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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是享誉世界的奥地利伟大作家，其创作风格自成体系，影响深远。卡夫卡的小说多以战争为背景，刻画和展现人的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这是其创作的永恒主题。创作于1914年的《在流放地》是卡夫卡的重要短篇小说之一，其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从一架机器的出场开始，叙述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机器杀人”故事。卡夫卡在给出版商的信中这样写道：“并非只有它（ 即那个时代）是苦难的，而毋宁说，我们的普遍时代以及我的特殊时代，同样亦为苦难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苦难的，而我的这个特殊时代甚至比普遍时代有着更为持久的苦难。”小说以“暴力”为中心展开叙事，引发“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无法否认：小说中的战争情景是机器杀人。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机器暴力对人性的考验，机器主导了情节的发生、发展，主宰了人物的命运。那么，卡夫卡用通篇笔墨去描述这样一个故事，究竟用意何在？
弗朗茨·卡夫卡
18—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人类为了在社会实践中提高生产力，制造了机器，但它在节省人力劳作的同时，也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技术胜利的前提，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卡夫卡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文本中的老司令官显然把机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杀人工具，在“ 道德的败坏”之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一架不同寻常的机器。”军官满眼自豪地对探险家说。因为它设计巧妙精致、结构复杂，是一件十分好用的刑罚工具。机器的三部分相辅相成：执行处决时，犯人被绑在最下面的“床”上；中间无数枚钢针作为“耙子”，用于在犯人的身体上刻上其所犯罪行，其余部位全部刻上装饰性花纹；在最顶端的若干组齿轮，是用来控制“耙子”的“设计师”，它们可以根据对犯人的不同判决而进行自身的相应调整。其中“床”与“设计师”都被安装了电池，能自动运行，“耙子”则沿着“床”与“设计师”之间的四根钢棍上下移动。机器上所有部件的作业方式都经过了精密的调试，一旦启动，三个部分配合得当，将准确无误地进行一系列操作。而这些操作都直指机器杀人的真相，这与人们最初只是借助机器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背道而驰。
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更滋长了少数人内心的贪婪与欲望，助长了社会不良之风；此时，本应作为社会进步标志的机器，却沦为恐怖暴力事件中的作案工具，这就是“异化”。机器成了人类的主宰，而人类成了机器的附庸——这对于天性敏感而悲观的卡夫卡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他借《在流放地》发出质问甚至反抗——机器何以成为杀人工具？科技又何以滋生暴力？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当今社会并没有从机器杀人中汲取教训或进行反思，而是继续钻研高精尖的科技，如2020年竟发生了令人细思极恐的史上首例军用无人机“自主杀人”事件，相关的暴力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正以一种近乎绝望的方式来伤害同类，这是对生命的亵渎。
人类制造了机器，最终却被机器所害，机器成为杀人工具，这严重背离了制造者的初心。就如同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法律与规矩本是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暴力事件的产生，但稍有不当，便会成为暴力制造者，继而成为暴力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而言，机器不再是一件单纯的杀人工具，而成了强者或者统治阶级为自身权力合法性进行暴力辩护的工具支撑，成了其掌控社会运转机制走向的利器。
《在流放地》中，犯人表面上是因触犯法律而受到惩处，但可笑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因何犯法，将受到怎样的刑罚，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带着满心疑惑和无奈，稀里糊涂地就上了刑罚机器。这正是当时欧洲社会控诉机制的真实写照：法官对法律具有最高且排他的解释权，法律成了隐形的暴力机器，确保了统治阶级的话语权，也落实了对犯罪者的处罚——用暴力制服暴力，用流血保护统治，用恐怖掩盖腐朽。而犯人只需通过伤口确认对自己的处决方式，然后选择在某个时间点准时死去即可。
《在流放地》
读者通过文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军官不但希望机器永久地运转，更希望可以恢复公开观赏的环节。基于法律、精心度量过的刑罚并未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他们内心极度渴望给犯人使用更加残酷的刑罚，并用尽一切办法去达成这个目标。尽管在小说最后，新上任的司令官废除了刑罚机器的处罚方式，但人们仍旧可以清晰感知，他是试图用这种方式确保自己的权力，统治者可以用更加隐蔽的方式去操控民众的想法，束缚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久而久之，这种荼毒方式使每个人都成了被权力支配的机器零件。新司令官非常清楚这一点，从表面上看，他废除了不合法的条例，但实际上他是假借人性的名义，将酷刑改为对人们日常点点滴滴的监督和改造，用更加深入、彻底的方式来侵蚀人们的思想观念。最终，小岛上的人们还是走向了一条被安排好的不归路，这也正是新司令官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法律暴力犹如一袭看似华丽的外衣，将个体的肉身遮盖起来，通过刑罚机器将其扭曲并加以戕害；等到揭开外衣的那一刻，肉体上的创伤会令人触目惊心。从这一个层面讲，统治机制给新司令官赋予的法律权利何尝不是一台无形的机器呢？
