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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的头是秃的，那是因为一个囚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头发还没来得及长出来；赵振裳的头也是秃的，那是他老得秃了顶。两个人的脸膛都是同样的黑，黑如土坷垃；而皱纹纵横像村后的沟壑；两个人的眼神都是浑浊的，是散乱的，无助的；而他们的腰都是弯的，那么多的屈辱和恐惧把他们彻底压垮了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内心的关照
赵作海最初从监狱里被放出来那些日子，每天都会有成群的记者蜂拥而至。以至于村里小卖部里的瓶装纯净水都被买光了。20天以后，当我和摄影记者张昊赶到赵楼村的时候，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拨了。
这种赶末班车的采访，可能是对一名记者最现实的考验。因为所有的料早都被其他媒体挖走了，你如果找不到新的线索，写不出新鲜的东西，无疑就失败了。
基于这种想法，我们扛了两箱方便面，在赵楼村一蹲就是三天。赵作海家，赵振裳家，村委会副主任赵庆西家，老乡家，一起吃饭，一同聊天，需要的信息就这样从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中积攒起来了。
没想到稿子作为“封面故事”在《方圆》发表之后，最大的反响来自诗人圈子，有两本诗歌刊物竟然同时选发了这组报道。河南籍诗人、《十月》的诗歌编辑谷禾说，你的稿子和别的记者不一样的地方或许就在于你写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内心的关照和理解，而不是记者在采新闻。其中的记者手记《从公民到草民》被《杂文选刊》转载后，还在杂文界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反响。
最为重要的是，我和被采访对象赵作海和赵振裳同时成了好朋友。
老赵哥，你放心吧
在我曾经的采访对象中，赵作海算是事后和我联系最密切的一个。
从他正建设中的新房院子里的屈膝畅谈，到乡村小酒馆里对饮后的嚎啕大哭，他显然把我当成一个较为理想的听众。当我采访结束，他在村头送我，他已经直截了当地喊我邰兄弟。
他说，在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当中，我最不像记者。我模仿他的河南口音逗他：“咋不像？”
他说，“忒不专业，三天的光景你也没问过一句揭咱伤疤的话，光顾着和咱拉家常和说宽心的话了，没有料，回去稿子咋写？”
我彻底被他逗乐了，握着他的手说，“老赵哥，你放心吧，好好过你恢复自由的日子吧”，走出两三步了，我又回头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攥紧你的65万，赶紧再讨个老婆。”
两条红旗渠
回京一周后，我接到老赵的第一个电话，浓重的河南口音，夹杂着不知从哪里蹿出来的一股杂音，听起来很费劲。但大体意思我是听明白了，他说没啥要紧的事，新换了个手机，打个电话。他念念不忘盖新屋时我送他的两条红旗渠香烟，他说搁农村这是个人情来往呢。
再次接到老赵的电话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这次的通话效果很好，依然是河南口音，但声调上已经略微带着点普通话的味了。他说他人在开封，正帮人打官司呢。“有个案子11号开庭，你能来一趟吗？”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别人帮赵作海发给我的邮件，里面有整个案情的背景材料和相关证据的复印件，俨然律师般的专业。
第二天，我给老赵拨了个电话。电话通了，传出的竟然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怀疑自己拨错了号，刚要挂掉，对方问，“你是哪里？是要找赵作海吗？”我告诉她我是北京的记者，姓邰。接着就听这女人小声说，“北京的记者，接不接？”
哈哈，老赵竟然也用上女秘书了，有点意思。
没过几天，又一轮有关赵作海成为“公民代理人”的新闻就铺天盖地了。
“公民代理人”
我隐隐有种担忧。这短短半年多来，赵作海的身份变化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我常常猜想，老赵自己会不会也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呢？
从赵作海踏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和角色就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先是由一名囚犯恢复到一个“自由公民”（其实早已被11年的牢狱改造成一个草民），接着是成为“公民代理人”，“维权网站形象代言人”。还有赵作海建新房，赵作海领取新身份证，赵作海儿子结婚，赵作海交女朋友，以及随后闹出的“玉米风波”和维权人士蔺文财的合作与决裂等等，只要沾上“赵作海”三个字，鸡零狗碎也能被炒成新闻。
“赵作海”不仅成为网络搜索热词，还成为某些人利益操作中的一个棋子，试图从他身上挖掘出更大的广告效应和经济价值。各媒体一听“赵作海”三个字就像打了鸡血，他们感兴趣的无非只是一个个新闻点。唯独一条是，可能恰恰忽略了处于新闻风暴眼里的赵作海的内心感受。
生活中的一个演员
