城的首选，被定名为大都。
然而，大都距离当时的主要经济中心和粮食产区长江流域太远，而国家税收必须依赖江南的漕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金朝统治者曾靠兴建水运设施，将华北平原的粮食运进当时的金中都，元朝统治者借鉴这个做法，实施了更雄伟的计划。
当时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奉命主持开凿了连接通州与大都的通惠河，并创建性地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作为运河水源。如此一来，北起元大都，南达杭州，三千余里的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了。漕运船带着江南物产顺河道北上，经通惠河可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
沧州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在大运河边练功
“大运河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是国家的治理措施，它在南北物资非常不平衡的广大国土上，满足物资调配的需要。”大运河申遗文本总撰稿人和管理规划编制总负责人张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明代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所需的一砖一木，均通过大运河一路“漂”来，在通州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至京城，甚至连修城的工匠都是经由运河从南方乘船而来的。因此，便有了“水上漂来北京城”的说法。
此外，北京的城市水系和功能分区，也与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
学者赵书在《试论漕运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中提出，门头沟提供煤炭、运河提供粮食储存，促进了长安大街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的纬向通道格局的形成。
北京有“东富西贵”的说法，意即王公贵族多住在西城，商贾富户多住在东城。学者郗志群认为，“东富”的形成便与运河密切相关：由于漕运管理的需要，储存粮食物资的仓库多建于东城，从元明时期起，东城便成为官吏商人的居住地，逐渐演变为京师商贾文化的集聚地。
在赵书看来，现在北京市两线（长安街和中轴线）三安（广安大街、长安大街、平安大街）套六环（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六条环路）的格局，就是北京城历史地理格局的延续。
运河留下的许多遗址点，如积水潭、南新仓、通州燃灯塔等古代漕运遗址，也成为了北京城的文化地标。
张谨说：“大运河代表了一种非常有远见、有视野的城市规划智慧，尤其是把城市规划和水上物流都考虑在一起，全面调动城市的各种资源。这其实对当代中国也很有启示，那就是如何用中国智慧来解决复杂的国计民生问题。”
沿通惠河进入北运河，经过河北廊坊，就进入了天津。
在天津城东北隅的三岔河口旁，有一座面带笑容的女性雕像。她右手怀抱婴儿，左手伸掌托天，凝视着海河河畔。这座雕像名为“生命的源泉”，是天津人民引滦入津工程的标志性纪念物。而引滦入津的重要通道之一，正是北运河。
北运河在三岔河口处与南运河交汇，注入海河。作为沟通南北运河的枢纽，天津的诞生与发展，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在三岔河口交汇，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水旱码头和商品集散地，被称为“天津摇篮”。
金朝在三岔河口设直沽寨，元朝改直沽寨为海津镇，海津镇成为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
明初燕王朱棣南下争夺皇位时曾在此地渡河，即位后，为此地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作为军事要地，天津在三岔河口西南小直沽一带设城筑卫，称为“天津卫”。
筑城之后，由于明清时期大运河的畅通，天津得到了繁荣发展。明朝官方允许漕运随船士兵搭载私人物品进行贩卖;到了清朝，政府还允许漕船在没有任务之际搭载商人货物，这进一步繁荣了天津的商业。
“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天津逐渐成为了漕粮传输基地、盐业中心、粮食商业中心与北方商业中心。
随着漕运的发达、商业的兴盛，外乡人口陆续在天津汇聚，带来了各自家乡的声腔曲种，为天津曲艺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生长土壤。 除了天津时调、天津快板等天津特有的曲艺形式，流行于北方的大多数曲种，如京东大鼓、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相声、评书等，也都在天津落地开花并得到新的发展，进而在北方乃至全国流传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城址位于三岔河口、九河下梢。多条河流在天津交汇，加上海河河水的季节性泛滥，很容易导致洪水淹城，需要采取排水措施，于是就有了减河。
为了让南北水道畅通，人们切断了很多横向的河流，导致水量汇集。而所谓的减河，就是为了将汇聚的水量排出去而挖掘的支流，再由减水闸控制，让水入海。
