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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尊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上世纪30年代初期，正值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之际，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当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武器，并使用武装革命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时，梁漱溟却把目光投向乡村教育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且硕果累累。虽然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令他的乡村教育实验半路夭折，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成果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造就了扎实的国学素养。中学毕业后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并开始研究佛学。1916年，梁漱溟得到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哲学。此后，他一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乡村教育和建设的改造之中。经历了多少风雨春秋，他始终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思考奔波。1988年，早已过耄耋之年的梁老在北京逝世。
成于思：乡村教育的文化根基
梁漱溟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和执著的偏爱。因此，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和建设理论有着深厚的文化理论基础。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是文化，一个民族的强弱，完全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他依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分析指出，一味仿效西方的都市化、工业化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知识分子只有把目光转向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少且受西化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复兴之路。
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和建设的目的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创造新文化，那才是乡村教育和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社会构造逐渐崩溃，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最初的破坏还没有到乡村，无论是变法维新或者是辛亥革命，都是先从上层中央政府改变起，再渐渐地间接地影响到乡村；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才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全国大多数人住在农村，中国的国命寄托于农业，乡下人的痛苦就是全国人的痛苦，乡下人的好处就是全国人的好处。因此，要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探索中华民族振兴的前途就必须进行乡村教育和建设。
在三十年代从事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时，梁漱溟极力强调他所领导的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与当时其他许多人从事的农村改造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改良工作，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作为一个生长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将目光投向下层农村社会，由抽象的文化论争发展为具体的乡村教育和建设，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事实上，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梁漱溟一开始也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上层政治变革，他本人早年更是倾向于英国式的宪政。但这一理想屡屡被现实粉碎，处处是军阀争权夺利。连年的军阀混战、兵祸匪患为广大农村带来巨大灾难，西方的经济入侵更是中国农业雪上加霜，农民叫苦连天。农村问题一时成为各界共同关心的焦点，“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等口号此起彼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开始了他的乡村教育和建设，并以其系统的乡村教育和建设理论、大规模的乡村教育和建设实验在当时独树一帜。
立于言：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
为了改造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现状，梁漱溟在认真思考了各种现实情况之后，提出了一些实际举措。
第一，要从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对乡村进行改造，以达到唤醒农民、指导农民、教育农民的目的。这其中包括：改善现有的小学；办理成人教育，设立补习学校；推广社会教育，设立公共教育场所；提倡卫生教育，设立农民医院或诊疗所；提倡休闲教育，组织戏剧场、庆祝会等休闲活动；提倡生计教育，举办特约农田农产品陈列所、农艺竞技团、农产品展览会等；改良农民家教观念，尊重农民信仰自由；提倡救济事业，如设立养老院、慈幼院等福利机构。
第二，要因地制宜，改进农村经济组织。针对这个问题，梁漱溟提出一些具体做法，如：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改良农具，振兴水利，修治道路；提倡由乡村学校学生发起，以一个村庄为单位，组织林业公会来造林，村民自由报名入会，订立简单公约决定，由县政府立案保护，还提倡养蜂养蚕等副业；防除农作物病虫害；研究施肥技巧和牲畜饲养；组织农民设立公共市场、农村公共商店，设立农产品积累以调节农产品价格；提倡农村信用组合、赎卖组合、购买组合和生产组合。
第三，要进行乡村政治改造，以达到加强管理、改建农村的目的。这次他提出的措施是：研究村政、县政的改革，成立村学、乡学、县政府到乡村教育和建设研究院的管理机构，使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举办农村自治，联合办理各种自治事业；指导农民试行选举，举办特约模范家庭，调解农民纠纷；组织知识分子下乡传授新知识、新技术，并与农民结合共同建设乡村；训练民团以治匪，规定每个乡村学校须办一个自卫训练班，每乡挑选壮丁，接受自卫训练，这样每年可以训练1500名壮丁，经费就地筹措，由比较富厚的农家负担；乡村学校组织一个乡村改进会，以改良风俗，革除不良习惯。
第四，要兴办政教合一的乡学和村学。梁漱溟提出，全国每个县以下设乡学，几个村或十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乡学村学，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自治制度设计，注重将农村中具有声望、地位和影响的乡绅纳入作为乡村自治权威机构的乡学和村学中，充任学董和学长。按照他的制度设计，各地的乡学成立前，须先组织乡学学董会，学董会由乡中有信用、有资望的领袖组成。为得到乡村领袖的同意和帮助，研究院和实验县政府通常要先派辅导员到各乡，拜访乡村有资望的人，向其说明乡学的办法，请他们出来领导大家办理地方兴革事业，然后组织学董会。学董会视乡的大小有学董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
第五，要重视成人教育。梁漱溟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社会改造期，没有村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什么运动也开展不起来。而教育宜注重于成人，因为社会改造时期整个社会生活企图转进于一新方式，成人虽届成年，而对于此新生活方式所需之习惯能力则逊于方未成熟者，势非以教育不可，故而民众教育当然主要地也落实在成人教育方面。所以，梁漱溟特别主张兴办成人教育(包括妇女教育)，课程包括公民学、识字、基础知识、音乐、军事技术等。
敏于行：理论结合实践的伟大壮举
梁漱溟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他毅然将自己的教育理想推向了实践之中。1931年6月，山东乡村教育和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建立，梁漱溟开始全面启动他的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
乡村教育和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叫乡村教育和建设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该部招考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40名，2年毕业，共训练了两期。主要教材是《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教育和建设理论》。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该部共办训练班四五期，每期一年结业，招考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主要课程有乡村教育和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练、武术等科目。学员由每县招考10-20名，全省分三批训完，结业生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教育和建设的骨干工作。第三部分叫乡村教育和建设实验区，在邹平县进行实验。实验区有县长、县政府，县政府隶属研究院之下，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乡村教育和建设研究院院务组织有：教务处、庶务处、图书馆、乡村书店、招待所、农场、庄仓合作社、卫生院、凿井队。乡建研究院1935年还成立一个乡村教育和建设师范，地址在研究部内。乡村教育和建设师范分乡师和特师两部，部设主任。特师招考初中毕业生共六班约300人，乡师招考高小毕业生三班约150人，特师三年毕业，乡师四年毕业。课程除乡村教育和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练外，其他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
邹平是“乡建”派的实验县和“乡建”运动的中心。当时，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1932年邹平取消了原有的区，全县划分为10个乡，乡设乡学；乡以下分为若干村，村设村学。乡学和村学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是乡民的自治团体。乡学、村学遴选当时有资望的地方人士三五人为学董，其中一人为学长，由县政府聘任，再择一人为常务学董，办理行政，任期均一年。乡学和村学的任务为：办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推行改革乡村的各项行政措施，组织农民生产、经营、消费，办理乡村自卫，成立警卫队作为地方常备武装部队。通过这些实验活动，梁漱溟将“乡村教育”的理念传递到中国社会的很多地方，并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重视。可以说，他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