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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人的现代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人的现代化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前提、推动力和目的。人的现代化当前存在主体作用认识欠缺、公共理念先天缺失和自生能力明显不足等困境。人的现代化素质有待提升，主动发展是自主发展，素质更新至关重要，教育提升是根本出路。新型城镇化是主体作用展现的新空间。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现代化；自主发展；主体作用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的公共文化研究与实践反思》（16JK1022）
[作者简介] 高宏星（1973—），男，陕西宝鸡人，宝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宝鸡文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 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中国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9-0016-05 [收稿日期] 2017-06-02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新型城镇化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拓宽内需源泉的最佳途径，也是释放改革成果的最大“红利”。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两大课题之一。[1]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系统理论原理，城镇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势必对社会其他领域、其他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旦在社会某个历史时期、某个领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就必然渗透到其他领域，导致其他方面现代化过程的变革。在这些因素当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人是城镇化的主体，人既是城镇化进程的参与者，又是城镇化进程的设计者，城镇化终极目标定位于实现人的城镇化。从这个角度讲，中央反复强调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要将人的现代化当作城镇化的首要目标。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做了深刻的总结：“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没有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他们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P3-4）人的现代化发展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总体性现代化的动因，也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和实质。城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文明不可缺少的步骤，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同步发展，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用发展经济手段推动人的全面进步，才能更好更快推进城镇化良性建设的步伐。
一、人的现代化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结构，在这个系统中，人是主体和核心。加快城镇化的终极动力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进程永恒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也是构成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其参与写作的《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一书中鲜明地指出，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或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使农民、农民工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新”的关键是“化”人，即在城镇化建设中注入主体因素，核心是把乡下人化成“城里人”，与“物的城镇化”形成鲜明对比，城镇化通过破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促进人特别是给农民提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这种需要随着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城镇化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需要新的能力、知识、需要与之相伴而生，才能解决产生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前提：人的发展现代化。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马克思指出，社会历史活动就是主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展开，主体是历史活动的发起者、见证者和实施者，在社会特定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满足人的需要是城镇化开启的基本前提，主体的发展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或者说是城镇化的动力之源。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P80）人的发展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人的发展的科学总结，是对旧的发展观的摒弃和对现代文明的自我追求，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城镇化标志着人的生存方式由农村走向城镇、村组走向社区、单一走向复杂、固定走向流动、封闭走向开放，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能力适应城镇化的进程发展，才能充分利用新的資源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前车之鉴反复表明，城镇化的灵魂在于以人为本，否则很可能陷入短视化的窠臼之中，并带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城镇化的推动力：人的素质现代化。文明素质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提升文明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城镇化、提升城市软环境是非常有意义的。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居民居住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纯现代化发展的进化过程，即人是否达到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而是一个始终与现代化建设主体的素质、能力、精神等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过程。陈立林先生提出：“人的现代化有三个角度的全局现代化，如果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人的现代化体现在人的生产方式；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的现代化就体现在人的社会关系上；从人的精神层面角度，其体现为人的素质现代化。”[4]现代化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随时代的变迁，领域更加宽广，但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人的思想观念、思维逻辑、社会理念与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候，人的自身素质就能获得全方位的提升，他的行为表现也与现代社会相贴合，他在城镇化过程中会得到协调一致发展。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的经验证明，主体的综合素质越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越正确，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就越能够自觉、自在、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城镇化的各项预期目标也就有可能更好更容易地得到实现。 城镇化的目标：实现人的现代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雷泽精辟地指出：“我们必须从‘把城市看作是城市中的建筑’这种倾向中摆脱出来。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5]（P14）城镇化促进“人的革命”，谋求实现人的现代化，塑造新型独立人格。生存方式的改变自然也就引起人自身的变化。马克思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P59）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即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应该是一致的，人与环境相互动相适应相和谐，既改造了环境，同时也改造了自己。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环境创造人，同时人也创造环境，即：受环境影响的主体与改变、创造环境的主体是同一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城镇化的设计者、实施者、参与者，更要看文化素质、精神面貌、自身发展能力是否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二、城镇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困境