据张谨介绍，南北运河上有许多减河和减水闸，这也是大运河京津冀段和南方不同的特点之一。“大运河改变了这一区域性的生态和地理环境，这样充满国家决心的工程，需要不惜余力来维护。在南北运河上使用的这些技术，尤其体现了人的意志和智慧。”她说。
在天津静海唐官屯镇马厂减河与南运河交界处，有以“宣泄九派之水”而得名的九宣闸，它不仅在建成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承担着泄洪、灌溉的功能，还在1948年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承载着京津冀三地人民兴修水利、保家卫国的共同情感记忆。
由天津三岔河口的南运河一路向南，经过青县，便进入了河北沧州主城区。
在大运河流经的八省市里，河北沧州是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在大运河河北段流经的廊坊、沧州、衡水和邯郸五个城市中，也惟有沧州被大运河穿主城区而过。
沧州市文物局执法督察科科长郑志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沧州的城区，就是因运河而迁移过来的。”
沧州的运河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曹魏为北征乌桓而开凿的平虏渠。这段运河上起呼沲（即滹沱河），下入泒水（今天津独流附近）。隋炀帝杨广开凿运河时，沧州境内运河的基础河段由此形成。
元末明初，沧州旧城开始衰败，而临近运河的长芦镇，则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逐渐成为地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天的沧州城，就是在长芦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郑志利说。
依靠大运河而繁荣的漕运，塑造了沧州“武术之乡”的历史文化。沧州武术办主任刘永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沧州成为南北水旱交通要冲后，为确保商品货物安全，武技高强的武师很抢手，明末清初，沧州赢得了‘镖不喊沧’的名声。”
“镖不喊沧”，是指其他地区的镖局在镖车进入沧州之后，为表尊重，不喊镖号、不挂镖旗的传统。
“大运河蕴育了沧州武术，也衍生了‘侠义文化’，沧州上千年的尚武之风，使得沧州人自古以刚毅、勇敢、豪迈、直爽著称，素有‘武健泱泱乎有表海之雄风’的美誉。可以说，沧州人自古的侠肝义胆无不和运河、武术息息相关。”沧州文史研究会理事王庆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沧州武术因漕运走镖而兴盛，而滄州武人也借助运河之便，来往京津冀各地，与武林中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促成了中华武术的繁荣。清末，祖籍沧州的武林名家王正谊、霍元甲等人，都曾在京津等地以武会友，与革命志士结下情谊，让沧州武术名扬天下。
运河给沧州人带来的记忆，除了英勇豪侠的武术文化，还有甘醇清冽的沧州酒。
据记载，乾隆年间的进士阮葵生曾这样讲述沧州酒的来历：明末有三位老人，在沧州城运河边的酒楼上喝酒，第一日聚饮而醉，没付账就走了;第二日再聚，又喝得酩酊大醉，临走之时，他们把酒碗中的余酒洒到酒楼窗外的运河里，顿时酒香扑鼻，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也出奇的醇香。
这个传说道出了一个事实：沧州酒取水于运河。当地老人刘玉身对本刊记者说：“那时沧州酒就是香，我每天从酒坊过，天长日久，鼻子竟练出来了，不管什么酒，一闻就知道是不是沧州酒。”
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缓缓流过京畿大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京津冀地域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来看，京津冀原同属一个“直隶省”，文脉相通，血脉相亲。
直到现在，当人们提到“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时，河北人还会骄傲地说一句：“心脏躺在河北的胸脯上。”
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促进了京津冀三地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通过接触和交流，在三地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运河文化。
沧州吴桥杂技的传承和传播就离不开运河。明清以来，由于运河漕运发达，带动了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给杂技活动提供了便利的表演场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吴桥杂技的代表传承人王宝合还记得小时候和父亲沿运河卖艺的情景：“在大运河两岸做生意、做买卖的人比较多，都是流动的人。我们艺人不卖票，就是顺着运河演，运河两岸就是我们的市场和舞台。”
运河两岸的舞台，把三地的文脉串联在一起，沉淀着三地的共同记忆。
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杨利慧看来，京津冀三地在文化上的内在共通性是显见的：“三地有行政区域的划分，但是在文化上是不可能隔断的。”
