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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岛首府圣赫利尔的三菱专卖店二楼是曼塞尔博物馆，记录了1992年F1世界冠军尼格尔·曼塞尔的车手生涯，里面不仅陈列着1989赛季的法拉利640赛车，还有1992赛季帮助曼塞尔赢得9个分站赛冠军的威廉姆斯FW14B赛车。在一楼，尼格尔’曼塞尔的儿子莱奥负责管理偶尔在这里展出的部分赛车。在这里，我们对尼格尔·曼塞尔进行了一小时的专访，他回顾过去，评价现今，展望未来，在愤怒与怀念的情绪中徘徊。
Q：为什么会建造这样一个博物馆？
A：我保留作为车手时的一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年轻时的一个缺陷，把这些尔西留在家里越来越困难。我儿子莱奥找到了这个大仓库，在这里开了一家三菱专卖店，然后在二楼展示我的赛车收藏，就这样变成了博物馆。
Q：与您过去居住的马恩岛不同，泽西岛可不是赛车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尼格尔·曼塞尔也开始变得守规矩了吗？
A：汗西岛的气候更温和，风更小，是座很棒的岛屿。我们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2年，我是个英国岛民，出于天性会去寻找更小的岛屿。我需要大海和无穷无尽的感觉。我用来旅行的时间太多了，需要一些宁静。在英围，很晚会有人按我家门铃，有时还会在自家花园里遇到陌生人，在这里足不可想象的。
Q：你进入博物馆时，最先看到哪辆车或者哪座奖杯？
A：那座最大的、与科林·查普曼（英国工程师，莲花品牌创始人，F1车队老板，198年去世）有关的奖杯。没有他，我永远不会有机会试驾F1，展示我的能力。这足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故事，是他向我敞开了F1的大门。他训练我，为我提供赛车。彼时，只要科林·查普曼、肯·蒂雷尔、弗兰克·威廉姆斯或者恩佐·法拉利发现了天才，就会给他们机会。如今那些独立车队最在乎的是车队预算而非车手，没有钱你就没机会开车。要么就像麦克拉伦对刘易斯·汉密尔顿，红牛对塞巴斯蒂安·维特那样从小培养。
Q：您的命运最终由一次试车而决定了？
A：我们是在用命去开车。在我们那个时代，事故是绝对不能发生的，我们必须非常勇敢，极有天赋才能最大限度激发赛车的潜力。车手可以决定比赛的结果，他们比赛车更重要。这正是如今F1所欠缺的。赛车的安全性变得不可思议，赛车道成了一潭死水。如果你以320公里的时速冲出赛道，还能安然无恙返回来比赛，这不错，但车手面对挑战的极限已无法同日而语。如今的车手都天赋异禀，技术上的支持无法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天赋到底有多大。
Q：你们那个时代的胜利更多依靠的是勇气还是天赋？
A：上世纪70，80年代，车手首先需要非常勇敢，有出色的身体素质，老式赛车要求我们必须有很强的臂力和腕力。如今的赛车甚至可以用手指开。当车手从赛车上下来时，我们会觉得他是从家里出来，而我们比赛结束后则是精疲力竭。
Q：如今的赛车手更像是工程师。
A：不，不，正相反。我们那个时代有些车手比如我就是持证工程师。我们就是自己的工程师，没有电脑会帮你分析赛车的状况，唯一能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就是自己的感觉。那时也没有模拟器，赛车场上的经验只能通过实践去积累。现在的车手可以通过模拟器来练习，像马克斯·维斯塔潘这样的新人很快可以拿到分站赛的冠军，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Q：这些变化改变了您在电视机前观看F1大奖赛的习惯？
A：我是两轮或四轮机械运动的绝对粉丝。我一直痴迷于F1赛事，直到我意识到如今的赛车刹车靠电传操纵系统，超车靠DRS，出发前可以远距离调试赛车。这一切让我觉得很无趣，我真庆幸自己可以亲自控制赛车的离合，把它踩到极限以获得成功的起跑，如果成功了，那感觉，简直了。看到轮胎与赛道摩擦得冒烟，真让人兴奋。而技术把这一切乐趣都给消灭了，对于车手来说并不是好事。这不是车手的错，但却给赛车运动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如果你落后一秒，启动DRS，时速就能提升15-20公里完成超车，那么车手的天赋怎么能得到展现？