在现代化的研究领域中，人的现代化是被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其1958年出版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东》中，探讨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研究表明现代化主要是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人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人格系统上有所调整，必须要有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7]（P346）众所周知，GDP增长并不等于社会进步，這已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即便经济发展也不能自动推进人的素质提高。城镇化并不能自动推进人的现代化，物质丰富为精神充实提供了可能。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历和我国实施的情况看，城镇化中人的发展现代化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阻碍着人的现代化发展。
一是主体作用认识欠缺。马克思说：“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6]（P585）从历史传统看，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延续和渗透，至今在广大农村影响深远，是导致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历史根源。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人的发展角度看，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挥，主体性空前高涨，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但是在广大农村，除了那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依靠自身努力提前踏入城市的先行者之外，现在的农民更多是城镇化政策的受益者，对政府抱以很高的期望，认为这些事情像以前在农村一样政府都会安排好的，进城之后发现原来不是这样，不知所措便会陷入茫然。因此，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新的生存方式，对城镇化的农民来说至关重要。
二是公共理念先天缺失。城镇化要求居民具有较高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素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与团体理论》一书中反思了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与团体理论的关系，得出了个人理性走向集体无理性的结论，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8]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这一群体的非理性和搭便车倾向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常常看到的，中国式陋习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意识的缺失，缺乏公共理念就是真实的反映。因此，在很多农村长期依靠“能人”治村、善心捐助促进公共事务发展，否则便会导致农村长期发展滞后。中国农民考虑问题更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以自我利益为主，以满足自己为原则，缺乏集体观念，缺乏社会集体所需要的社会公德和集体观念。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原来功能单一的农村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逐步弱化，共同的基础没有了，农民成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一般没有利益不会参与集体事宜，对村组的集体事务和集体利益很多农民认为无利益可沾，便失去兴趣，对于牵扯到村组的长远发展和规章制度方面的事情，大都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漠不关心，认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始终把自己作为集体公共事务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在农村就是村组开会都很难把村民召集过来，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即便在某些时候偶尔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也大多因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三是自生能力明显不足。尽管千变万变，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归根结底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命根子。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依赖土地、依托村组生存，倾向于“单打独斗”“小打小闹”，或者根据乡镇的要求从事种植养殖生产，长此以往，形成了固有的经验和惯例，正如科斯先生所讲的“路径依赖”，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现在要从以往的既定的区域、有依赖的生存方式、相对固定的生存模式变为依赖能力和参与竞争模式的生存方式，从传统依赖血缘、亲缘、宗族为主，改变为依赖能力为主的生存，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因此，改变等靠要的思想，主动出击，寻找出路，对上年龄的农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现代化城镇化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特殊的自生能力训练的过程。
三、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出路与选择
城镇化发展使人的个性进一步得到张扬，主体性水平全面提高，个人独特性增强和丰富。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得到全面发展，个性的模式化、同步化、标准化被消除，个性的单调化、定型化被打破，每个人都追求并保持着独特的人格、理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显现着自己独特的存在，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差异性，[9]即个人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不可取代性，社会因此而充满生机和活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逐步提高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提高、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10]（P180）这是辩证的历史发展观，它揭示人与社会共同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规律面前所表现出的理论自觉，同样适用于城镇化与人的发展现代化理论。 主动发展是自主发展。从社会本位回归到自我本位就是实现自我发展。自主发展相对于依赖发展，就是摆脱依赖性，人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自己设计未来趋向，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发挥是自主发展的前提，认清自己把控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内涵。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每个主体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条件确定自我发展的目标，充分认识自身潜在的发展优势，寻找设计适合自己最佳的发展方略，掌握合理发展的策略，这样就为自己大发展争取、改善乃至创造条件。激发主体意识是自主发展的基础。只有主体意识被激发出来，才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自主性、自觉性、创造性，主动参与发展，而不是游离于发展之外。
