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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南风窗W -王跃文
N：1999年《国画》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你之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曾经的为官之道对创作有什么帮助？
W：出版《国画》之前，我是一个在机关工作、业余写作的人。当时，我每年创作一两部中短篇小说，但每次发表出来都会受到关注，或被权威选刊选载，或被评上奖项。
我从县级政府机关，一直到省级政府机关，都是从事机关文秘工作。年轻时倒有从政理想，慢慢看破些门道就放弃了。我曾对同事开玩笑说，你们在这里是为做官，我就是就业而已。我以就业的心态在大机关里待着，日子过得平淡自然，完全成了官场的观察者。
严格来讲，我从来没有做过官。过去在机关里只是技术型干部，干的是起草讲话稿以及各类文件的工作。这类干部尽管也可以有很高的行政级别，但严格来说算不上官员。不过，也有人会觉得自己这个职位就是一个官，这就另当别论了。我在官场工作多年，耳闻目睹很多事情，无疑对创作是有益的。任何生活的积累都有益于创作。何况，目前社会现实非常复杂，都会集中反映到官场中去。写官场，不需要太多技术手段，不需要太多编故事的能力。官场很有技术，官场多故事。
N：你的成名作是官场题材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眼中的官场有变化吗？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催生出了这样的变化？你认为官场应该是怎样的生态？
W：怎么没有变化呢？变化很大。官场的某些坏现象，最初只是拉关系走后门，后来叫不正之风，再到后来就是腐败了。这就是变化。
我感觉到社会治理在某些方面出问题了，曾在《苍黄》里专门写到一幅叫《怕》的画，其意就是提醒人们应该有所敬畏，有所惧怕。一个社会，道德无底线，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也不怕人间法律，必将导致灾难。
现在法制建设越来越加强了，很多政策也越来越规范了，想运用权力谋私利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有些官员就抱怨越来越不好操作了。比如说，国家公务员现在是逢進必考，不像过去录用干部领导批条子就可以解决。这就让不少有权使不上劲的人很恼火。但是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凡有政策总有对策。公务员考试这样的事，老百姓看着铁板一块，但仍有人有办法在中间操作。
经济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就更多了。近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立法力度相当大，但远赶不上官员攻击法律漏洞的力度。资本运作过程中出现那么多贪污腐败大案，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商勾结玩弄法律的结果。贪腐官员是最不愿意看到社会进步的。社会越进步，权力的作用就越小，他们获利的机会也就越小。
我们先不奢谈什么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凭常识判断是非，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些。我这是很迂腐的想法。根本上讲还是要靠更好的体制、法制、制度，不然官场生态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群众要求改变某类现状的呼声很高，但利益既得者不想失去自己的地位。所以，最近一喊打击网络谣言，很多坏官暗地里手舞足蹈。当然网络谣言肯定是有的，但有些真相传播也会被当作谣言打击。
N：官场小说为何受欢迎？据你了解，受众会不会是公务员群体为主？
W：官场小说受欢迎，除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欣赏性原因以外，自然有其他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比如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完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等等。如果因为现实受人关注而引发读者对官场小说的关注，只能说明现实太值得人们关注了。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为此类小说的过失，真是有些神经错乱的感觉。
文学回避政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回避对政治生活的思考和探究是文学的失职。这个问题我被问太多次了。都有点无趣了。
N：你的小说有一种竭力从现实的缝隙中看到光明的感觉，并不是人们说的那么灰暗。
W：总体上我个人是个悲观主义者。这同我是否在官场的经历没有关系。我对社会、人性、文化的劣根性，都有很深的焦虑。但是我在行动上又是乐观的，相信时间会解决很多问题。
鲁迅曾经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还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皆闭眼，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就是：瞒和骗”。文学的价值不是掩饰，不是让人们从镜子中感受阳光的温暖，而是正视社会的各种现状。
有些官场小说备受诟病，就是说它过多渲染了生活的阴暗面。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的官场小说离真正的生活真相还有很远的距离。真实的一面不仅远远超过我们的见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更远远超过作家表达的勇气。所以，现在人们需要乐观精神，多看光明与温暖，不然，我们会丧失生活的勇气。