Q：所以您不怎么关注这项运动了？
A：不，这仍是机械运动的巅峰，但我看GP摩托也能得到同样的快感，瓦伦迪诺·罗西、若热·洛伦索，马克·马尔克斯都太棒了，他们是一群疯子，是让人激动的车手。
Q：当您和摩托车手或F1车手交流时，谁更符合您的竞赛哲学？
A：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尽量坦率回答您。摩托GP车手每时每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他们是超级运动员，无论是勇气还是天赋都要好过F1车手。尽管如此，摩托车手永远想象不到F1赛车过弯道时的速度。在银石赛道，motoG P跑两圈时，F1已经跑了三圈了。在身体条件止，F1车手的要求要相对容易些。
Q：在赛车场还能常看到您的身影吗？
A：有时，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直到我听说赛车需要进行350种调试，费尔南多’阿隆索甚至把赛车称之为“星际飞船”。如今车手已经不可能完全掌控赛车了，要想赢得分站赛，他们需要五十台电脑和三十个工程师的帮助。尽管如此，像本田、麦克拉伦这样的车队暂肘还无法取胜，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挑战。像阿隆索或者延森，巴顿这样的前世界冠军如今变得很无力。我比赛时，一个车手只配备一个工程师就够了，车手会负责比赛的方方面面。即使面对天才的工程师，车手仍是比赛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Q：我还想和您聊聊赛车场的气氛……
A：（打断）气氛？什么气氛？我那个时代，车手和西装革履的高层混在一起，我们一起喝酒，吃三明治，车迷们也被允许进入赛道。如今，那些大人物会被邀请到奢华的卡车里聚会，如果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就不会见到任何人，这让人有些沮丧。
Q：您有何建议可以让F1变得更欢乐，更人性？
A：首先要建立一个技术上的稳定性，不要每两年就改变规则，特别是在发动机方面，不然只有财力雄厚的车队才能跟上节奏，现在就轮到梅赛德斯车队一统天下了。怎么能期待击败他们？要是不出事故，其他车队根本别想赢得分站赛冠军。即便是法拉利这样的豪门也无法与梅赛德斯匹敌。规则的制定并不糟糕，工程师的天赋远远超过了赛事组织者制定的极限。如今那些幸存的车队已经无法继续幸存，在比赛的起点我们甚至很难凑够22辆赛车，而正常应该有26辆参赛的。上世纪80年代，有40辆赛车参赛，试车时淘汰14辆，每次比赛都让我感觉非常紧张。 Q：您谈到了梅赛德斯车队，您如何看待刘易斯·汉密尔顿与尼科·罗斯伯格之间的队友竞争？
A：他们俩人在西班牙大奖赛上发生的碰撞是我无法接受的。这简直是疯了。我曾和三个世界冠军做过队友：克克·罗斯伯格、内尔森‘皮凯、阿兰·普罗斯特。五年里，我们在比赛中有过竞争，但从没发生过双双退赛的情况，这是绝对禁止的。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打破了这个铁律。赛后他们进行了沟通，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很清楚后果是什么。
Q：你们那个时代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肮脏的驾驶方式是被允许的。
A：我们那时候经常会阻挡对手超车的路线，现在这是不被允许的，到处都是摄像头，已经没有人会冒着让对手受伤的危险把人逼到赛道外了。过去有些车手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我从来都不是“dirty driver”，我只是个勇敢的车手，或许过于勇敢了。
Q：迈克尔·舒马赫是最后一个被允许威胁对手的车手？
A：他介于传统车手与现代车手之间。他很勇敢，但并不恶毒。重要的是他和法拉利车队以及让·托德取得的成就，他们一起实现了五连冠的惊人战绩。在那个很多赛车无法确保完赛的时代，他们加强了法拉利赛车的稳定性，当你有70%的稳定性时，那是让人非常高兴的表现。在五个赛季85个分站赛中，舒马赫只中途退赛8次。
Q：您还会驾驶赛车吗？