素质更新至关重要。李光耀曾说过：“不论采取什么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是实行这个制度的人的素质。”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模仿”和“盲从”成为很多农民的行事法则，遇新问题继续沿用老传统找过去的经验，事事不敢创新。提高民众素质对现代化有重要作用已成共识。激活农民发展潜力，核心是激发农民发展的能力。农民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市场观念、政治素质等都需要更新，核心是市场观念素质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化”是带动传统文化走向更合理化存在的有效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现代文化内涵中的科学、知识、哲学、法律是实现转型的保证。[11]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历久探讨更应在“引领主体”的思虑当中，体现在日常行为当中，按照现代化方式行动。思想现代化和行动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是自动而完美的。英克尔斯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和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徒有虚名。”[2]（P20-21）
教育提升是根本出路。很难想象，一个较少接受教育、文化和科技知识相对匮乏的人会具备作为现代化所需要的创新意识等素质特征。作为实现人的发展現代化的主要途径，教育被认为是“推动现代化文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它与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政府和社会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必不可少。根据农民的特点，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通过现代化的在线学习、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和职业管理教育，普及市民文明礼仪、法律法规教育、健康保健知识普及以及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种讲座，尤其是举办创业知识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一种或多种技能，更快立足社会。通过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提升新市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文化素养，使他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之，城镇化作为主体新的实践场，是主体新的发展空间，发展环境的改变有利于形成新的独立人格。不可否认，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更是一个复杂体系，人的现代化制约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只有在生存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为人的发展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在这些因素当中，政府是城镇化推进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政府首先要现代化，以确保对城镇化的判断能力，做出合理的决策，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策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的现代化，以确保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入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阶段。
[参考文献]
[1] 李强，等.中国现代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12，（7）.
[2]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1985.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4] 陈立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现代化刍议[J].玉林师 范学院学报，2003，（2）.
[5] 【美】爱德华·格雷泽.城市的胜利[M].刘润泉，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管爱国，等.率先现代化的昆山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
[8] 陶国根.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公共资源管理困境[J]. 长江论坛，2011，（2）.
[9] 吴向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 究，2005，（1）.
[10]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1] 张春梅.现代化现代性文化转型——对“以现代文化为 引领”的理性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1，（5）.
[责任编校：张立新]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现代化；自主发展；主体作用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的公共文化研究与实践反思》（16JK1022）
[作者简介] 高宏星（1973—），男，陕西宝鸡人，宝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宝鸡文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 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中国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9-0016-05 [收稿日期] 2017-06-02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新型城镇化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拓宽内需源泉的最佳途径，也是释放改革成果的最大“红利”。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两大课题之一。[1]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系统理论原理，城镇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势必对社会其他领域、其他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旦在社会某个历史时期、某个领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就必然渗透到其他领域，导致其他方面现代化过程的变革。在这些因素当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人是城镇化的主体，人既是城镇化进程的参与者，又是城镇化进程的设计者，城镇化终极目标定位于实现人的城镇化。从这个角度讲，中央反复强调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要将人的现代化当作城镇化的首要目标。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做了深刻的总结：“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没有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他们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P3-4）人的现代化发展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总体性现代化的动因，也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和实质。城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文明不可缺少的步骤，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同步发展，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用发展经济手段推动人的全面进步，才能更好更快推进城镇化良性建设的步伐。