我一直在想，事情凭什么会出现这种反讽的局面呢？
是因为一个草根人物遭受11年不白之冤之后的觉醒和抗争吗？还是这半年的新闻炒作，使赵作海以为自己成为一个名人了？错误地以为自己具备了改变和拯救其他弱者的能力呢？
一个靠“死者”突然归来才侥幸出狱的受害者，一个因司法腐败而酿成的悲剧中的主角，忙着去替别人申冤，这玩法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英雄情结？还是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呢？
某个周末的晚上，我在网上浏览着一条条关于赵作海的新闻，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阵的难过：
“赵作海满头白发，佝偻着腰……”
“替人打官司的赵作海出现在法庭上，但支支吾吾说不了两句话，最后沮丧地坐到旁听席上……”
“赵作海不断出现在各大城市的维权现场，他的头发染黑了，一身崭新的西装……”
“烟瘾很大的赵作海也抽上小熊猫和中华了，不断地给人发烟……”
此时的赵作海似乎变成了生活中的一个演员，被别人改造成他或许根本就不喜欢的角色。
“有空就来喝喜酒啊”
12月14日的上午，我和赵作海通了一次话。通话的原因是报社北京有个新闻活动想请赵作海参加。老赵很高兴，但希望最好连同他女友李素兰一起带上。
接电话的时候，他和女友李素兰正在从郑州回柘城赵楼村的途中。老赵声音中透出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元旦就要结婚了，结婚房子都已经收拾好了，还新购了席梦思软床、组合柜、梳妆台等物件，这不抽空带女朋友去郑州旅游了一趟。到时你有空就来喝喜酒啊。”
我替老赵高兴，我说再忙我也会去的。
我问老赵，替人维权打官司的事还干吗？“不干了，坚决不干了，折腾了这大半年感到累了，65万已经花掉一半多了，”老赵感慨，“都不是咱该干的事。”
老赵突然变成了一个话痨，“回去就准备去办结婚证，结婚后会踏踏实实地在家种地、卖菜。”
赵作海正在慢慢从新闻的风暴眼里走出来，返回现实的生活中。一个老农民的最佳位置或许只有他的赵楼村。网络时代和舆论风头浪尖上堆起的除了热闹之外只有虚妄的泡沫。一切归于平静之后，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才是最安稳最踏实的。这也是一个越来越趋于法制化的社会的应有状态。
多了一份惦记
第二天我又一次拨通了赵作海的手机，接电话的是即将成为老赵媳妇的李素兰。我这次打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知道赵振裳现在怎么样了？和赵振裳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只有偶尔打赵作海的电话问问。
李素兰说，“不怎么样啊，天都这么冷了，一个偏瘫的人没人管没人问的能怎么样呢？”
我心里突然多了一份惦记，我说，“麻烦你替我买两箱方便面给他送去吧，你来北京的时候我把钱给你。”
李素兰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内心的关照
赵作海最初从监狱里被放出来那些日子，每天都会有成群的记者蜂拥而至。以至于村里小卖部里的瓶装纯净水都被买光了。20天以后，当我和摄影记者张昊赶到赵楼村的时候，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拨了。
这种赶末班车的采访，可能是对一名记者最现实的考验。因为所有的料早都被其他媒体挖走了，你如果找不到新的线索，写不出新鲜的东西，无疑就失败了。
基于这种想法，我们扛了两箱方便面，在赵楼村一蹲就是三天。赵作海家，赵振裳家，村委会副主任赵庆西家，老乡家，一起吃饭，一同聊天，需要的信息就这样从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中积攒起来了。
没想到稿子作为“封面故事”在《方圆》发表之后，最大的反响来自诗人圈子，有两本诗歌刊物竟然同时选发了这组报道。河南籍诗人、《十月》的诗歌编辑谷禾说，你的稿子和别的记者不一样的地方或许就在于你写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内心的关照和理解，而不是记者在采新闻。其中的记者手记《从公民到草民》被《杂文选刊》转载后，还在杂文界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反响。
最为重要的是，我和被采访对象赵作海和赵振裳同时成了好朋友。
老赵哥，你放心吧
在我曾经的采访对象中，赵作海算是事后和我联系最密切的一个。
从他正建设中的新房院子里的屈膝畅谈，到乡村小酒馆里对饮后的嚎啕大哭，他显然把我当成一个较为理想的听众。当我采访结束，他在村头送我，他已经直截了当地喊我邰兄弟。
他说，在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当中，我最不像记者。我模仿他的河南口音逗他：“咋不像？”
他说，“忒不专业，三天的光景你也没问过一句揭咱伤疤的话，光顾着和咱拉家常和说宽心的话了，没有料，回去稿子咋写？”
我彻底被他逗乐了，握着他的手说，“老赵哥，你放心吧，好好过你恢复自由的日子吧”，走出两三步了，我又回头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攥紧你的65万，赶紧再讨个老婆。”
两条红旗渠
