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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文学创作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他20世纪30年代的散文随笔。作为一名“身兼数职”的艺术家，丰子恺的散文贯穿着一种特异的追求：人生的艺术化，用艺术化的心态来咀嚼人生的每一站。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即拥有一种超越于现实功利之上，而对生活所作的精神的、诗意的观照方式或态度，其实质是个人心灵的彻底放松与自由。受李叔同和佛教影响甚深的丰子恺抱着艺术化心态来思考和解答时空问题，用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来面对世间一切生物，在彻悟成人的虚伪之后试图用童心的葆有来护卫人类的心灵。这些诗意温情、肃穆的散文作品，淡然宁静中透露着佛心、佛趣，智性哲思中蕴含着佛理。
一
丰子恺一生对杭州特别有感情，不仅仅因为西湖风景优美，更在于这是他所崇敬的老师给他指明人生方向的地方。1914年，丰子恺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图画音乐老师李叔同，受到了艺术上的启蒙，品格上的熏陶，才智上的促进。李叔同不仅是丰子恺学艺术的老师，还是他信佛的导师。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丰子恺的一生，受弘一法师影响很大。在1927年30岁生日时，丰子恺在李叔同的主持下皈依佛门。生性淡泊的丰子恺由对李叔同的人格景仰而趋近佛教，他以一种感知的方式接纳活的、具体化的佛教，确切地说，是一种俗化的、融合了艺术、美与童真的宗教感，而不是由佛、法、僧所构成的严谨的佛家理论。丰子恺的皈依佛教，完全是思想上、哲学上的皈依。
1948年，丰子恺在为厦门佛学会所作的讲演《我与弘一法师》中说到：“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李叔同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在丰子恺眼里，宗教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意识形态，是他的精神归宿。
1922 年李叔同在给俗侄李圣章的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出家原因、过程、出家后的行踪及对未来的打算：“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他从一个“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的热血男儿，进而要做“普利含识”的佛弟子，利益所有形态的生命。“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1925 年弘一法师为拒绝接见地方长官时，垂泪对寂山和尚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为了能学行充实，他甘愿做一名苦行僧，了却尘缘。可见其“自度度他”的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弘一法师学修和实践以持戒严格著称的律宗，衣食住行极简，过午不食，不收徒不住持，在清贫和孤寂中投入到佛学的弘阐中。对于弘一法师的佛学贡献，学者戴嘉枋概括弘一佛学体系为“以华严经义为本体认识论，南山律宗为修持指导的方法论，以及净土要义为印证旨归的实践论的系统佛学思想框架”；何棉山对弘一法师的佛学著述（闽南期间）进行了整理，突出他在佛教教育上的贡献，关于律学之弘阐，“主要有三大方面：一为演讲，二为创设南山律学苑，三为编撰校注大批律学著作。就第三方面而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及《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弘一法师严谨克己的修为、培养佛教人才的智举和编撰整理大量佛学著作的功德，使他终成一代名僧。
与尊师相比，丰子恺虽皈依佛门，只是在家居士，未曾斩断世情。他的佛缘更多的是白马湖春晖执教时期的延续和升华，是中国传统文人逸士的出世情怀，是一份关注现实众生、慈悲为怀的心境，是佛儒通融在精神世界的一种高度和谐。这份情怀汇聚在丰子恺的笔尖，化成质朴无华又柔情温和的文字，化成简练传神又自然率真的漫画；这份心境渗透在丰子恺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使他能在旁人眼中琐碎无趣的细节中找回艺术和人生的真善美，找回内心纯粹清澈的本真。丰子恺的这份佛性，使他赞美和向往儿童的赤子之心，也为颠沛流离的他觅得一方悠然净地。品读丰子恺的散文作品，我们能深深被这份自然流露的佛心所感动……
二
丰子恺的散文处处以礼赞儿童为主旨，因为儿童世界的纯真洁净印证着了佛学中的“明净心”，尘世间的童心契合了丰子恺心中完美的社会理想。敬安和尚曾作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常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坛经》云“世人性净，犹如青天”。这种“佛性”集中体现在没有受到世俗尘埃蒙蔽的儿童身上。明代李贽曾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成人于尘世中渐为外界妄念所迷，受世智尘劳的拘束，反倒迷失了佛心，即“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妄念浮云”、“客尘”是持抨击态度的，丰子恺也是借礼赞儿童来反讽成人社会的虚伪矫饰等弊病。他在《我的漫画》中坦言“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在同时代作家中，冰心把儿童纯真、自然、美好的天性作为“爱”和“美”的典型代表。朱自清眼中，儿女的喧闹好似“千军万马”，令人烦躁不堪。在雍容平和的丰子恺笔下，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争吵哭闹都是饶有趣味的，是真性情的流露。
