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日本自民党总裁麻生太郎成为首相，“麻生号”迎着风浪正式起航了。
麻生出自“鸽派”（河野派）阵营，但“鹰派”色彩很浓。他因鼓吹“自由与繁荣之弧”，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麻生四次竞选自民党总裁三次失败，他自称“劣等生”，而别人说他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
血统“高贵”的名门之后
说麻生血统“高贵”、出身“名门”并不过分。
1870年，刚成立不久的日本明治政府设立了工部省，并专门管理各项公共事业。当时的日本工业化刚刚起步，能源需求急剧增大，而煤炭成为最直接的能源。日本福冈县东北部煤矿集中，生活在这里的麻生家族成为日本煤炭工业的“风雪儿”。麻生曾祖父麻生太吉开创的煤炭产业属于九州岛三大煤炭财阀之一，麻生家族还向电力、金融等领域扩展，成为日本的大富豪、“煤炭世家”。
麻生的曾外祖父牧野伸显曾任日本外相，牧野伸显的父亲是日本赫赫有名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曾任日本首相并确立“战后体制”的吉田茂是麻生首相的外公，麻生的夫人是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的三女儿，麻生的妹妹麻生信子是宽仁亲王的王妃，曾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宫泽喜一、细川护熙都与麻生家族有亲戚关系……这位具有武士血统的名门之后，社会关系广泛且复杂。
麻生太郎于1963年3月毕业于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系，专攻政治学。同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1965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66年8月进入麻生产业株式会社，同年11月任该社董事。
2001年4月，麻生与小泉、桥本竞争自民党总裁，名列第三。小泉时期，麻生曾先后任自民党政调会长、总务大臣、外务大臣。2006年9月麻生与安倍、谷垣竞争自民党总裁，名列第二。安倍内阁成立后，麻生留任外务大臣，他自嘲为“留级”。安倍改组内阁，麻生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辞职后,麻生看似能够接班,但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福田康夫获胜——麻生三战三败。福田组阁时邀请麻生参加，但被拒绝，麻生始终与福田内阁保持一定距离。福田首相艰难执政，在辞职前一个月改组内阁，麻生被任命为自民党干事长，为其荣登总裁、首相宝座打下了基础。
“鸽派”阵营里的“鹰派”
1999年1月，麻生脱离多年所属的“宏池会”，加入以河野洋平为会长的“大勇会”，成为自民党内“河野派”（鸽派）的一员。2006年12月15日，河野派“大勇会”解散，麻生组建“为公会”并就任会长，自民党内的新派阀“麻生派”诞生。河野派原班人马（除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外）均转为麻生派成员，加上新进入人士，麻生派现在共有20人。
2006年11月30日，麻生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讲演，提出了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兜售他的“价值观外交”理论，并将此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新基轴”。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再到欧亚大陆外围的迅速崛起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带。所谓“价值观外交”，是指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运用于拓展外交。该构想准备加大对东南亚、中亚、原东欧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及市场经济支持的力度，并试图在地理上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构成围堵态势。2006年12月16日，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批评作为外相的麻生所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时说，“我不认为那是贤明的外交”。
2007年6月，麻生出版了《潜力无限的日本》一书，对自己的政治、外交理念进行了阐述。他将自己的“新亚洲主义”视为“麻生主义”的核心。麻生认为亚洲已形成一个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网络，但这个网络却不包括军事安全领域。麻生并不鼓吹“中国威胁论”，反倒认为日本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共同利益是日本外交追求的重要目标。他表示“衷心地祝福和欢迎中国的发展”，并强调“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久远历史的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用长远的眼光、朋友式的热情关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他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从东北亚延伸到东南亚，再到中亚甚至土耳其，却偏偏绕开中国。更不可思议的是，麻生新亚洲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的价值观”——这种缺少亚洲价值观的新亚洲主义令人费解。
2008年9月25日，已成为首相的麻生在联合国大会上重新主张“价值观外交”。与1957年日本倡导的“外交三原则”相比，除“以联合国为中心”没有变化外，其中的“日美同盟是基轴”变为“日美同盟是永远不变的基轴”，而“亚洲一员”变为“重视亚洲”。对中韩两国，麻生使用了“中国和韩国是日本的伙伴”这一表述方式。麻生不像“民族派”安倍那样保守，也不像“改革派”小泉那样激进，麻生是略带保守同时又受到西方思想熏染的“半个亚洲派”。
“口没遮拦”却“人缘不错”
麻生现年68岁，血型A，爱好读书（尤其是漫画书）、打高尔夫球；1979年10月初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至今共当选议员9次；1983年11月结婚，膝下有一儿一女。
麻生曾作为射击选手，代表日本参加第21届奥运会。现在他还担任日本射击协会会长、日本女子篮球组织会长、财团法人日本垂钓振兴会名誉会长。他一向认为自己是“出身良好，养育不佳”的“劣等生”。留美刚两年时，外公以美国英语发音不准为由让他改为留学英国，他只好接着在英国留学一年。