回京一周后，我接到老赵的第一个电话，浓重的河南口音，夹杂着不知从哪里蹿出来的一股杂音，听起来很费劲。但大体意思我是听明白了，他说没啥要紧的事，新换了个手机，打个电话。他念念不忘盖新屋时我送他的两条红旗渠香烟，他说搁农村这是个人情来往呢。
再次接到老赵的电话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这次的通话效果很好，依然是河南口音，但声调上已经略微带着点普通话的味了。他说他人在开封，正帮人打官司呢。“有个案子11号开庭，你能来一趟吗？”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别人帮赵作海发给我的邮件，里面有整个案情的背景材料和相关证据的复印件，俨然律师般的专业。
第二天，我给老赵拨了个电话。电话通了，传出的竟然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怀疑自己拨错了号，刚要挂掉，对方问，“你是哪里？是要找赵作海吗？”我告诉她我是北京的记者，姓邰。接着就听这女人小声说，“北京的记者，接不接？”
哈哈，老赵竟然也用上女秘书了，有点意思。
没过几天，又一轮有关赵作海成为“公民代理人”的新闻就铺天盖地了。
“公民代理人”
我隐隐有种担忧。这短短半年多来，赵作海的身份变化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我常常猜想，老赵自己会不会也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呢？
从赵作海踏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和角色就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先是由一名囚犯恢复到一个“自由公民”（其实早已被11年的牢狱改造成一个草民），接着是成为“公民代理人”，“维权网站形象代言人”。还有赵作海建新房，赵作海领取新身份证，赵作海儿子结婚，赵作海交女朋友，以及随后闹出的“玉米风波”和维权人士蔺文财的合作与决裂等等，只要沾上“赵作海”三个字，鸡零狗碎也能被炒成新闻。
“赵作海”不仅成为网络搜索热词，还成为某些人利益操作中的一个棋子，试图从他身上挖掘出更大的广告效应和经济价值。各媒体一听“赵作海”三个字就像打了鸡血，他们感兴趣的无非只是一个个新闻点。唯独一条是，可能恰恰忽略了处于新闻风暴眼里的赵作海的内心感受。
生活中的一个演员
我一直在想，事情凭什么会出现这种反讽的局面呢？
是因为一个草根人物遭受11年不白之冤之后的觉醒和抗争吗？还是这半年的新闻炒作，使赵作海以为自己成为一个名人了？错误地以为自己具备了改变和拯救其他弱者的能力呢？
一个靠“死者”突然归来才侥幸出狱的受害者，一个因司法腐败而酿成的悲剧中的主角，忙着去替别人申冤，这玩法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英雄情结？还是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呢？
某个周末的晚上，我在网上浏览着一条条关于赵作海的新闻，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阵的难过：
“赵作海满头白发，佝偻着腰……”
“替人打官司的赵作海出现在法庭上，但支支吾吾说不了两句话，最后沮丧地坐到旁听席上……”
“赵作海不断出现在各大城市的维权现场，他的头发染黑了，一身崭新的西装……”
“烟瘾很大的赵作海也抽上小熊猫和中华了，不断地给人发烟……”
此时的赵作海似乎变成了生活中的一个演员，被别人改造成他或许根本就不喜欢的角色。
“有空就来喝喜酒啊”
12月14日的上午，我和赵作海通了一次话。通话的原因是报社北京有个新闻活动想请赵作海参加。老赵很高兴，但希望最好连同他女友李素兰一起带上。
接电话的时候，他和女友李素兰正在从郑州回柘城赵楼村的途中。老赵声音中透出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元旦就要结婚了，结婚房子都已经收拾好了，还新购了席梦思软床、组合柜、梳妆台等物件，这不抽空带女朋友去郑州旅游了一趟。到时你有空就来喝喜酒啊。”
我替老赵高兴，我说再忙我也会去的。
我问老赵，替人维权打官司的事还干吗？“不干了，坚决不干了，折腾了这大半年感到累了，65万已经花掉一半多了，”老赵感慨，“都不是咱该干的事。”
老赵突然变成了一个话痨，“回去就准备去办结婚证，结婚后会踏踏实实地在家种地、卖菜。”
赵作海正在慢慢从新闻的风暴眼里走出来，返回现实的生活中。一个老农民的最佳位置或许只有他的赵楼村。网络时代和舆论风头浪尖上堆起的除了热闹之外只有虚妄的泡沫。一切归于平静之后，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才是最安稳最踏实的。这也是一个越来越趋于法制化的社会的应有状态。
多了一份惦记
第二天我又一次拨通了赵作海的手机，接电话的是即将成为老赵媳妇的李素兰。我这次打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知道赵振裳现在怎么样了？和赵振裳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只有偶尔打赵作海的电话问问。
李素兰说，“不怎么样啊，天都这么冷了，一个偏瘫的人没人管没人问的能怎么样呢？”
我心里突然多了一份惦记，我说，“麻烦你替我买两箱方便面给他送去吧，你来北京的时候我把钱给你。”
李素兰爽快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