丰子恺醉心于儿童心境的单纯，能撤去世间事物因果关系的网，天生具有辩证的佛法慧根。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对成人来说苦不堪言、惊慌紧张的逃难，在孩子的明净心中却是一件快事，“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姨娘，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儿女》中，他不遗余力地描写孩子们吃西瓜的陶醉状，夕暮的紫色中，习习凉风吹拂，百感畅快的儿童肆意宣泄生的欢喜。儿童的专注憨态和自得其乐令他羡慕和慨叹。儿童具有明慧的心眼，无论做什么事，把身心全部思量都拿出来，这份专注的“痴”正是佛教追求的“无我”之境。瞻瞻因花生米不满足而流泪，阿宝因索要好东西而大叫“要黄”（阿宝小时喜欢蛋黄，所以物较好者就叫做“黄”）。这些真实可爱的细致描述又流露出孩子毫不掩饰人生欲望的本性真情。丰子恺反观自我，“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斩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童年生活作为人生理想的感性体验，张扬的真挚、朴素与成人社会的矫饰、伪善是水火不容的。孩子们敢说、敢做、敢哭、敢笑，充分体现了人类自由发展的天性。丰子恺以饱蘸舔犊之情、素淡的笔触描绘儿童生活的真实面貌，着力刻画孩子的天真无邪，用欣赏、倾羡的眼光审视儿童的言行，用平直的语言叙述生活的恬淡与儿童的率真，自然童趣跃然纸上。 佛学使丰子恺从智性的高度观照人生，发现生活中独特的率真和情趣。居士的独特身份使丰子恺对身边的种种事情保持一种宗教式的体验。丰子恺把宗教看作艺术的至高境界，把人生视为艺术的人生。他的散文描景状物、记人叙事，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却深含哲理。他把深刻的佛学义理转化为自我的人生体验，使佛理顿悟与人生经验、艺术形象溶于一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显现着淡泊蕴籍的禅韵。
《物语》中，院落里的葡萄、南瓜，家养的黑猫、白鸽，都引发了他丰富奇特的想象。他先用优美轻松的笔调，满怀慈爱和感激的心怀，盛赞这些小生灵的可爱；然后笔锋一转，运用拟人的手法，借动植物之口道出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强调众生平等的佛学观念，更提出了一种人类与万物为友、人类之间相互尊重的生存之道。《山中避雨》写丰子恺带两个女儿到西湖畔的山中游玩，忽然遇雨只得在二家村的小茶店里喝茶避雨。“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极具禅者之风的丰子恺自然能够随缘自适，自得其乐。女儿却怨天尤人，苦闷万状，于是，丰子恺向茶博士借来胡琴，拉曲解闷，在苦雨荒山中上演了感人的一幕。文中有作者独特的“乐以教和”“曲高和众”的独特审美观，“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文中舒缓有致的娓娓叙述，给读者展现了一副清新淡雅的水墨山水画，画中又蕴含着淡泊随缘的禅意。真可谓不见佛语、不谈佛道，而佛心佛趣浓郁。
丰子恺有着漫画家和散文家的双重身份，他的画寥寥数笔而神韵毕现，他的文语淡而意丰，白描的手法，练达的文字，恰如他意到笔不到的漫画风格。《吃瓜子》是颇具特色的一篇，他用亦庄亦谐、轻松幽默的笔调，反讽的手法，记叙了中国人吃瓜子的“高超技艺”。略带夸张的语言生动传神，把国人的吃相刻画的惟妙惟肖。他从吹煤头纸、磕瓜子这类司空见惯的琐屑现象中，洞察到了中国有闲阶级的墉懒闲散的文化习性。他还从关乎民族生存的角度提出警示“试看粮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身为漫画家的他以独特的慧眼，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小事中引发人生思考，进行哲理思辨。谭桂林曾言：“丰子恺用宗教式的心态、眼光与思维方式去观察体认环绕自我的日常生活与时间之流，不仅使《缘缘堂随笔》为现代散文创作提供一种十分独特别致的风韵与情调，即便对于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思维的改造与重铸，其启示也是不可忽视的。”
