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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到上海帮女儿带孩子，我便与“铁”沾上了边，每月要乘高铁一两趟，回老家探母、会友和处理家务，每天要坐地铁去幼儿园接外孙女，可谓“月月高铁，日日地铁”，朋友戏称我为“铁哥”。
“铁哥”有买书的习惯。在老家，每月要逛书店两三次。到上海后，一因书店距住处较远，二因带小孩琐事多时间紧，逛书店的机会甚少。
不過，经常乘高铁往来于上海至镇江之间，候车时可以在车站内的“旅友书屋”里瞅瞅，使我买书的兴致有增无减。书屋的面积都不大，书架上大致有商海论道、人物传记、大众文学等几类图书和报刊杂志，也不乏经典书目和名家之作。几乎每次乘车，我都要光顾一下书屋，均能觅得心仪的好书。
“铁哥”买书，妻子从不反对，她也喜爱读书。有时从镇江返回上海，不凑巧，只买到晚一点的车票，到了吃饭时间，妻子说车站餐厅的饭菜太贵，在这里吃一顿够在街上吃几顿，还是先吃一只苹果嚼几块饼干垫垫饥，到了小区门口的餐厅再把肚子填饱。可我买上几本书，花上百儿八十的，她从不心疼。对“铁哥”买书，妻子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频率太高。上次买的书还未看完，甚至还未看，这次又买，她就有看法。她要我一本一本地看，看完了再买。没办法，买书可能是我的怪癖，见了好书就心里痒痒得要买。几年来，我从“旅友书屋”购得朱自清、汪曾祺和余光中的《精选集》《杨绛传》《南怀瑾的十二堂国学课》、余秋雨的《山河之书》、龙应台的《天长地久》等几十本好书。有的已经读过几遍，有的读了一半，也确有连塑封都未动过的，实在有点对不住含辛茹苦的作家们。不过，我既然把宝淘回来，肯定是要欣赏的，时间早晚而已。我很羡慕杭州的老同学森儿，厚厚几百页的一本书，他一两天就读完。我实在做不到，只因目前“保姆”义务缠身，时间很难由我支配。只等两个外孙女都进了幼儿园，方可获得每天四五个钟头金贵的读书时间。
书买多了，须有存放之地。我家中的藏书，虽没有获得全国“书香人家”称号的一级作家李景文那样多，但也有千册之余。三组书橱，外加一个方便阅读的流动小书柜，里面均装满了书。还有不少书刊委屈地放在书桌上，堆在楼梯下，躺在床肚里。因为女儿家家什和孩子们的玩具较多，空间有限，我所购之书只能堆放在书桌和床头柜上。书越买越多，实在无法存放，我只好将已阅之书陆续带回家中。每每此时，我便想起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藏书不乐》一文，感同身受。受住房条件所限，书籍没有落脚地盘，并非乐事。但某时某刻从书中发现了“黄金屋”，找到了“金钥匙”，肯定会喜出望外、快乐无比。正如周教授所言，“这藏书诚是苦事，但有时有这一乐也就抵得千般的苦了。”
买书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示范。“铁哥”买书，不仅为了自己，还想到了两个可爱的外孙女。我为她们买了儿童版的《唐诗》《三字经》《千字文》《孟子故事》……还有连环画《中国成语故事》《科学家故事》《西游记》等等。外孙女现在尚小，我为她们所做的一切，个中因由，她们还不理解。再过几年，她们渐渐懂事了，便会知道，外公的脸上爬满了皱纹，腰背驼成了弯弓，头发都掉光了，还不停地买书读书，究竟为了什么。她们一定会以外公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铁哥”买书，兴趣使然，乐此不疲。
最难忘的一次探家
县城的小家距乡镇老家三十余公里。我和妻子一般每月探家一次，看看双方父母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状况，汇报我们的工作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以免彼此挂念。
岳父母住在嘶马镇，父母住在镇东面的杨桥村，距镇上十多里。一九八八年六月的一个周末，我和妻子带着孩子探家。周六我们在岳父母家度过。那天下午，岳父一直和我聊工作、说人生、谈理想……亲切平和中夹带着严肃认真。我将晋升办公室主任的消息告诉了他。岳父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晚饭后，岳父戴上老花镜，在灯下写下了《十要十不要》的赠言，说是给我的“晋升”礼物。赠言是这样的：“要尊敬领导，不要骄傲自满；要团结同志，不要搞分裂活动；要不断上进，不要固步自封；要勤劳俭朴，不要奢华；要对工作认真负责，不要马虎了事；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不要搞自由主义；要交进步朋友，不要和不正派的人来往；要有雄心壮志，不要怕苦畏难；要廉洁奉公，不要受人情阻碍；要遵守法纪，不要贪赃受贿。”