N：1999年《国画》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你之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曾经的为官之道对创作有什么帮助？
W：出版《国画》之前，我是一个在机关工作、业余写作的人。当时，我每年创作一两部中短篇小说，但每次发表出来都会受到关注，或被权威选刊选载，或被评上奖项。
我从县级政府机关，一直到省级政府机关，都是从事机关文秘工作。年轻时倒有从政理想，慢慢看破些门道就放弃了。我曾对同事开玩笑说，你们在这里是为做官，我就是就业而已。我以就业的心态在大机关里待着，日子过得平淡自然，完全成了官场的观察者。
严格来讲，我从来没有做过官。过去在机关里只是技术型干部，干的是起草讲话稿以及各类文件的工作。这类干部尽管也可以有很高的行政级别，但严格来说算不上官员。不过，也有人会觉得自己这个职位就是一个官，这就另当别论了。我在官场工作多年，耳闻目睹很多事情，无疑对创作是有益的。任何生活的积累都有益于创作。何况，目前社会现实非常复杂，都会集中反映到官场中去。写官场，不需要太多技术手段，不需要太多编故事的能力。官场很有技术，官场多故事。
N：你的成名作是官场题材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眼中的官场有变化吗？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催生出了这样的变化？你认为官场应该是怎样的生态？
W：怎么没有变化呢？变化很大。官场的某些坏现象，最初只是拉关系走后门，后来叫不正之风，再到后来就是腐败了。这就是变化。
我感觉到社会治理在某些方面出问题了，曾在《苍黄》里专门写到一幅叫《怕》的画，其意就是提醒人们应该有所敬畏，有所惧怕。一个社会，道德无底线，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也不怕人间法律，必将导致灾难。
现在法制建设越来越加强了，很多政策也越来越规范了，想运用权力谋私利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有些官员就抱怨越来越不好操作了。比如说，国家公务员现在是逢進必考，不像过去录用干部领导批条子就可以解决。这就让不少有权使不上劲的人很恼火。但是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凡有政策总有对策。公务员考试这样的事，老百姓看着铁板一块，但仍有人有办法在中间操作。
经济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就更多了。近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立法力度相当大，但远赶不上官员攻击法律漏洞的力度。资本运作过程中出现那么多贪污腐败大案，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商勾结玩弄法律的结果。贪腐官员是最不愿意看到社会进步的。社会越进步，权力的作用就越小，他们获利的机会也就越小。
我们先不奢谈什么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凭常识判断是非，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些。我这是很迂腐的想法。根本上讲还是要靠更好的体制、法制、制度，不然官场生态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群众要求改变某类现状的呼声很高，但利益既得者不想失去自己的地位。所以，最近一喊打击网络谣言，很多坏官暗地里手舞足蹈。当然网络谣言肯定是有的，但有些真相传播也会被当作谣言打击。
N：官场小说为何受欢迎？据你了解，受众会不会是公务员群体为主？
W：官场小说受欢迎，除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欣赏性原因以外，自然有其他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比如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完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等等。如果因为现实受人关注而引发读者对官场小说的关注，只能说明现实太值得人们关注了。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为此类小说的过失，真是有些神经错乱的感觉。
文学回避政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回避对政治生活的思考和探究是文学的失职。这个问题我被问太多次了。都有点无趣了。
N：你的小说有一种竭力从现实的缝隙中看到光明的感觉，并不是人们说的那么灰暗。
W：总体上我个人是个悲观主义者。这同我是否在官场的经历没有关系。我对社会、人性、文化的劣根性，都有很深的焦虑。但是我在行动上又是乐观的，相信时间会解决很多问题。
鲁迅曾经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还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皆闭眼，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就是：瞒和骗”。文学的价值不是掩饰，不是让人们从镜子中感受阳光的温暖，而是正视社会的各种现状。
有些官场小说备受诟病，就是说它过多渲染了生活的阴暗面。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的官场小说离真正的生活真相还有很远的距离。真实的一面不仅远远超过我们的见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更远远超过作家表达的勇气。所以，现在人们需要乐观精神，多看光明与温暖，不然，我们会丧失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