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年，人艺复排经典老戏《屠夫》，七十多岁的朱旭等老演员使这部戏成为2005年人艺舞台的最亮点；今年国庆期间，人艺又复排了另一部与《屠夫》齐名的老戏《哗变》
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哗变》有其真实的故事原型，那是二战末期在美国的一艘老式战舰“凯恩号”上发生的一次哗变事件，舰长被副手解职，后来美国军事法庭对此进行了审讯。原著的作者赫尔曼·沃克在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里正好在海军服役，他据此写成的小说《凯恩号哗变记》，获得了1952年的美国普利策文学奖。两年后百老汇舞台上演了此剧，引起轰动。
此剧走上中国舞台得益于中美建交十周年。1988年，英若诚翻译了这个剧本，并通过当年的美国大使夫人、作家包柏漪的协助，请来美国著名演员查尔顿·赫斯顿执导该戏。赫斯顿时任美国电影学院院长，他主演的《宾虚传》曾获多项奥斯卡奖。英若诚的译本，赫斯顿的导演，朱旭、任宝贤的主演，使得《哗变》一剧在北京、上海两地上演时赢得满堂喝彩，成为80年代北京人艺成功演出外国戏的一部典范之作。
几乎每次外国戏由中国剧团搬演时都会引起人们的瞩目，但不管“经典”还是“名”剧，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要经受一次新的考验——从案头的剧本到舞台上的演出，这其间暗藏的距离总是比想像的还要大。
《哗变》最精彩的是通过法庭的论辩过程，来层层揭示事件的复杂经过和人物个性的矛盾之处。由于此剧将逻辑和戏剧性高度的融合，使观者在两个多小时以前和两小时之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里既有法官与检察官质询证人那一套符合法律程序的严谨，又有被告律师引诱原告一步步掉入对已不利陷阱的诡辩技巧。而作为律师的格林渥，既有为被告做无罪推定的职责本分，又承受着同情原告的良心愧疚感。
时隔多年，这样一台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戏复演时，它的可看性显得更强了。观众对于生活中法与理、情与法的悖谬，以及精神病学、心理分析的了解和体验，都比20年前要深入许多。
这个戏的看点是，各个角色都有充足的戏份，舞台正中高高架起的一把椅子，原告、被告以及诸多的证人都不得不坐在上面，直面观众来接受律师的提问，他们的谈吐、表情、举手投足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无一丝一毫的喘息之机。
这种安排是沿用了当年赫斯顿导演的手笔，其实是有些冒险的——演员若不够“生活”，在舞台上极易捉襟见肘。两位主演不负众望：魁格最初出庭时泰然自若，后来的歇斯底里使人不寒而栗。冯远征饰演的魁格演绎了他潜在的癫狂，而他海军服役过程中的光辉履历更让人心生怜悯。吴刚扮演的犹太律师巧舌如簧，内心里却也充满矛盾。
而其他作为证人的海军军官们也都比较到位，在没有太多动作可以发挥的情形下，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通过台词去建立角色的可信度。难得的是，在这个外国戏里，清一色的男演员们获得了一种鲜有的集体的激情，或许是仅依靠语言的表演激发了他们各自的创造力，促使他们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和自己较劲、和同行“抢戏”。
在这种角逐中我们看到了某种暗含的舞台法则，那正是北京人艺最宝贵的特色之一——话剧演出的整体性。这批中生代演员中，虽然少有影视明星，却更见舞台剧功力。
在什么样的时代气氛里上演什么样的外国戏，以及外国戏如何与中国的观众发生理智与情感上的沟通，这始终是一个难题。诸多票房遭冷遇的外国戏似已证明，外国经典剧或者获奖剧往往与中国人的生活过于隔膜，简单搬来并不太适合国人的口味。
但是，如去年上演的《屠夫》一样，《哗变》也是复排戏，它提醒我们，近20年前北京人艺对外国剧本的拣选和提炼的标杆仍有可玩味之处，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人艺这种样式的外国戏不失为中国主流戏剧的一个保留范本。