张谨说：“运河最值得怀念、最有价值的，就是一种运河的生活记忆。”
杨利慧认为，京津冀三地在生活上有很多共同性。
刘玉身的运河记忆，正是一种代表。她生于沧州运河边上的一个大户人家，每天上下学时都不走大路，涨水时走东岸，水浅时走河坡，冬天时趁着大人不注意还可以到河里滑冰，或者看人凿冰。柳树下、货船上、河水里，到处都有刘玉身少时玩耍的记忆。
如何将存续于生活场景中的运河记忆保存下来，深入挖掘和传播京津冀运河的文化内涵，是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杨利慧认为，人是大运河的建设者、享用者和文化传承主体，那些蕴含着人的智慧、情感和生命体验的有温度的故事，随着相关人群的渐渐老去，正日渐远去。若不及时“打捞”，故事将有可能消逝于历史深处、永远无法追回。
“现代化进程让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可逆转。此时，建设一个‘京津冀大运河口述史影像数据库’的任务更显得迫在眉睫。”杨利慧说。
杨利慧表示：“在京津冀运河两岸，人们是‘共饮一江水’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些运河人家的口述历史中，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区域运河文化的一致性、区别于其他流段的特色性。在接下来挖掘京津冀运河文化内涵时，这种文化地理的概念对我们思考保护大运河文化更有帮助。”
（本文参考了《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龙脉千里大运河》《大运河》（黄山书社）《漕运文化研究》《北平历史地理》《图说大运河古运回望》等书，《沧州日报》编辑哈聪杰对此文亦有贡献，一并致谢）
旁边一个人说：“以前可以流到杭州入海。”
老人瞪大了双眼。那人解释说：昆玉河的水从西山而来，流过广源闸，过了西直门的高梁桥，入城到积水潭，流到通州，向南一直流到杭州湾入海。
那人便是学者杜瑜，他在文章《运河与现代化》中曾提到这么一段亲身经历。杜瑜口中的水系，正是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开凿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吴国的邗沟。
大运河北段的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在历史上是京津冀三地沟通的動脉血管。河北香河流传着这样的一首小诗：“君住北京城，我身在河北;同游天津卫，打通运河水。”
大运河带来的交流，让本就相亲相近的三地文脉也相通。“人们常说大运河是一条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开放之河、经济之河，但归根结底，起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的，还是文化。”北京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荣大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漂来的北京城
早春的积水潭，河水已经解冻，绿头鸭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迎春花在潭边的山坡上盛开。水利专家郭守敬手拿书卷、凝视前方的雕像伫立在水边。
时间回到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连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独特地理位置，让北京成为帝国都城的首选，被定名为大都。
然而，大都距离当时的主要经济中心和粮食产区长江流域太远，而国家税收必须依赖江南的漕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金朝统治者曾靠兴建水运设施，将华北平原的粮食运进当时的金中都，元朝统治者借鉴这个做法，实施了更雄伟的计划。
当时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奉命主持开凿了连接通州与大都的通惠河，并创建性地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作为运河水源。如此一来，北起元大都，南达杭州，三千余里的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了。漕运船带着江南物产顺河道北上，经通惠河可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
“大运河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是国家的治理措施，它在南北物资非常不平衡的广大国土上，满足物资调配的需要。”大运河申遗文本总撰稿人和管理规划编制总负责人张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明代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所需的一砖一木，均通过大运河一路“漂”来，在通州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至京城，甚至连修城的工匠都是经由运河从南方乘船而来的。因此，便有了“水上漂来北京城”的说法。
此外，北京的城市水系和功能分区，也与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