一、人的现代化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结构，在这个系统中，人是主体和核心。加快城镇化的终极动力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进程永恒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也是构成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其参与写作的《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一书中鲜明地指出，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或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使农民、农民工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新”的关键是“化”人，即在城镇化建设中注入主体因素，核心是把乡下人化成“城里人”，与“物的城镇化”形成鲜明对比，城镇化通过破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促进人特别是给农民提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这种需要随着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城镇化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需要新的能力、知识、需要与之相伴而生，才能解决产生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前提：人的发展现代化。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马克思指出，社会历史活动就是主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展开，主体是历史活动的发起者、见证者和实施者，在社会特定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满足人的需要是城镇化开启的基本前提，主体的发展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或者说是城镇化的动力之源。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P80）人的发展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人的发展的科学总结，是对旧的发展观的摒弃和对现代文明的自我追求，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城镇化标志着人的生存方式由农村走向城镇、村组走向社区、单一走向复杂、固定走向流动、封闭走向开放，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能力适应城镇化的进程发展，才能充分利用新的資源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前车之鉴反复表明，城镇化的灵魂在于以人为本，否则很可能陷入短视化的窠臼之中，并带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城镇化的推动力：人的素质现代化。文明素质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提升文明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城镇化、提升城市软环境是非常有意义的。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居民居住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纯现代化发展的进化过程，即人是否达到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而是一个始终与现代化建设主体的素质、能力、精神等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过程。陈立林先生提出：“人的现代化有三个角度的全局现代化，如果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人的现代化体现在人的生产方式；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的现代化就体现在人的社会关系上；从人的精神层面角度，其体现为人的素质现代化。”[4]现代化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随时代的变迁，领域更加宽广，但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人的思想观念、思维逻辑、社会理念与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候，人的自身素质就能获得全方位的提升，他的行为表现也与现代社会相贴合，他在城镇化过程中会得到协调一致发展。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的经验证明，主体的综合素质越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越正确，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就越能够自觉、自在、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城镇化的各项预期目标也就有可能更好更容易地得到实现。 城镇化的目标：实现人的现代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雷泽精辟地指出：“我们必须从‘把城市看作是城市中的建筑’这种倾向中摆脱出来。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5]（P14）城镇化促进“人的革命”，谋求实现人的现代化，塑造新型独立人格。生存方式的改变自然也就引起人自身的变化。马克思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P59）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即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应该是一致的，人与环境相互动相适应相和谐，既改造了环境，同时也改造了自己。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环境创造人，同时人也创造环境，即：受环境影响的主体与改变、创造环境的主体是同一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城镇化的设计者、实施者、参与者，更要看文化素质、精神面貌、自身发展能力是否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二、城镇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困境
在现代化的研究领域中，人的现代化是被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其1958年出版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东》中，探讨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研究表明现代化主要是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人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人格系统上有所调整，必须要有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7]（P346）众所周知，GDP增长并不等于社会进步，這已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即便经济发展也不能自动推进人的素质提高。城镇化并不能自动推进人的现代化，物质丰富为精神充实提供了可能。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历和我国实施的情况看，城镇化中人的发展现代化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阻碍着人的现代化发展。
一是主体作用认识欠缺。马克思说：“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6]（P585）从历史传统看，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延续和渗透，至今在广大农村影响深远，是导致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历史根源。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人的发展角度看，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挥，主体性空前高涨，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但是在广大农村，除了那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依靠自身努力提前踏入城市的先行者之外，现在的农民更多是城镇化政策的受益者，对政府抱以很高的期望，认为这些事情像以前在农村一样政府都会安排好的，进城之后发现原来不是这样，不知所措便会陷入茫然。因此，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新的生存方式，对城镇化的农民来说至关重要。