A：不，我上一次开赛车还是2010年勒芒24小时拉力赛上。结果在Hunaudieres赛道的直道爆了胎。当时我全速前进，时速差不多320公里，汽车有些失控，朝着大树和安全拦冲了过去。我还记得当时的想法：“完了，这下死定了。”我撞到护栏上被反弹回来，满眼金星，头痛欲裂，伤势很重。这次事故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我必须面对这个极大的挑战。后来我咨询过各种专家，他们告诉我如果头部再受创的话肯定会丧命，自那以后我就不再开赛车了。
Q：您说这次事故给您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具体影响是什么呢？
A：我经历了数月的康复治疗，有些器官还失去了功能。当你记不起你是谁，谁是你的孩子时，这确实让人很担心。
Q：这是您经历过的唯一一次濒临死亡的事故吗？
A：我看见自己在挑战生命，好在司机是我，这让我多少感到安慰。当时我心想：“生活这么美好，要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就太糟糕了。好在在车里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孩子们。”我这一生中冒过最大的风险是在上世纪70年代先后变卖了家中的别墅和公寓，只为了筹钱参加毫无成功保证的F3比赛。哦……（长时间思考），这并不是我冒过的最大风险。最冒险的事是在21岁时和罗塞昂娜结婚。我们16岁相识，如今在一起47年了。上世纪80年代，在赛车场上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不断经历蒙扎的Parabollca弯道，霍肯海姆的Ostku rve弯道，施皮尔贝格的Vost-Hugel Kurve弯道，以及银石的le StoweClub。每次试车我们都全力以赴，在一些弯道还有立柱，撞上就死定了。这要求车手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有很强的体力。我们都有很天赋、勇敢、愚蠢。当你挑战极限时，就容易伤害自己，我们那代车手都受过伤，有些人伤得很重。
Q：你们是英雄还是斗士？
A：两者皆有。我永远不会忘记吉尔斯·维兰纽夫在奥地利以超快的速度过弯道，事后我问他：“这是你第几次这样过弯御”他吉诉我：“第五或第六次吧。”他的这种过弯道方式完全不可控，我曾尝试一次，上帝啊，差点自杀。我又找到他，告诉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大笑。实际上他是在开玩笑，他说：“我没想到你会相信我的说法。”上帝啊……
Q：为什么会建造这样一个博物馆？
A：我保留作为车手时的一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年轻时的一个缺陷，把这些尔西留在家里越来越困难。我儿子莱奥找到了这个大仓库，在这里开了一家三菱专卖店，然后在二楼展示我的赛车收藏，就这样变成了博物馆。
Q：与您过去居住的马恩岛不同，泽西岛可不是赛车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尼格尔·曼塞尔也开始变得守规矩了吗？
A：汗西岛的气候更温和，风更小，是座很棒的岛屿。我们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2年，我是个英国岛民，出于天性会去寻找更小的岛屿。我需要大海和无穷无尽的感觉。我用来旅行的时间太多了，需要一些宁静。在英围，很晚会有人按我家门铃，有时还会在自家花园里遇到陌生人，在这里足不可想象的。
Q：你进入博物馆时，最先看到哪辆车或者哪座奖杯？
A：那座最大的、与科林·查普曼（英国工程师，莲花品牌创始人，F1车队老板，198年去世）有关的奖杯。没有他，我永远不会有机会试驾F1，展示我的能力。这足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故事，是他向我敞开了F1的大门。他训练我，为我提供赛车。彼时，只要科林·查普曼、肯·蒂雷尔、弗兰克·威廉姆斯或者恩佐·法拉利发现了天才，就会给他们机会。如今那些独立车队最在乎的是车队预算而非车手，没有钱你就没机会开车。要么就像麦克拉伦对刘易斯·汉密尔顿，红牛对塞巴斯蒂安·维特那样从小培养。
Q：您的命运最终由一次试车而决定了？