不拘小节、“说话没谱”是麻生的性格特点与处事风格。安倍内阁成立不久，麻生就在国会答辩中称台湾为“国家”，不到一分钟又改口。2006年1月9日，在谈到日美澳部长级安全保障会议延期一事时，他说：“考虑到沙龙总理病情恶化，万一会议期间举行葬礼就没意思了，所以会议延期了。”2006年1月28日，在谈到首相参拜时，他说：“中国越说‘停止参拜’,就越不能不去”，“这就如同吸烟，越不让吸越想吸”。2006年2月4日，在福冈市的一次讲演中，他极力称颂日本在台湾进行的殖民地教育有“功劳”，说深切地感到“我们祖辈还是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事”。2006年12月，他因赞成讨论“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问题，被在野四党提出不信任案。2007年3月21日，在长崎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约旦河西岸的开发时，他提出了日本的中东和平外交路线图，即建立“和平与繁荣走廊”构想。他说：“日本可以做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日本人有信用，蓝眼金发恐怕不行”，“我们多亏是黄脸，而且不曾在中东盘剥过，也不曾在这里开过一枪”。
麻生喜欢漫画并想开展“漫画外交”，据说他还想搞一个“漫画诺贝尔奖”。近年来，麻生还力主推进“日韩隧道”建设。2006年8月8日，麻生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自己的靖国神社“非宗教法人化”提案，主张最终使靖国神社成为“特殊法人国立追悼设施靖国社”。麻生这位“公子哥”，其实属于不拘小节的“粗线条”之人，在与同事接触时没什么“架子”，因此往往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落得个“好人缘”。日本的年轻人挺喜欢他。
要对麻生的“不规则打法”动点脑筋
麻生首相能执政多久还不得而知，10月解散众议院，11月初实行大选似成定局。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赢了，麻生继续当首相；大选输了，麻生就会成为日本最大在野党的领袖。但不论他执政一个月还是一年，中日外交都要经受磨砺。麻生是个“实用主义者”，采取“务实”的对华外交不成问题。但他一贯采用“不规则打法”，所以，惯于一成不变的中国可能要多动点脑筋。中日关系的大局还是不能轻易改变。
麻生主张中日两国应通过竞争来发展自己，而不是单纯强调“友好”。他将友好视为“手段”，将“利益”作为最终追求的目标。其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就是正视两国彼此的“利益关切”。中国几千年来道德至上，轻视利益，在“道德观”和“利益观”发生冲突时往往“取道”“舍利”。我们一直用“王道”和“霸道”这一概念来界定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深入，我们在保持东方民族本色的同时，也应适度地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念。当然，不论哪个国家，片面强调本国利益，过分地摄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损害他国利益都是不可取的，处理中日两国的利益关系也是如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麻生出自“鸽派”（河野派）阵营，但“鹰派”色彩很浓。他因鼓吹“自由与繁荣之弧”，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麻生四次竞选自民党总裁三次失败，他自称“劣等生”，而别人说他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
血统“高贵”的名门之后
说麻生血统“高贵”、出身“名门”并不过分。
1870年，刚成立不久的日本明治政府设立了工部省，并专门管理各项公共事业。当时的日本工业化刚刚起步，能源需求急剧增大，而煤炭成为最直接的能源。日本福冈县东北部煤矿集中，生活在这里的麻生家族成为日本煤炭工业的“风雪儿”。麻生曾祖父麻生太吉开创的煤炭产业属于九州岛三大煤炭财阀之一，麻生家族还向电力、金融等领域扩展，成为日本的大富豪、“煤炭世家”。
麻生的曾外祖父牧野伸显曾任日本外相，牧野伸显的父亲是日本赫赫有名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曾任日本首相并确立“战后体制”的吉田茂是麻生首相的外公，麻生的夫人是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的三女儿，麻生的妹妹麻生信子是宽仁亲王的王妃，曾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宫泽喜一、细川护熙都与麻生家族有亲戚关系……这位具有武士血统的名门之后，社会关系广泛且复杂。
麻生太郎于1963年3月毕业于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系，专攻政治学。同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1965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66年8月进入麻生产业株式会社，同年11月任该社董事。
2001年4月，麻生与小泉、桥本竞争自民党总裁，名列第三。小泉时期，麻生曾先后任自民党政调会长、总务大臣、外务大臣。2006年9月麻生与安倍、谷垣竞争自民党总裁，名列第二。安倍内阁成立后，麻生留任外务大臣，他自嘲为“留级”。安倍改组内阁，麻生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辞职后,麻生看似能够接班,但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福田康夫获胜——麻生三战三败。福田组阁时邀请麻生参加，但被拒绝，麻生始终与福田内阁保持一定距离。福田首相艰难执政，在辞职前一个月改组内阁，麻生被任命为自民党干事长，为其荣登总裁、首相宝座打下了基础。
“鸽派”阵营里的“鹰派”
1999年1月，麻生脱离多年所属的“宏池会”，加入以河野洋平为会长的“大勇会”，成为自民党内“河野派”（鸽派）的一员。2006年12月15日，河野派“大勇会”解散，麻生组建“为公会”并就任会长，自民党内的新派阀“麻生派”诞生。河野派原班人马（除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外）均转为麻生派成员，加上新进入人士，麻生派现在共有20人。