二是公共理念先天缺失。城镇化要求居民具有较高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素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与团体理论》一书中反思了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与团体理论的关系，得出了个人理性走向集体无理性的结论，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8]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这一群体的非理性和搭便车倾向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常常看到的，中国式陋习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意识的缺失，缺乏公共理念就是真实的反映。因此，在很多农村长期依靠“能人”治村、善心捐助促进公共事务发展，否则便会导致农村长期发展滞后。中国农民考虑问题更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以自我利益为主，以满足自己为原则，缺乏集体观念，缺乏社会集体所需要的社会公德和集体观念。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原来功能单一的农村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逐步弱化，共同的基础没有了，农民成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一般没有利益不会参与集体事宜，对村组的集体事务和集体利益很多农民认为无利益可沾，便失去兴趣，对于牵扯到村组的长远发展和规章制度方面的事情，大都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漠不关心，认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始终把自己作为集体公共事务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在农村就是村组开会都很难把村民召集过来，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即便在某些时候偶尔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也大多因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三是自生能力明显不足。尽管千变万变，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归根结底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命根子。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依赖土地、依托村组生存，倾向于“单打独斗”“小打小闹”，或者根据乡镇的要求从事种植养殖生产，长此以往，形成了固有的经验和惯例，正如科斯先生所讲的“路径依赖”，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现在要从以往的既定的区域、有依赖的生存方式、相对固定的生存模式变为依赖能力和参与竞争模式的生存方式，从传统依赖血缘、亲缘、宗族为主，改变为依赖能力为主的生存，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因此，改变等靠要的思想，主动出击，寻找出路，对上年龄的农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现代化城镇化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特殊的自生能力训练的过程。
三、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出路与选择
城镇化发展使人的个性进一步得到张扬，主体性水平全面提高，个人独特性增强和丰富。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得到全面发展，个性的模式化、同步化、标准化被消除，个性的单调化、定型化被打破，每个人都追求并保持着独特的人格、理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显现着自己独特的存在，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差异性，[9]即个人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不可取代性，社会因此而充满生机和活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逐步提高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提高、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10]（P180）这是辩证的历史发展观，它揭示人与社会共同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规律面前所表现出的理论自觉，同样适用于城镇化与人的发展现代化理论。 主动发展是自主发展。从社会本位回归到自我本位就是实现自我发展。自主发展相对于依赖发展，就是摆脱依赖性，人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自己设计未来趋向，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发挥是自主发展的前提，认清自己把控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内涵。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每个主体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条件确定自我发展的目标，充分认识自身潜在的发展优势，寻找设计适合自己最佳的发展方略，掌握合理发展的策略，这样就为自己大发展争取、改善乃至创造条件。激发主体意识是自主发展的基础。只有主体意识被激发出来，才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自主性、自觉性、创造性，主动参与发展，而不是游离于发展之外。
素质更新至关重要。李光耀曾说过：“不论采取什么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是实行这个制度的人的素质。”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模仿”和“盲从”成为很多农民的行事法则，遇新问题继续沿用老传统找过去的经验，事事不敢创新。提高民众素质对现代化有重要作用已成共识。激活农民发展潜力，核心是激发农民发展的能力。农民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市场观念、政治素质等都需要更新，核心是市场观念素质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化”是带动传统文化走向更合理化存在的有效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现代文化内涵中的科学、知识、哲学、法律是实现转型的保证。[11]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历久探讨更应在“引领主体”的思虑当中，体现在日常行为当中，按照现代化方式行动。思想现代化和行动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是自动而完美的。英克尔斯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和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徒有虚名。”[2]（P20-21）
教育提升是根本出路。很难想象，一个较少接受教育、文化和科技知识相对匮乏的人会具备作为现代化所需要的创新意识等素质特征。作为实现人的发展現代化的主要途径，教育被认为是“推动现代化文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它与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政府和社会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必不可少。根据农民的特点，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通过现代化的在线学习、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和职业管理教育，普及市民文明礼仪、法律法规教育、健康保健知识普及以及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种讲座，尤其是举办创业知识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一种或多种技能，更快立足社会。通过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提升新市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文化素养，使他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之，城镇化作为主体新的实践场，是主体新的发展空间，发展环境的改变有利于形成新的独立人格。不可否认，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更是一个复杂体系，人的现代化制约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只有在生存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为人的发展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在这些因素当中，政府是城镇化推进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政府首先要现代化，以确保对城镇化的判断能力，做出合理的决策，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策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的现代化，以确保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入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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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