A：我们是在用命去开车。在我们那个时代，事故是绝对不能发生的，我们必须非常勇敢，极有天赋才能最大限度激发赛车的潜力。车手可以决定比赛的结果，他们比赛车更重要。这正是如今F1所欠缺的。赛车的安全性变得不可思议，赛车道成了一潭死水。如果你以320公里的时速冲出赛道，还能安然无恙返回来比赛，这不错，但车手面对挑战的极限已无法同日而语。如今的车手都天赋异禀，技术上的支持无法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天赋到底有多大。
Q：你们那个时代的胜利更多依靠的是勇气还是天赋？
A：上世纪70，80年代，车手首先需要非常勇敢，有出色的身体素质，老式赛车要求我们必须有很强的臂力和腕力。如今的赛车甚至可以用手指开。当车手从赛车上下来时，我们会觉得他是从家里出来，而我们比赛结束后则是精疲力竭。
Q：如今的赛车手更像是工程师。
A：不，不，正相反。我们那个时代有些车手比如我就是持证工程师。我们就是自己的工程师，没有电脑会帮你分析赛车的状况，唯一能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就是自己的感觉。那时也没有模拟器，赛车场上的经验只能通过实践去积累。现在的车手可以通过模拟器来练习，像马克斯·维斯塔潘这样的新人很快可以拿到分站赛的冠军，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Q：这些变化改变了您在电视机前观看F1大奖赛的习惯？
A：我是两轮或四轮机械运动的绝对粉丝。我一直痴迷于F1赛事，直到我意识到如今的赛车刹车靠电传操纵系统，超车靠DRS，出发前可以远距离调试赛车。这一切让我觉得很无趣，我真庆幸自己可以亲自控制赛车的离合，把它踩到极限以获得成功的起跑，如果成功了，那感觉，简直了。看到轮胎与赛道摩擦得冒烟，真让人兴奋。而技术把这一切乐趣都给消灭了，对于车手来说并不是好事。这不是车手的错，但却给赛车运动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如果你落后一秒，启动DRS，时速就能提升15-20公里完成超车，那么车手的天赋怎么能得到展现？
Q：所以您不怎么关注这项运动了？
A：不，这仍是机械运动的巅峰，但我看GP摩托也能得到同样的快感，瓦伦迪诺·罗西、若热·洛伦索，马克·马尔克斯都太棒了，他们是一群疯子，是让人激动的车手。
Q：当您和摩托车手或F1车手交流时，谁更符合您的竞赛哲学？
A：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尽量坦率回答您。摩托GP车手每时每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他们是超级运动员，无论是勇气还是天赋都要好过F1车手。尽管如此，摩托车手永远想象不到F1赛车过弯道时的速度。在银石赛道，motoG P跑两圈时，F1已经跑了三圈了。在身体条件止，F1车手的要求要相对容易些。
Q：在赛车场还能常看到您的身影吗？
A：有时，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直到我听说赛车需要进行350种调试，费尔南多’阿隆索甚至把赛车称之为“星际飞船”。如今车手已经不可能完全掌控赛车了，要想赢得分站赛，他们需要五十台电脑和三十个工程师的帮助。尽管如此，像本田、麦克拉伦这样的车队暂肘还无法取胜，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挑战。像阿隆索或者延森，巴顿这样的前世界冠军如今变得很无力。我比赛时，一个车手只配备一个工程师就够了，车手会负责比赛的方方面面。即使面对天才的工程师，车手仍是比赛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Q：我还想和您聊聊赛车场的气氛……
A：（打断）气氛？什么气氛？我那个时代，车手和西装革履的高层混在一起，我们一起喝酒，吃三明治，车迷们也被允许进入赛道。如今，那些大人物会被邀请到奢华的卡车里聚会，如果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就不会见到任何人，这让人有些沮丧。
Q：您有何建议可以让F1变得更欢乐，更人性？
A：首先要建立一个技术上的稳定性，不要每两年就改变规则，特别是在发动机方面，不然只有财力雄厚的车队才能跟上节奏，现在就轮到梅赛德斯车队一统天下了。怎么能期待击败他们？要是不出事故，其他车队根本别想赢得分站赛冠军。即便是法拉利这样的豪门也无法与梅赛德斯匹敌。规则的制定并不糟糕，工程师的天赋远远超过了赛事组织者制定的极限。如今那些幸存的车队已经无法继续幸存，在比赛的起点我们甚至很难凑够22辆赛车，而正常应该有26辆参赛的。上世纪80年代，有40辆赛车参赛，试车时淘汰14辆，每次比赛都让我感觉非常紧张。 Q：您谈到了梅赛德斯车队，您如何看待刘易斯·汉密尔顿与尼科·罗斯伯格之间的队友竞争？