学者赵书在《试论漕运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中提出，门头沟提供煤炭、运河提供粮食储存，促进了长安大街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的纬向通道格局的形成。
北京有“东富西贵”的说法，意即王公贵族多住在西城，商贾富户多住在东城。学者郗志群认为，“东富”的形成便与运河密切相关：由于漕运管理的需要，储存粮食物资的仓库多建于东城，从元明时期起，东城便成为官吏商人的居住地，逐渐演变为京师商贾文化的集聚地。
在赵书看来，现在北京市两线（长安街和中轴线）三安（广安大街、长安大街、平安大街）套六环（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六条环路）的格局，就是北京城历史地理格局的延续。
运河留下的许多遗址点，如积水潭、南新仓、通州燃灯塔等古代漕运遗址，也成为了北京城的文化地标。
张谨说：“大运河代表了一种非常有远见、有视野的城市规划智慧，尤其是把城市规划和水上物流都考虑在一起，全面调动城市的各种资源。这其实对当代中国也很有启示，那就是如何用中国智慧来解决复杂的国计民生问题。”
三岔河口孕育的天津
沿通惠河进入北运河，经过河北廊坊，就进入了天津。
在天津城东北隅的三岔河口旁，有一座面带笑容的女性雕像。她右手怀抱婴儿，左手伸掌托天，凝视着海河河畔。这座雕像名为“生命的源泉”，是天津人民引滦入津工程的标志性纪念物。而引滦入津的重要通道之一，正是北运河。
北运河在三岔河口处与南运河交汇，注入海河。作为沟通南北运河的枢纽，天津的诞生与发展，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在三岔河口交汇，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水旱码头和商品集散地，被称为“天津摇篮”。
金朝在三岔河口设直沽寨，元朝改直沽寨为海津镇，海津镇成为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
明初燕王朱棣南下争夺皇位时曾在此地渡河，即位后，为此地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作为军事要地，天津在三岔河口西南小直沽一带设城筑卫，称为“天津卫”。
筑城之后，由于明清时期大运河的畅通，天津得到了繁荣发展。明朝官方允许漕运随船士兵搭载私人物品进行贩卖;到了清朝，政府还允许漕船在没有任务之际搭载商人货物，这进一步繁荣了天津的商业。
“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天津逐渐成为了漕粮传输基地、盐业中心、粮食商业中心与北方商业中心。
随着漕运的发达、商业的兴盛，外乡人口陆续在天津汇聚，带来了各自家乡的声腔曲种，为天津曲艺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生长土壤。 除了天津时调、天津快板等天津特有的曲艺形式，流行于北方的大多数曲种，如京东大鼓、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相声、评书等，也都在天津落地开花并得到新的发展，进而在北方乃至全国流传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城址位于三岔河口、九河下梢。多条河流在天津交汇，加上海河河水的季节性泛滥，很容易导致洪水淹城，需要采取排水措施，于是就有了减河。
为了让南北水道畅通，人们切断了很多横向的河流，导致水量汇集。而所谓的减河，就是为了将汇聚的水量排出去而挖掘的支流，再由减水闸控制，让水入海。
据张谨介绍，南北运河上有许多减河和减水闸，这也是大运河京津冀段和南方不同的特点之一。“大运河改变了这一区域性的生态和地理环境，这样充满国家决心的工程，需要不惜余力来维护。在南北运河上使用的这些技术，尤其体现了人的意志和智慧。”她说。
在天津静海唐官屯镇马厂减河与南运河交界处，有以“宣泄九派之水”而得名的九宣闸，它不仅在建成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承担着泄洪、灌溉的功能，还在1948年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承载着京津冀三地人民兴修水利、保家卫国的共同情感记忆。
因运河而兴的沧州
由天津三岔河口的南运河一路向南，经过青县，便进入了河北沧州主城区。
在大运河流经的八省市里，河北沧州是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在大运河河北段流经的廊坊、沧州、衡水和邯郸五个城市中，也惟有沧州被大运河穿主城区而过。
沧州市文物局执法督察科科长郑志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沧州的城区，就是因运河而迁移过来的。”
沧州的运河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曹魏为北征乌桓而开凿的平虏渠。这段运河上起呼沲（即滹沱河），下入泒水（今天津独流附近）。隋炀帝杨广开凿运河时，沧州境内运河的基础河段由此形成。
元末明初，沧州旧城开始衰败，而临近运河的长芦镇，则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逐渐成为地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天的沧州城，就是在长芦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郑志利说。
