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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难察如阴，司马昭之心更是如此 在中国有个广为人知的歇后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背后故事，就是下面这两位仁兄一起演绎的：曹髦，字彦士，曹魏第四个皇帝，史称高贵乡公，干了六年皇帝，连个正规帝号甚至王爵也没混到，怎么看怎么憋屈；司马昭，字子上，曹魏权臣之一，西晋王朝的实际奠基人，尽管生前没有称帝，但史书上还是称其为晋文帝或太祖。历史何其不公平！
《三国演义》第114回对此事的叙述与正史记载基本保持了一致。朝廷军政大权被司马昭掌控，曹髦惴惴不安。公元260年，他召集手下亲信研究对策，说：“司马昭将怀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废辱，卿等可助朕讨之！”然后不顾尚书王经的劝告，亲自率领殿中宿卫杂役等三百多人去攻打司马昭。结果飞蛾扑火，被太子舍人成济所杀。
俗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如同海水难量。年纪轻轻的曹髦凭什么断定司马昭之心就是篡逆之心？又凭什么断定“人所共知”司马昭有篡逆之心呢？不幸的是，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这句歇后语来比喻“地球人都知道”的阴谋和野心，却并不关心其中真伪。那么，司马昭之心到底是颗什么心？
司马昭并无杀曹髦之心 关于曹髦其人，陈寿的评价恰如其分：“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唐代诗人王勃如是评：“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意思是，曹髦有才气，但性格不够“深沉”，浮躁轻率，缺乏帝王心术。性格决定命运。当皇家威权尽失时，曹髦不能忍，结果自取其祸。
但曹髦原本可以不死。威权崩溃，他的身份优势还在。从君臣名分讲，他是君，司马昭是臣，这皇位他坐得名正言顺。司马昭若想越雷池一步，只能背负“弑君”篡位的历史恶名。
从正史来看，司马昭固然跋扈，但确实没有或不敢有弑君之心。即使曹髦让他对曹魏丧失了愚忠的最后心理防线，他也没想自己代魏称帝，而是坚决反对废曹髦。这体现了他对曹魏的社稷、法统以及皇帝的维护。想想曹操是怎样对待汉献帝的。没当魏公魏王时，其在《自明本志》中可曾有一句尊重皇帝的话？司马昭已经是晋王了，在他给孙皓书信中还对曹髦尊敬有加。毌丘俭、文钦等人都曾中肯地指出，司马昭“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恪守臣子之道。
退一步说，即便司马昭有弑君之心，如果曹髦能效法汉献帝，能多多体会古人所说的“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明而少怒，哪怕是装傻充愣，潜心恩结上下弥补威权之失，待时而起，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北魏孝庄帝元子攸跟曹髦的境遇就比较类似，曾私下说：“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但元子攸懂得抓住时机适时出击，成功诛杀了权臣尔朱荣。可惜曹髦不是元子攸，连郭太后也不支持他；而司马昭也不是尔朱荣，在人心向背定成败的认识上，司马昭显然更胜一筹。
施惠于民为曹氏 当曹髦愚蠢地采取自救式的最后一搏时，司马昭又在干什么？正筹划灭蜀大计呢。在这之前，也就是258年，诸葛诞在淮南造反，司马昭建议曹髦亲征，并取得郭太后的支持，最终赢得了寿春之战。是役，活捉战俘十多万，部下请求全部活埋，但司马昭不同意，说：“放他们回去，才显示大魏的宽宏大度。”此举与曹操为一己之私泄愤而坑杀数万战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后来，连扬州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再反对他。
司马昭执政，以仁治国，以民为本，一以贯之。
他爱护百姓、减轻刑罚，洞悉百姓热爱和平、期望统一之心，以招抚之策解决了少数民族“钉子户”问题，让北方八百万兄弟民族归顺，灭蜀后也能善待后主刘禅。名将羊祜说：“先帝（司马昭）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张悌也说：“（司马昭）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这样的人，又怎能不成功？司马昭用恩德仁政换人心，说到底为的还是曹氏。
当时朝野对司马昭的拥戴，已经比他父亲时期升格了很多。司马懿任丞相和加九锡，只是太常王肃拥戴；到司马昭，已经是太尉、司徒拥戴，比太常级别高。史称：“（景元）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徒）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司马昭前后六次“固辞”，第一次居然还“九让”，可见他终究还是为威权崩溃的曹魏政权做个周文王罢了，从未有过篡位之心。