A：他们俩人在西班牙大奖赛上发生的碰撞是我无法接受的。这简直是疯了。我曾和三个世界冠军做过队友：克克·罗斯伯格、内尔森‘皮凯、阿兰·普罗斯特。五年里，我们在比赛中有过竞争，但从没发生过双双退赛的情况，这是绝对禁止的。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打破了这个铁律。赛后他们进行了沟通，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很清楚后果是什么。
Q：你们那个时代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肮脏的驾驶方式是被允许的。
A：我们那时候经常会阻挡对手超车的路线，现在这是不被允许的，到处都是摄像头，已经没有人会冒着让对手受伤的危险把人逼到赛道外了。过去有些车手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我从来都不是“dirty driver”，我只是个勇敢的车手，或许过于勇敢了。
Q：迈克尔·舒马赫是最后一个被允许威胁对手的车手？
A：他介于传统车手与现代车手之间。他很勇敢，但并不恶毒。重要的是他和法拉利车队以及让·托德取得的成就，他们一起实现了五连冠的惊人战绩。在那个很多赛车无法确保完赛的时代，他们加强了法拉利赛车的稳定性，当你有70%的稳定性时，那是让人非常高兴的表现。在五个赛季85个分站赛中，舒马赫只中途退赛8次。
Q：您还会驾驶赛车吗？
A：不，我上一次开赛车还是2010年勒芒24小时拉力赛上。结果在Hunaudieres赛道的直道爆了胎。当时我全速前进，时速差不多320公里，汽车有些失控，朝着大树和安全拦冲了过去。我还记得当时的想法：“完了，这下死定了。”我撞到护栏上被反弹回来，满眼金星，头痛欲裂，伤势很重。这次事故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我必须面对这个极大的挑战。后来我咨询过各种专家，他们告诉我如果头部再受创的话肯定会丧命，自那以后我就不再开赛车了。
Q：您说这次事故给您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具体影响是什么呢？
A：我经历了数月的康复治疗，有些器官还失去了功能。当你记不起你是谁，谁是你的孩子时，这确实让人很担心。
Q：这是您经历过的唯一一次濒临死亡的事故吗？
A：我看见自己在挑战生命，好在司机是我，这让我多少感到安慰。当时我心想：“生活这么美好，要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就太糟糕了。好在在车里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孩子们。”我这一生中冒过最大的风险是在上世纪70年代先后变卖了家中的别墅和公寓，只为了筹钱参加毫无成功保证的F3比赛。哦……（长时间思考），这并不是我冒过的最大风险。最冒险的事是在21岁时和罗塞昂娜结婚。我们16岁相识，如今在一起47年了。上世纪80年代，在赛车场上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不断经历蒙扎的Parabollca弯道，霍肯海姆的Ostku rve弯道，施皮尔贝格的Vost-Hugel Kurve弯道，以及银石的le StoweClub。每次试车我们都全力以赴，在一些弯道还有立柱，撞上就死定了。这要求车手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有很强的体力。我们都有很天赋、勇敢、愚蠢。当你挑战极限时，就容易伤害自己，我们那代车手都受过伤，有些人伤得很重。
Q：你们是英雄还是斗士？
A：两者皆有。我永远不会忘记吉尔斯·维兰纽夫在奥地利以超快的速度过弯道，事后我问他：“这是你第几次这样过弯御”他吉诉我：“第五或第六次吧。”他的这种过弯道方式完全不可控，我曾尝试一次，上帝啊，差点自杀。我又找到他，告诉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大笑。实际上他是在开玩笑，他说：“我没想到你会相信我的说法。”上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