依靠大运河而繁荣的漕运，塑造了沧州“武术之乡”的历史文化。沧州武术办主任刘永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沧州成为南北水旱交通要冲后，为确保商品货物安全，武技高强的武师很抢手，明末清初，沧州赢得了‘镖不喊沧’的名声。”
“镖不喊沧”，是指其他地区的镖局在镖车进入沧州之后，为表尊重，不喊镖号、不挂镖旗的传统。
“大运河蕴育了沧州武术，也衍生了‘侠义文化’，沧州上千年的尚武之风，使得沧州人自古以刚毅、勇敢、豪迈、直爽著称，素有‘武健泱泱乎有表海之雄风’的美誉。可以说，沧州人自古的侠肝义胆无不和运河、武术息息相关。”沧州文史研究会理事王庆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沧州武术因漕运走镖而兴盛，而滄州武人也借助运河之便，来往京津冀各地，与武林中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促成了中华武术的繁荣。清末，祖籍沧州的武林名家王正谊、霍元甲等人，都曾在京津等地以武会友，与革命志士结下情谊，让沧州武术名扬天下。
运河给沧州人带来的记忆，除了英勇豪侠的武术文化，还有甘醇清冽的沧州酒。
据记载，乾隆年间的进士阮葵生曾这样讲述沧州酒的来历：明末有三位老人，在沧州城运河边的酒楼上喝酒，第一日聚饮而醉，没付账就走了;第二日再聚，又喝得酩酊大醉，临走之时，他们把酒碗中的余酒洒到酒楼窗外的运河里，顿时酒香扑鼻，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也出奇的醇香。
这个传说道出了一个事实：沧州酒取水于运河。当地老人刘玉身对本刊记者说：“那时沧州酒就是香，我每天从酒坊过，天长日久，鼻子竟练出来了，不管什么酒，一闻就知道是不是沧州酒。”
留住运河记忆
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缓缓流过京畿大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京津冀地域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来看，京津冀原同属一个“直隶省”，文脉相通，血脉相亲。
直到现在，当人们提到“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时，河北人还会骄傲地说一句：“心脏躺在河北的胸脯上。”
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促进了京津冀三地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通过接触和交流，在三地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运河文化。
沧州吴桥杂技的传承和传播就离不开运河。明清以来，由于运河漕运发达，带动了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给杂技活动提供了便利的表演场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吴桥杂技的代表传承人王宝合还记得小时候和父亲沿运河卖艺的情景：“在大运河两岸做生意、做买卖的人比较多，都是流动的人。我们艺人不卖票，就是顺着运河演，运河两岸就是我们的市场和舞台。”
运河两岸的舞台，把三地的文脉串联在一起，沉淀着三地的共同记忆。
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杨利慧看来，京津冀三地在文化上的内在共通性是显见的：“三地有行政区域的划分，但是在文化上是不可能隔断的。”
张谨说：“运河最值得怀念、最有价值的，就是一种运河的生活记忆。”
杨利慧认为，京津冀三地在生活上有很多共同性。
刘玉身的运河记忆，正是一种代表。她生于沧州运河边上的一个大户人家，每天上下学时都不走大路，涨水时走东岸，水浅时走河坡，冬天时趁着大人不注意还可以到河里滑冰，或者看人凿冰。柳树下、货船上、河水里，到处都有刘玉身少时玩耍的记忆。
如何将存续于生活场景中的运河记忆保存下来，深入挖掘和传播京津冀运河的文化内涵，是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杨利慧认为，人是大运河的建设者、享用者和文化传承主体，那些蕴含着人的智慧、情感和生命体验的有温度的故事，随着相关人群的渐渐老去，正日渐远去。若不及时“打捞”，故事将有可能消逝于历史深处、永远无法追回。
“现代化进程让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可逆转。此时，建设一个‘京津冀大运河口述史影像数据库’的任务更显得迫在眉睫。”杨利慧说。
杨利慧表示：“在京津冀运河两岸，人们是‘共饮一江水’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些运河人家的口述历史中，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区域运河文化的一致性、区别于其他流段的特色性。在接下来挖掘京津冀运河文化内涵时，这种文化地理的概念对我们思考保护大运河文化更有帮助。”
（本文参考了《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龙脉千里大运河》《大运河》（黄山书社）《漕运文化研究》《北平历史地理》《图说大运河古运回望》等书，《沧州日报》编辑哈聪杰对此文亦有贡献，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