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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水稻，已由政府准许在湖北种植，但争论并不就此终结。
反对者首先提出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害，其次是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多大?主张者强调中国地少人多，解决吃饭问题，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当然，主张者，如农业部属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还有许多非常“专家”的解释，说：安全管理遵循了科学、个案、熟悉性和逐步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安全评价经过了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五个阶段。
摆在一般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件非“专家”谁也搞不懂的事，一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命及后代的事，应怎样决策，由谁来决策?
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因此，当我们听到“科学家说”、“专家说”时，我们就必须问，利益在何方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持何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有时，我们能听到的只是持一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的说法，而听不到另一种已被屏蔽了的科学家、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在事关相当多的人的利益时，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充分地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再做自己的选择；使公众对事关自己利益的重大决策，能够参与。
“以人为本”，在中国是新设定的一种价值观，新设定的一种执政理念的核心(十七大)。看重人，看重人的健康、生命，于是才有了在食品、药品等“入口”的东西上的绝对小心谨慎的制度安排：没有充足的、绝对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无害于人的健康的，就不能投入市场。
历史告诉我们，即使一些人在当初做一件事时是出自“好意”，但世事有时是“始料不及”的，有些恶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如一些现已禁止使用的药物，现已开始治理的污染，在水体、耕地、作为人类食品的动植物中存在，在人体内表现出毒副作用，最后危害到具体的人的健康、生命；远，则危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我们今天这样警惕(甚至是害怕)病毒的变异，警惕人畜、人禽交互传播疾病(如sARs、禽流感、疯牛病)，警惕污染的后果和因物种多样性被改变而导致的生态失衡，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习惯于“科技”连用，但科学、技术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的、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认识是一个过程，过程中有对有错。而技术，则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它实践化；由此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是双刃剑，它能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甚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于是，才有了对从事技术，以至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伦理要求，就如人类谨慎地对待核物理的研究，核技术的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产生了进一步的忧虑，要求有制度化的制衡。工业革命，带来一种“科学的狂妄”，误认为人类能战胜一切，改造一切，为所欲为；直至我们提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十七大)，才可望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纠错转向。
由于技术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的应用就不只是个伦理的问题，它更与利益密切相关，每当一个技术被应用时，我们须问：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在对谁有利的同时，还可能对哪些人有害?即将在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有外国公司的多项专利，专利的所有者可在价格等诸多方面拿捏、控制种植者，而购买了这些专利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专家也可能在即将种植，及推进“商业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红利。这些，在决策前，是否也应明确地让决策者和公众知道呢?
反对者提出：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获得在自然界中无法自动生成的转基因水稻与以往我们吃的杂交水稻有本质不同；转基因水稻并非比原来的水稻高产，只是能抗病虫或杂草生长(有人说，虫都不敢吃，人敢吃么)；由于转基因水稻仍有繁殖及与近亲交配的能力，它可能改变甚至是灭绝中国原有水稻品种；一些转基因食品引发的事件或事故(如有实验表明存在老鼠食用导致免疫系统受损或出现肿瘤的现象)，至今没有向公众给出足以说服人的交代；人类长期食用会否导致跨越物种的遗传性状改变，以及转基因食品作为非自然食物是否会产生其他损害健康的影响(如过敏)等，作为极力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公司、技术专家是否有责任在决策做出之前，给决策者和公众以清楚而让人听得懂的解释呢?
至于有专家说给转基因水稻发安全证书和给要结婚的男女发结婚证书一样，没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并说农业部的证书“一直是颁发给研发方和申报方，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这一点，很难苟同。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而行政审批不公开，只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坏“惯例”。
说“地少人多，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恐也不当。我们过去被教导有太多的“必然”，后来知道实非如是——人类在发展中往往有多种选择，而较少有“唯一”。我们过去只知道中国人均耕地少，很晚才知道以色列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两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45％(另，人均水资源是中国的12％)，荷兰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5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55％，它们不但国民的生存质量高于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中国)，其中荷兰还曾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农产品输出国。而政策失误，使中国在有6亿人时，饿死以千万计，现虽然人多了(从1958年的6.5亿增至13亿)，地少了(从1958年的人均2.43亩减至1.37亩)，而吃饭已早不成问题。可见良好的政策，良好的体制，才是提升国民生存质量的根本，同时，也是在整体上科学发达，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
另外就世界而言，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90％都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70％的种植面积也在美国。这除使经营者获利外，也并不能对解决今日世界的贫困有所帮助，因为占世界人口15％处饥饿状态下的穷人不是有钱买不到粮食，而是没有钱买粮食——在今天，所谓“吃饭”问题，如果只问粮食产量，就是个伪问题。
中国在1995年前为大豆净出口国，自进口转基因大豆后，对外依存度已达80％以上，中国品种的大豆在目前情况下竞争不过转基因大豆，中国的大豆品种面临被淘汰出局而趋于灭绝的情状；而改种植转基因大豆，则须年年购买专利权在外国公司手中的种子，价格难免为人掌控。农民的利益，也是决策时需要考虑的。
关起门来，少数人(哪怕是为多数人利益)决策的时代应成过去，像转基因食品这样的事的决策，需要做到事先公布“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充分展现各种不同观点。在公众可以充分参与的情况下，经过长时间的辩驳论争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因为它事关人的健康、生命及人类后代。在这里，每个人的知情与选择都是重要的。
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的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特别是当这种事一旦决定、实行，结果即不可逆转时——以使人民在事后评价，可以问责(当然，只是针对官员)，或褒或贬(既针对官员，也针对专家)；由此，使参与决策的官员和专家如中国传统对当政者要求的那样排除私利，秉承忠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旻》)，“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真正尽心尽职，对国民、对人类负起责任来。
反对者首先提出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害，其次是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多大?主张者强调中国地少人多，解决吃饭问题，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当然，主张者，如农业部属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还有许多非常“专家”的解释，说：安全管理遵循了科学、个案、熟悉性和逐步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安全评价经过了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五个阶段。
摆在一般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件非“专家”谁也搞不懂的事，一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命及后代的事，应怎样决策，由谁来决策?