（作者为国家话剧院评论员）
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哗变》有其真实的故事原型，那是二战末期在美国的一艘老式战舰“凯恩号”上发生的一次哗变事件，舰长被副手解职，后来美国军事法庭对此进行了审讯。原著的作者赫尔曼·沃克在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里正好在海军服役，他据此写成的小说《凯恩号哗变记》，获得了1952年的美国普利策文学奖。两年后百老汇舞台上演了此剧，引起轰动。
此剧走上中国舞台得益于中美建交十周年。1988年，英若诚翻译了这个剧本，并通过当年的美国大使夫人、作家包柏漪的协助，请来美国著名演员查尔顿·赫斯顿执导该戏。赫斯顿时任美国电影学院院长，他主演的《宾虚传》曾获多项奥斯卡奖。英若诚的译本，赫斯顿的导演，朱旭、任宝贤的主演，使得《哗变》一剧在北京、上海两地上演时赢得满堂喝彩，成为80年代北京人艺成功演出外国戏的一部典范之作。
几乎每次外国戏由中国剧团搬演时都会引起人们的瞩目，但不管“经典”还是“名”剧，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要经受一次新的考验——从案头的剧本到舞台上的演出，这其间暗藏的距离总是比想像的还要大。
《哗变》最精彩的是通过法庭的论辩过程，来层层揭示事件的复杂经过和人物个性的矛盾之处。由于此剧将逻辑和戏剧性高度的融合，使观者在两个多小时以前和两小时之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里既有法官与检察官质询证人那一套符合法律程序的严谨，又有被告律师引诱原告一步步掉入对已不利陷阱的诡辩技巧。而作为律师的格林渥，既有为被告做无罪推定的职责本分，又承受着同情原告的良心愧疚感。
时隔多年，这样一台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戏复演时，它的可看性显得更强了。观众对于生活中法与理、情与法的悖谬，以及精神病学、心理分析的了解和体验，都比20年前要深入许多。
这个戏的看点是，各个角色都有充足的戏份，舞台正中高高架起的一把椅子，原告、被告以及诸多的证人都不得不坐在上面，直面观众来接受律师的提问，他们的谈吐、表情、举手投足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无一丝一毫的喘息之机。
这种安排是沿用了当年赫斯顿导演的手笔，其实是有些冒险的——演员若不够“生活”，在舞台上极易捉襟见肘。两位主演不负众望：魁格最初出庭时泰然自若，后来的歇斯底里使人不寒而栗。冯远征饰演的魁格演绎了他潜在的癫狂，而他海军服役过程中的光辉履历更让人心生怜悯。吴刚扮演的犹太律师巧舌如簧，内心里却也充满矛盾。
而其他作为证人的海军军官们也都比较到位，在没有太多动作可以发挥的情形下，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通过台词去建立角色的可信度。难得的是，在这个外国戏里，清一色的男演员们获得了一种鲜有的集体的激情，或许是仅依靠语言的表演激发了他们各自的创造力，促使他们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和自己较劲、和同行“抢戏”。
在这种角逐中我们看到了某种暗含的舞台法则，那正是北京人艺最宝贵的特色之一——话剧演出的整体性。这批中生代演员中，虽然少有影视明星，却更见舞台剧功力。
在什么样的时代气氛里上演什么样的外国戏，以及外国戏如何与中国的观众发生理智与情感上的沟通，这始终是一个难题。诸多票房遭冷遇的外国戏似已证明，外国经典剧或者获奖剧往往与中国人的生活过于隔膜，简单搬来并不太适合国人的口味。
但是，如去年上演的《屠夫》一样，《哗变》也是复排戏，它提醒我们，近20年前北京人艺对外国剧本的拣选和提炼的标杆仍有可玩味之处，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人艺这种样式的外国戏不失为中国主流戏剧的一个保留范本。
（作者为国家话剧院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