李叔同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先器识而后文艺，即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技术，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若没有器识，无论技艺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也即“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丰子恺一生身体力行李叔同的文艺观。李叔同对丰子恺在人生、艺术和宗教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丰子恺对李叔同的发自肺腑的人格景仰和在艺术上的继承发扬令人钦佩，师徒两人成就的不只是一段风雅的佳话，更为后世留下满怀人间真情的感动。在现代散文史上，丰子恺以其恬淡脱俗的具有佛心、佛趣与佛理的艺术风格而卓然独立。阅读他的作品，能够在他的一笔一墨、一言一行中，分享他独特的艺术魅力，感受他高尚的人格力量。也许这正是丰子恺在海内外影响日益深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丰子恺一生对杭州特别有感情，不仅仅因为西湖风景优美，更在于这是他所崇敬的老师给他指明人生方向的地方。1914年，丰子恺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图画音乐老师李叔同，受到了艺术上的启蒙，品格上的熏陶，才智上的促进。李叔同不仅是丰子恺学艺术的老师，还是他信佛的导师。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丰子恺的一生，受弘一法师影响很大。在1927年30岁生日时，丰子恺在李叔同的主持下皈依佛门。生性淡泊的丰子恺由对李叔同的人格景仰而趋近佛教，他以一种感知的方式接纳活的、具体化的佛教，确切地说，是一种俗化的、融合了艺术、美与童真的宗教感，而不是由佛、法、僧所构成的严谨的佛家理论。丰子恺的皈依佛教，完全是思想上、哲学上的皈依。
1948年，丰子恺在为厦门佛学会所作的讲演《我与弘一法师》中说到：“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李叔同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在丰子恺眼里，宗教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意识形态，是他的精神归宿。
1922 年李叔同在给俗侄李圣章的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出家原因、过程、出家后的行踪及对未来的打算：“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他从一个“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的热血男儿，进而要做“普利含识”的佛弟子，利益所有形态的生命。“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1925 年弘一法师为拒绝接见地方长官时，垂泪对寂山和尚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为了能学行充实，他甘愿做一名苦行僧，了却尘缘。可见其“自度度他”的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弘一法师学修和实践以持戒严格著称的律宗，衣食住行极简，过午不食，不收徒不住持，在清贫和孤寂中投入到佛学的弘阐中。对于弘一法师的佛学贡献，学者戴嘉枋概括弘一佛学体系为“以华严经义为本体认识论，南山律宗为修持指导的方法论，以及净土要义为印证旨归的实践论的系统佛学思想框架”；何棉山对弘一法师的佛学著述（闽南期间）进行了整理，突出他在佛教教育上的贡献，关于律学之弘阐，“主要有三大方面：一为演讲，二为创设南山律学苑，三为编撰校注大批律学著作。就第三方面而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及《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弘一法师严谨克己的修为、培养佛教人才的智举和编撰整理大量佛学著作的功德，使他终成一代名僧。
与尊师相比，丰子恺虽皈依佛门，只是在家居士，未曾斩断世情。他的佛缘更多的是白马湖春晖执教时期的延续和升华，是中国传统文人逸士的出世情怀，是一份关注现实众生、慈悲为怀的心境，是佛儒通融在精神世界的一种高度和谐。这份情怀汇聚在丰子恺的笔尖，化成质朴无华又柔情温和的文字，化成简练传神又自然率真的漫画；这份心境渗透在丰子恺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使他能在旁人眼中琐碎无趣的细节中找回艺术和人生的真善美，找回内心纯粹清澈的本真。丰子恺的这份佛性，使他赞美和向往儿童的赤子之心，也为颠沛流离的他觅得一方悠然净地。品读丰子恺的散文作品，我们能深深被这份自然流露的佛心所感动……
二
丰子恺的散文处处以礼赞儿童为主旨，因为儿童世界的纯真洁净印证着了佛学中的“明净心”，尘世间的童心契合了丰子恺心中完美的社会理想。敬安和尚曾作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常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坛经》云“世人性净，犹如青天”。这种“佛性”集中体现在没有受到世俗尘埃蒙蔽的儿童身上。明代李贽曾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成人于尘世中渐为外界妄念所迷，受世智尘劳的拘束，反倒迷失了佛心，即“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妄念浮云”、“客尘”是持抨击态度的，丰子恺也是借礼赞儿童来反讽成人社会的虚伪矫饰等弊病。他在《我的漫画》中坦言“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在同时代作家中，冰心把儿童纯真、自然、美好的天性作为“爱”和“美”的典型代表。朱自清眼中，儿女的喧闹好似“千军万马”，令人烦躁不堪。在雍容平和的丰子恺笔下，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争吵哭闹都是饶有趣味的，是真性情的流露。