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因此，当我们听到“科学家说”、“专家说”时，我们就必须问，利益在何方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持何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有时，我们能听到的只是持一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的说法，而听不到另一种已被屏蔽了的科学家、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在事关相当多的人的利益时，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充分地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再做自己的选择；使公众对事关自己利益的重大决策，能够参与。
“以人为本”，在中国是新设定的一种价值观，新设定的一种执政理念的核心(十七大)。看重人，看重人的健康、生命，于是才有了在食品、药品等“入口”的东西上的绝对小心谨慎的制度安排：没有充足的、绝对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无害于人的健康的，就不能投入市场。
历史告诉我们，即使一些人在当初做一件事时是出自“好意”，但世事有时是“始料不及”的，有些恶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如一些现已禁止使用的药物，现已开始治理的污染，在水体、耕地、作为人类食品的动植物中存在，在人体内表现出毒副作用，最后危害到具体的人的健康、生命；远，则危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我们今天这样警惕(甚至是害怕)病毒的变异，警惕人畜、人禽交互传播疾病(如sARs、禽流感、疯牛病)，警惕污染的后果和因物种多样性被改变而导致的生态失衡，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习惯于“科技”连用，但科学、技术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的、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认识是一个过程，过程中有对有错。而技术，则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它实践化；由此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是双刃剑，它能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甚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于是，才有了对从事技术，以至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伦理要求，就如人类谨慎地对待核物理的研究，核技术的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产生了进一步的忧虑，要求有制度化的制衡。工业革命，带来一种“科学的狂妄”，误认为人类能战胜一切，改造一切，为所欲为；直至我们提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十七大)，才可望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纠错转向。
由于技术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的应用就不只是个伦理的问题，它更与利益密切相关，每当一个技术被应用时，我们须问：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在对谁有利的同时，还可能对哪些人有害?即将在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有外国公司的多项专利，专利的所有者可在价格等诸多方面拿捏、控制种植者，而购买了这些专利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专家也可能在即将种植，及推进“商业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红利。这些，在决策前，是否也应明确地让决策者和公众知道呢?
反对者提出：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获得在自然界中无法自动生成的转基因水稻与以往我们吃的杂交水稻有本质不同；转基因水稻并非比原来的水稻高产，只是能抗病虫或杂草生长(有人说，虫都不敢吃，人敢吃么)；由于转基因水稻仍有繁殖及与近亲交配的能力，它可能改变甚至是灭绝中国原有水稻品种；一些转基因食品引发的事件或事故(如有实验表明存在老鼠食用导致免疫系统受损或出现肿瘤的现象)，至今没有向公众给出足以说服人的交代；人类长期食用会否导致跨越物种的遗传性状改变，以及转基因食品作为非自然食物是否会产生其他损害健康的影响(如过敏)等，作为极力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公司、技术专家是否有责任在决策做出之前，给决策者和公众以清楚而让人听得懂的解释呢?
至于有专家说给转基因水稻发安全证书和给要结婚的男女发结婚证书一样，没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并说农业部的证书“一直是颁发给研发方和申报方，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这一点，很难苟同。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而行政审批不公开，只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坏“惯例”。
说“地少人多，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恐也不当。我们过去被教导有太多的“必然”，后来知道实非如是——人类在发展中往往有多种选择，而较少有“唯一”。我们过去只知道中国人均耕地少，很晚才知道以色列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两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45％(另，人均水资源是中国的12％)，荷兰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5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55％，它们不但国民的生存质量高于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中国)，其中荷兰还曾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农产品输出国。而政策失误，使中国在有6亿人时，饿死以千万计，现虽然人多了(从1958年的6.5亿增至13亿)，地少了(从1958年的人均2.43亩减至1.37亩)，而吃饭已早不成问题。可见良好的政策，良好的体制，才是提升国民生存质量的根本，同时，也是在整体上科学发达，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
另外就世界而言，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90％都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70％的种植面积也在美国。这除使经营者获利外，也并不能对解决今日世界的贫困有所帮助，因为占世界人口15％处饥饿状态下的穷人不是有钱买不到粮食，而是没有钱买粮食——在今天，所谓“吃饭”问题，如果只问粮食产量，就是个伪问题。
中国在1995年前为大豆净出口国，自进口转基因大豆后，对外依存度已达80％以上，中国品种的大豆在目前情况下竞争不过转基因大豆，中国的大豆品种面临被淘汰出局而趋于灭绝的情状；而改种植转基因大豆，则须年年购买专利权在外国公司手中的种子，价格难免为人掌控。农民的利益，也是决策时需要考虑的。
关起门来，少数人(哪怕是为多数人利益)决策的时代应成过去，像转基因食品这样的事的决策，需要做到事先公布“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充分展现各种不同观点。在公众可以充分参与的情况下，经过长时间的辩驳论争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因为它事关人的健康、生命及人类后代。在这里，每个人的知情与选择都是重要的。
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的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特别是当这种事一旦决定、实行，结果即不可逆转时——以使人民在事后评价，可以问责(当然，只是针对官员)，或褒或贬(既针对官员，也针对专家)；由此，使参与决策的官员和专家如中国传统对当政者要求的那样排除私利，秉承忠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旻》)，“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真正尽心尽职，对国民、对人类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