卡夫卡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借深受法律机制毒害、延续暴力统治的军官之口和以隐秘方式压迫人民的新司令官之手，来书写欧洲社会的常态，并且表明一个事实——身体暴力与法律暴力都不会消失，而是被统治者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强加给民眾。《在流放地》中，卡夫卡用平淡却又细腻的语言描述了施加暴力行为时的场景——
文本中，军官告诉旅行家将犯罪的将士押上机器，然后将文字刺入他的身体，犯人只需要等待死亡即可。而刺入的文字就是犯人触犯的法律条文，“只不过是用耙子把犯人触犯的诫条写在犯人的身上”，因此可以说被处决就是被书写。而法律作为隐性的暴力机器，对于人们而言就是另一种伤害机制，在这个时候语言文字的暴力以身体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军官与旅行家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是士兵听不懂的语言，因此犯人在行刑的前一秒都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他没有辩护的机会，只能被迫接受制裁。如此，“法”的问题就转变成了语言文字问题——不懂语言文字的人们就弄不懂“法律”，最终只能成为暴力的承受者和牺牲者。
文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在机器运转过程中，旅行家与军官的对话是不连贯的，旅行家无法听清军官说了什么，甚至军官自己也表示无法听清自己要讲的内容，而另一边的犯人本就听不懂军官的语言，加之吵闹的机器声，他只知道军官动了动嘴皮似乎有话要说，而对说出的内容一无所知。此番画面中，卡夫卡暗示了三种语言：统治者、旅行家和犯罪者分别代表了掌权者的语言、局外人的语言和被支配者的语言。故事的开始是士兵因不当语言冲撞上级而被处罚，导致他在刑罚机器的语言书写过程中被施以刑罚直至死亡，中间又穿插着军官与旅行家用犯人听不懂的语言来宣布判决。不难看出卡夫卡如此设计的用意是，通过不同语言所代表的不同地位以及语言不通带来的交流障碍，来表达对语言文字暴力的恐惧与担忧。
这与卡夫卡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卡夫卡生活在多民族分裂也是多种思潮涌现的时代，德国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思潮碰撞的过程必然会有语言文字参与其中。在卡夫卡看来，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无疑会导致暴力的产生。平野嘉彦指出，“暴力为了在保持暴力的状态下成为语言，不能用工具行使暴力，必须用‘机器’行使暴力。由于工具发展成‘机器’或妄想系统，同样暴力也变成了与系统语言相似的形态”。正因如此，卡夫卡深切地明白语言文字是一种与机器有同等效用的暴力形式，也是一种恐怖、可怕的处罚工具。
《在流放地》中，卡夫卡通过刑罚机器直接将文字刻印在肉体上的暴力行为，让人们感知肉体疼痛的同时，体会了语言文字的恐怖；而在看似荒诞的叙述背后，“法律暴力”和“语言暴力”所带来的更多是灵魂深处的震颤。或许卡夫卡正是想将文本本身也变成一个对不公平暴力行为进行公开处决的“刑罚机器”，从而对“暴力”做出公平审判。
卡夫卡铜像
18—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人类为了在社会实践中提高生产力，制造了机器，但它在节省人力劳作的同时，也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技术胜利的前提，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卡夫卡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文本中的老司令官显然把机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杀人工具，在“ 道德的败坏”之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一架不同寻常的机器。”军官满眼自豪地对探险家说。因为它设计巧妙精致、结构复杂，是一件十分好用的刑罚工具。机器的三部分相辅相成：执行处决时，犯人被绑在最下面的“床”上；中间无数枚钢针作为“耙子”，用于在犯人的身体上刻上其所犯罪行，其余部位全部刻上装饰性花纹；在最顶端的若干组齿轮，是用来控制“耙子”的“设计师”，它们可以根据对犯人的不同判决而进行自身的相应调整。其中“床”与“设计师”都被安装了电池，能自动运行，“耙子”则沿着“床”与“设计师”之间的四根钢棍上下移动。机器上所有部件的作业方式都经过了精密的调试，一旦启动，三个部分配合得当，将准确无误地进行一系列操作。而这些操作都直指机器杀人的真相，这与人们最初只是借助机器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背道而驰。
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更滋长了少数人内心的贪婪与欲望，助长了社会不良之风；此时，本应作为社会进步标志的机器，却沦为恐怖暴力事件中的作案工具，这就是“异化”。机器成了人类的主宰，而人类成了机器的附庸——这对于天性敏感而悲观的卡夫卡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他借《在流放地》发出质问甚至反抗——机器何以成为杀人工具？科技又何以滋生暴力？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当今社会并没有从机器杀人中汲取教训或进行反思，而是继续钻研高精尖的科技，如2020年竟发生了令人细思极恐的史上首例军用无人机“自主杀人”事件，相关的暴力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正以一种近乎绝望的方式来伤害同类，这是对生命的亵渎。