2006年11月30日，麻生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讲演，提出了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兜售他的“价值观外交”理论，并将此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新基轴”。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再到欧亚大陆外围的迅速崛起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带。所谓“价值观外交”，是指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运用于拓展外交。该构想准备加大对东南亚、中亚、原东欧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及市场经济支持的力度，并试图在地理上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构成围堵态势。2006年12月16日，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批评作为外相的麻生所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时说，“我不认为那是贤明的外交”。
2007年6月，麻生出版了《潜力无限的日本》一书，对自己的政治、外交理念进行了阐述。他将自己的“新亚洲主义”视为“麻生主义”的核心。麻生认为亚洲已形成一个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网络，但这个网络却不包括军事安全领域。麻生并不鼓吹“中国威胁论”，反倒认为日本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共同利益是日本外交追求的重要目标。他表示“衷心地祝福和欢迎中国的发展”，并强调“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久远历史的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用长远的眼光、朋友式的热情关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他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从东北亚延伸到东南亚，再到中亚甚至土耳其，却偏偏绕开中国。更不可思议的是，麻生新亚洲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的价值观”——这种缺少亚洲价值观的新亚洲主义令人费解。
2008年9月25日，已成为首相的麻生在联合国大会上重新主张“价值观外交”。与1957年日本倡导的“外交三原则”相比，除“以联合国为中心”没有变化外，其中的“日美同盟是基轴”变为“日美同盟是永远不变的基轴”，而“亚洲一员”变为“重视亚洲”。对中韩两国，麻生使用了“中国和韩国是日本的伙伴”这一表述方式。麻生不像“民族派”安倍那样保守，也不像“改革派”小泉那样激进，麻生是略带保守同时又受到西方思想熏染的“半个亚洲派”。
“口没遮拦”却“人缘不错”
麻生现年68岁，血型A，爱好读书（尤其是漫画书）、打高尔夫球；1979年10月初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至今共当选议员9次；1983年11月结婚，膝下有一儿一女。
麻生曾作为射击选手，代表日本参加第21届奥运会。现在他还担任日本射击协会会长、日本女子篮球组织会长、财团法人日本垂钓振兴会名誉会长。他一向认为自己是“出身良好，养育不佳”的“劣等生”。留美刚两年时，外公以美国英语发音不准为由让他改为留学英国，他只好接着在英国留学一年。
不拘小节、“说话没谱”是麻生的性格特点与处事风格。安倍内阁成立不久，麻生就在国会答辩中称台湾为“国家”，不到一分钟又改口。2006年1月9日，在谈到日美澳部长级安全保障会议延期一事时，他说：“考虑到沙龙总理病情恶化，万一会议期间举行葬礼就没意思了，所以会议延期了。”2006年1月28日，在谈到首相参拜时，他说：“中国越说‘停止参拜’,就越不能不去”，“这就如同吸烟，越不让吸越想吸”。2006年2月4日，在福冈市的一次讲演中，他极力称颂日本在台湾进行的殖民地教育有“功劳”，说深切地感到“我们祖辈还是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事”。2006年12月，他因赞成讨论“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问题，被在野四党提出不信任案。2007年3月21日，在长崎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约旦河西岸的开发时，他提出了日本的中东和平外交路线图，即建立“和平与繁荣走廊”构想。他说：“日本可以做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日本人有信用，蓝眼金发恐怕不行”，“我们多亏是黄脸，而且不曾在中东盘剥过，也不曾在这里开过一枪”。
麻生喜欢漫画并想开展“漫画外交”，据说他还想搞一个“漫画诺贝尔奖”。近年来，麻生还力主推进“日韩隧道”建设。2006年8月8日，麻生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自己的靖国神社“非宗教法人化”提案，主张最终使靖国神社成为“特殊法人国立追悼设施靖国社”。麻生这位“公子哥”，其实属于不拘小节的“粗线条”之人，在与同事接触时没什么“架子”，因此往往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落得个“好人缘”。日本的年轻人挺喜欢他。
要对麻生的“不规则打法”动点脑筋
麻生首相能执政多久还不得而知，10月解散众议院，11月初实行大选似成定局。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赢了，麻生继续当首相；大选输了，麻生就会成为日本最大在野党的领袖。但不论他执政一个月还是一年，中日外交都要经受磨砺。麻生是个“实用主义者”，采取“务实”的对华外交不成问题。但他一贯采用“不规则打法”，所以，惯于一成不变的中国可能要多动点脑筋。中日关系的大局还是不能轻易改变。
麻生主张中日两国应通过竞争来发展自己，而不是单纯强调“友好”。他将友好视为“手段”，将“利益”作为最终追求的目标。其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就是正视两国彼此的“利益关切”。中国几千年来道德至上，轻视利益，在“道德观”和“利益观”发生冲突时往往“取道”“舍利”。我们一直用“王道”和“霸道”这一概念来界定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深入，我们在保持东方民族本色的同时，也应适度地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念。当然，不论哪个国家，片面强调本国利益，过分地摄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损害他国利益都是不可取的，处理中日两国的利益关系也是如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