丰子恺醉心于儿童心境的单纯，能撤去世间事物因果关系的网，天生具有辩证的佛法慧根。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对成人来说苦不堪言、惊慌紧张的逃难，在孩子的明净心中却是一件快事，“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姨娘，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儿女》中，他不遗余力地描写孩子们吃西瓜的陶醉状，夕暮的紫色中，习习凉风吹拂，百感畅快的儿童肆意宣泄生的欢喜。儿童的专注憨态和自得其乐令他羡慕和慨叹。儿童具有明慧的心眼，无论做什么事，把身心全部思量都拿出来，这份专注的“痴”正是佛教追求的“无我”之境。瞻瞻因花生米不满足而流泪，阿宝因索要好东西而大叫“要黄”（阿宝小时喜欢蛋黄，所以物较好者就叫做“黄”）。这些真实可爱的细致描述又流露出孩子毫不掩饰人生欲望的本性真情。丰子恺反观自我，“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斩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童年生活作为人生理想的感性体验，张扬的真挚、朴素与成人社会的矫饰、伪善是水火不容的。孩子们敢说、敢做、敢哭、敢笑，充分体现了人类自由发展的天性。丰子恺以饱蘸舔犊之情、素淡的笔触描绘儿童生活的真实面貌，着力刻画孩子的天真无邪，用欣赏、倾羡的眼光审视儿童的言行，用平直的语言叙述生活的恬淡与儿童的率真，自然童趣跃然纸上。 佛学使丰子恺从智性的高度观照人生，发现生活中独特的率真和情趣。居士的独特身份使丰子恺对身边的种种事情保持一种宗教式的体验。丰子恺把宗教看作艺术的至高境界，把人生视为艺术的人生。他的散文描景状物、记人叙事，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却深含哲理。他把深刻的佛学义理转化为自我的人生体验，使佛理顿悟与人生经验、艺术形象溶于一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显现着淡泊蕴籍的禅韵。
《物语》中，院落里的葡萄、南瓜，家养的黑猫、白鸽，都引发了他丰富奇特的想象。他先用优美轻松的笔调，满怀慈爱和感激的心怀，盛赞这些小生灵的可爱；然后笔锋一转，运用拟人的手法，借动植物之口道出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强调众生平等的佛学观念，更提出了一种人类与万物为友、人类之间相互尊重的生存之道。《山中避雨》写丰子恺带两个女儿到西湖畔的山中游玩，忽然遇雨只得在二家村的小茶店里喝茶避雨。“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极具禅者之风的丰子恺自然能够随缘自适，自得其乐。女儿却怨天尤人，苦闷万状，于是，丰子恺向茶博士借来胡琴，拉曲解闷，在苦雨荒山中上演了感人的一幕。文中有作者独特的“乐以教和”“曲高和众”的独特审美观，“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文中舒缓有致的娓娓叙述，给读者展现了一副清新淡雅的水墨山水画，画中又蕴含着淡泊随缘的禅意。真可谓不见佛语、不谈佛道，而佛心佛趣浓郁。
丰子恺有着漫画家和散文家的双重身份，他的画寥寥数笔而神韵毕现，他的文语淡而意丰，白描的手法，练达的文字，恰如他意到笔不到的漫画风格。《吃瓜子》是颇具特色的一篇，他用亦庄亦谐、轻松幽默的笔调，反讽的手法，记叙了中国人吃瓜子的“高超技艺”。略带夸张的语言生动传神，把国人的吃相刻画的惟妙惟肖。他从吹煤头纸、磕瓜子这类司空见惯的琐屑现象中，洞察到了中国有闲阶级的墉懒闲散的文化习性。他还从关乎民族生存的角度提出警示“试看粮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身为漫画家的他以独特的慧眼，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小事中引发人生思考，进行哲理思辨。谭桂林曾言：“丰子恺用宗教式的心态、眼光与思维方式去观察体认环绕自我的日常生活与时间之流，不仅使《缘缘堂随笔》为现代散文创作提供一种十分独特别致的风韵与情调，即便对于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思维的改造与重铸，其启示也是不可忽视的。”
李叔同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先器识而后文艺，即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技术，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若没有器识，无论技艺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也即“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丰子恺一生身体力行李叔同的文艺观。李叔同对丰子恺在人生、艺术和宗教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丰子恺对李叔同的发自肺腑的人格景仰和在艺术上的继承发扬令人钦佩，师徒两人成就的不只是一段风雅的佳话，更为后世留下满怀人间真情的感动。在现代散文史上，丰子恺以其恬淡脱俗的具有佛心、佛趣与佛理的艺术风格而卓然独立。阅读他的作品，能够在他的一笔一墨、一言一行中，分享他独特的艺术魅力，感受他高尚的人格力量。也许这正是丰子恺在海内外影响日益深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