人类制造了机器，最终却被机器所害，机器成为杀人工具，这严重背离了制造者的初心。就如同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法律与规矩本是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暴力事件的产生，但稍有不当，便会成为暴力制造者，继而成为暴力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而言，机器不再是一件单纯的杀人工具，而成了强者或者统治阶级为自身权力合法性进行暴力辩护的工具支撑，成了其掌控社会运转机制走向的利器。
《在流放地》中，犯人表面上是因触犯法律而受到惩处，但可笑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因何犯法，将受到怎样的刑罚，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带着满心疑惑和无奈，稀里糊涂地就上了刑罚机器。这正是当时欧洲社会控诉机制的真实写照：法官对法律具有最高且排他的解释权，法律成了隐形的暴力机器，确保了统治阶级的话语权，也落实了对犯罪者的处罚——用暴力制服暴力，用流血保护统治，用恐怖掩盖腐朽。而犯人只需通过伤口确认对自己的处决方式，然后选择在某个时间点准时死去即可。
读者通过文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军官不但希望机器永久地运转，更希望可以恢复公开观赏的环节。基于法律、精心度量过的刑罚并未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他们内心极度渴望给犯人使用更加残酷的刑罚，并用尽一切办法去达成这个目标。尽管在小说最后，新上任的司令官废除了刑罚机器的处罚方式，但人们仍旧可以清晰感知，他是试图用这种方式确保自己的权力，统治者可以用更加隐蔽的方式去操控民众的想法，束缚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久而久之，这种荼毒方式使每个人都成了被权力支配的机器零件。新司令官非常清楚这一点，从表面上看，他废除了不合法的条例，但实际上他是假借人性的名义，将酷刑改为对人们日常点点滴滴的监督和改造，用更加深入、彻底的方式来侵蚀人们的思想观念。最终，小岛上的人们还是走向了一条被安排好的不归路，这也正是新司令官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法律暴力犹如一袭看似华丽的外衣，将个体的肉身遮盖起来，通过刑罚机器将其扭曲并加以戕害；等到揭开外衣的那一刻，肉体上的创伤会令人触目惊心。从这一个层面讲，统治机制给新司令官赋予的法律权利何尝不是一台无形的机器呢？
卡夫卡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借深受法律机制毒害、延续暴力统治的军官之口和以隐秘方式压迫人民的新司令官之手，来书写欧洲社会的常态，并且表明一个事实——身体暴力与法律暴力都不会消失，而是被统治者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强加给民眾。《在流放地》中，卡夫卡用平淡却又细腻的语言描述了施加暴力行为时的场景——
文本中，军官告诉旅行家将犯罪的将士押上机器，然后将文字刺入他的身体，犯人只需要等待死亡即可。而刺入的文字就是犯人触犯的法律条文，“只不过是用耙子把犯人触犯的诫条写在犯人的身上”，因此可以说被处决就是被书写。而法律作为隐性的暴力机器，对于人们而言就是另一种伤害机制，在这个时候语言文字的暴力以身体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军官与旅行家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是士兵听不懂的语言，因此犯人在行刑的前一秒都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他没有辩护的机会，只能被迫接受制裁。如此，“法”的问题就转变成了语言文字问题——不懂语言文字的人们就弄不懂“法律”，最终只能成为暴力的承受者和牺牲者。
文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在机器运转过程中，旅行家与军官的对话是不连贯的，旅行家无法听清军官说了什么，甚至军官自己也表示无法听清自己要讲的内容，而另一边的犯人本就听不懂军官的语言，加之吵闹的机器声，他只知道军官动了动嘴皮似乎有话要说，而对说出的内容一无所知。此番画面中，卡夫卡暗示了三种语言：统治者、旅行家和犯罪者分别代表了掌权者的语言、局外人的语言和被支配者的语言。故事的开始是士兵因不当语言冲撞上级而被处罚，导致他在刑罚机器的语言书写过程中被施以刑罚直至死亡，中间又穿插着军官与旅行家用犯人听不懂的语言来宣布判决。不难看出卡夫卡如此设计的用意是，通过不同语言所代表的不同地位以及语言不通带来的交流障碍，来表达对语言文字暴力的恐惧与担忧。
这与卡夫卡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卡夫卡生活在多民族分裂也是多种思潮涌现的时代，德国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思潮碰撞的过程必然会有语言文字参与其中。在卡夫卡看来，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无疑会导致暴力的产生。平野嘉彦指出，“暴力为了在保持暴力的状态下成为语言，不能用工具行使暴力，必须用‘机器’行使暴力。由于工具发展成‘机器’或妄想系统，同样暴力也变成了与系统语言相似的形态”。正因如此，卡夫卡深切地明白语言文字是一种与机器有同等效用的暴力形式，也是一种恐怖、可怕的处罚工具。
《在流放地》中，卡夫卡通过刑罚机器直接将文字刻印在肉体上的暴力行为，让人们感知肉体疼痛的同时，体会了语言文字的恐怖；而在看似荒诞的叙述背后，“法律暴力”和“语言暴力”所带来的更多是灵魂深处的震颤。或许卡夫卡正是想将文本本身也变成一个对不公平暴力行为进行公开处决的“刑罚机器”，从而对“暴力”做出公平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