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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诗作在思想内容上的不同点作一简单比较。以屈原、李白和郭沫若的诗作为例，不难发现他们在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正是每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本身的出身、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所决定的。
关键词：中国古现代浪漫主义诗作；差异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1
如若讨论中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当首推屈原、李白和郭沫若。尽管他们三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都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如在《九章·涉江》中，屈原把自己刻画成一个崇高、完善“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形象；李白则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的名句；而郭沫若的“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的诗句更是把“我”昂首天外、气吞山河的豪迈精神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由于他们三人所处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个人出身、遭遇的不同，他们的诗作又都深深地打上了各自时代和各自个性的烙印。
屈原和李白生活于我国农业文明时代。处于人的依赖性社会阶段，人是社会联合的纽带。此中的“人”，有着强烈的等级观念，皇权对人的统治构成社会运行的法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个人的才华、抱负必须，而且也只有依赖皇命、神权才能得以实现。
所以，当心怀大志的屈原在遭受奸佞排挤时，忍不住满腔委屈与满腹愤懑——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离骚》）
屈原想在楚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一靠楚王，二靠志同道合的亲信。结果两个手段都归于失败，于是只好到汨罗水世界去寻找他的归宿了。
从李白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由于怀才不遇，仕途坎坷而对皇权由迷信崇拜到失望怀疑但又离不开皇权、依恋于皇权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最初他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遭受冷遇、打擊后则感叹——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胆剖肝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发出了如“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激愤之辞，直到晚年他还籍皇命出征，以效忠皇室——
“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由扬清芬？”
这些诗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皇权思想对当时代人，即使是像李白这样的伟大文人的奴化和影响。
而生活在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浪漫诗人郭沫若，则直接受惠于物的依赖性社会的文明成果，他借鉴和吸收了外来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及文艺思潮，表达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代变奏。他的诗并不着眼于现实细致的描写，而是着力于主观激情的抒发，以煽动起读者的革命情绪。写出一代青年对新生活的无限渴望和对黑暗环境的无比痛恨。他把握住时代脉搏，高扬起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谱写出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凯歌。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就是他的代表作《凤凰涅槃》。诗中写道——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这悲壮激越的声章，揭示了旧中国的阴森和污秽，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彻底否定。于是决心把旧的一切，连同旧的自我在革命的烈火中统统烧毁。诗人把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诞生喻为“凤凰涅槃”； 他欢唱——“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毁灭一切和创造一切的勇气和毅力，充分体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在这里没有生不逢时的愤世嫉俗，也没有所谓怀才不遇的幽怨悲怆，更没有对皇权的顶礼膜拜。有的只是捣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山洪爆发式的呐喊，只有个性解放，革新自我的奔放狂暴的奇思异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反映了现代人文精神对诗人的影响。
比较上述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诗风，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正是每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本身的出身、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所决定的。
屈原和李白作为我国农业文明时代的进步政治家，固然有他们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但他们的顽强斗争精神正是他们诗歌中民主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实质。
而郭沫若则由于经历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由于受到欧洲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由于其本人对光明与真理的向往和追求，根据社会变革与时代革命的需要创作的诗篇，则唱出了时代的强音、民众的心声，至今仍然闪耀着不灭的战斗光辉。
关键词：中国古现代浪漫主义诗作；差异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1
如若讨论中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当首推屈原、李白和郭沫若。尽管他们三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都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如在《九章·涉江》中，屈原把自己刻画成一个崇高、完善“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形象；李白则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的名句；而郭沫若的“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的诗句更是把“我”昂首天外、气吞山河的豪迈精神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由于他们三人所处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个人出身、遭遇的不同，他们的诗作又都深深地打上了各自时代和各自个性的烙印。
屈原和李白生活于我国农业文明时代。处于人的依赖性社会阶段，人是社会联合的纽带。此中的“人”，有着强烈的等级观念，皇权对人的统治构成社会运行的法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个人的才华、抱负必须，而且也只有依赖皇命、神权才能得以实现。
所以，当心怀大志的屈原在遭受奸佞排挤时，忍不住满腔委屈与满腹愤懑——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离骚》）
屈原想在楚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一靠楚王，二靠志同道合的亲信。结果两个手段都归于失败，于是只好到汨罗水世界去寻找他的归宿了。
从李白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由于怀才不遇，仕途坎坷而对皇权由迷信崇拜到失望怀疑但又离不开皇权、依恋于皇权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最初他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遭受冷遇、打擊后则感叹——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胆剖肝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发出了如“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激愤之辞，直到晚年他还籍皇命出征，以效忠皇室——
“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由扬清芬？”
这些诗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皇权思想对当时代人，即使是像李白这样的伟大文人的奴化和影响。
而生活在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浪漫诗人郭沫若，则直接受惠于物的依赖性社会的文明成果，他借鉴和吸收了外来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及文艺思潮，表达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代变奏。他的诗并不着眼于现实细致的描写，而是着力于主观激情的抒发，以煽动起读者的革命情绪。写出一代青年对新生活的无限渴望和对黑暗环境的无比痛恨。他把握住时代脉搏，高扬起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谱写出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凯歌。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就是他的代表作《凤凰涅槃》。诗中写道——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这悲壮激越的声章，揭示了旧中国的阴森和污秽，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彻底否定。于是决心把旧的一切，连同旧的自我在革命的烈火中统统烧毁。诗人把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诞生喻为“凤凰涅槃”； 他欢唱——“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毁灭一切和创造一切的勇气和毅力，充分体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在这里没有生不逢时的愤世嫉俗，也没有所谓怀才不遇的幽怨悲怆，更没有对皇权的顶礼膜拜。有的只是捣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山洪爆发式的呐喊，只有个性解放，革新自我的奔放狂暴的奇思异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反映了现代人文精神对诗人的影响。
比较上述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诗风，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正是每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本身的出身、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所决定的。
屈原和李白作为我国农业文明时代的进步政治家，固然有他们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但他们的顽强斗争精神正是他们诗歌中民主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实质。
而郭沫若则由于经历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由于受到欧洲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由于其本人对光明与真理的向往和追求，根据社会变革与时代革命的需要创作的诗篇，则唱出了时代的强音、民众的心声，至今仍然闪耀着不灭的战斗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