对此，很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南齐书》萧道成说：“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有臣子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摘自《国企》
《三国演义》第114回对此事的叙述与正史记载基本保持了一致。朝廷军政大权被司马昭掌控，曹髦惴惴不安。公元260年，他召集手下亲信研究对策，说：“司马昭将怀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废辱，卿等可助朕讨之！”然后不顾尚书王经的劝告，亲自率领殿中宿卫杂役等三百多人去攻打司马昭。结果飞蛾扑火，被太子舍人成济所杀。
俗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如同海水难量。年纪轻轻的曹髦凭什么断定司马昭之心就是篡逆之心？又凭什么断定“人所共知”司马昭有篡逆之心呢？不幸的是，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这句歇后语来比喻“地球人都知道”的阴谋和野心，却并不关心其中真伪。那么，司马昭之心到底是颗什么心？
司马昭并无杀曹髦之心 关于曹髦其人，陈寿的评价恰如其分：“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唐代诗人王勃如是评：“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意思是，曹髦有才气，但性格不够“深沉”，浮躁轻率，缺乏帝王心术。性格决定命运。当皇家威权尽失时，曹髦不能忍，结果自取其祸。
但曹髦原本可以不死。威权崩溃，他的身份优势还在。从君臣名分讲，他是君，司马昭是臣，这皇位他坐得名正言顺。司马昭若想越雷池一步，只能背负“弑君”篡位的历史恶名。
从正史来看，司马昭固然跋扈，但确实没有或不敢有弑君之心。即使曹髦让他对曹魏丧失了愚忠的最后心理防线，他也没想自己代魏称帝，而是坚决反对废曹髦。这体现了他对曹魏的社稷、法统以及皇帝的维护。想想曹操是怎样对待汉献帝的。没当魏公魏王时，其在《自明本志》中可曾有一句尊重皇帝的话？司马昭已经是晋王了，在他给孙皓书信中还对曹髦尊敬有加。毌丘俭、文钦等人都曾中肯地指出，司马昭“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恪守臣子之道。
退一步说，即便司马昭有弑君之心，如果曹髦能效法汉献帝，能多多体会古人所说的“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明而少怒，哪怕是装傻充愣，潜心恩结上下弥补威权之失，待时而起，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北魏孝庄帝元子攸跟曹髦的境遇就比较类似，曾私下说：“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但元子攸懂得抓住时机适时出击，成功诛杀了权臣尔朱荣。可惜曹髦不是元子攸，连郭太后也不支持他；而司马昭也不是尔朱荣，在人心向背定成败的认识上，司马昭显然更胜一筹。
施惠于民为曹氏 当曹髦愚蠢地采取自救式的最后一搏时，司马昭又在干什么？正筹划灭蜀大计呢。在这之前，也就是258年，诸葛诞在淮南造反，司马昭建议曹髦亲征，并取得郭太后的支持，最终赢得了寿春之战。是役，活捉战俘十多万，部下请求全部活埋，但司马昭不同意，说：“放他们回去，才显示大魏的宽宏大度。”此举与曹操为一己之私泄愤而坑杀数万战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后来，连扬州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再反对他。
司马昭执政，以仁治国，以民为本，一以贯之。
他爱护百姓、减轻刑罚，洞悉百姓热爱和平、期望统一之心，以招抚之策解决了少数民族“钉子户”问题，让北方八百万兄弟民族归顺，灭蜀后也能善待后主刘禅。名将羊祜说：“先帝（司马昭）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张悌也说：“（司马昭）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这样的人，又怎能不成功？司马昭用恩德仁政换人心，说到底为的还是曹氏。
当时朝野对司马昭的拥戴，已经比他父亲时期升格了很多。司马懿任丞相和加九锡，只是太常王肃拥戴；到司马昭，已经是太尉、司徒拥戴，比太常级别高。史称：“（景元）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徒）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司马昭前后六次“固辞”，第一次居然还“九让”，可见他终究还是为威权崩溃的曹魏政权做个周文王罢了，从未有过篡位之心。
对此，很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南齐书》萧道成说：“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有臣子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摘自《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