周日我们回到我的老家。我同样向父亲“发布”消息。父亲惯来言语不多，表情严肃。对我的进步，他没有把高兴写在脸上，而是从手提包里掏出日记本，翻开几页，叫我拿出纸和笔，照样抄下他写的《十个对待》，并嘱咐我时常拿出来对照检查。《十个对待》是：对待长辈要尊敬；对待幼小要关心；对待孤寡要帮助；对待客人要热情；对待自己要严格；对待工作要负责；对待学习要钻研；对待生活要节俭；对待表扬要谨慎；对待批评要欢迎。
岳父的《十要十不要》和父亲的《十个对待》，内容大致相同，可算不谋而合，异曲同工。这次探家，最有意义，让我难忘。
岳父做过多年的乡镇财务科长，退休前担任嘶马镇老年大学校长。岳父去世后，学校查账时发现少了几万元，有人说是岳父拿的。岳父的老战友、曾担任过两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奚德稳闻此传言，气愤至极，他拍着胸脯说：“说别人拿钱，我可能信。说汤老（我岳父）拿钱，我一百个不信！我与他共事多年，他的人品我知道，他从不占集体一分钱便宜。”后经调查，找出了拿钱的人，还了岳父一个清白。
父亲退休前在泰州林机厂任总装车间党支部书记。总装车间有一百多人，生产任务重，工人三班倒。工种有轻巧的，也有繁重的。经常有人带着礼物找上门来，请父亲帮忙调换班次或者工种，均被父亲断然拒绝。父亲说：“不管是谁遇到特殊情况，调换班次或者工种都是可以的，但须经集体研究，送钱送物是不可取的。我既是党员又是书记，钱物肯定不收。”假日里，我和弟弟常去父亲那里玩耍，厂里食堂的叔叔阿姨要为我们免费开小灶，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允，坚持用饭票将饭菜打到宿舍去吃。
两位父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自一九七八年检察机关重建起，我就在检察院工作，直至退休。我担任过办公室主任、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和党组成员。秉着“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树立了检察官的良好形象，得到了上级检察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较高评价，获得诸多荣誉。二〇〇八年九月，我还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检察荣誉勋章”。
父亲和岳父的赠言，是我们的“家训”“传家宝”，我铭记着它，传承着它。女儿和侄儿侄女长大后，我常给他们讲述父亲和岳父给我赠言的故事，要他们记住前辈的嘱咐，学着前辈的样子，做一个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人。现在，他们都做到了，没有辜负前辈们的期望。
作者简介：杨恒金，退休检察官，系江苏省检察官文联会员、江苏省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小小说200余篇，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文学奖项。
“铁哥”有买书的习惯。在老家，每月要逛书店两三次。到上海后，一因书店距住处较远，二因带小孩琐事多时间紧，逛书店的机会甚少。
不過，经常乘高铁往来于上海至镇江之间，候车时可以在车站内的“旅友书屋”里瞅瞅，使我买书的兴致有增无减。书屋的面积都不大，书架上大致有商海论道、人物传记、大众文学等几类图书和报刊杂志，也不乏经典书目和名家之作。几乎每次乘车，我都要光顾一下书屋，均能觅得心仪的好书。
“铁哥”买书，妻子从不反对，她也喜爱读书。有时从镇江返回上海，不凑巧，只买到晚一点的车票，到了吃饭时间，妻子说车站餐厅的饭菜太贵，在这里吃一顿够在街上吃几顿，还是先吃一只苹果嚼几块饼干垫垫饥，到了小区门口的餐厅再把肚子填饱。可我买上几本书，花上百儿八十的，她从不心疼。对“铁哥”买书，妻子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频率太高。上次买的书还未看完，甚至还未看，这次又买，她就有看法。她要我一本一本地看，看完了再买。没办法，买书可能是我的怪癖，见了好书就心里痒痒得要买。几年来，我从“旅友书屋”购得朱自清、汪曾祺和余光中的《精选集》《杨绛传》《南怀瑾的十二堂国学课》、余秋雨的《山河之书》、龙应台的《天长地久》等几十本好书。有的已经读过几遍，有的读了一半，也确有连塑封都未动过的，实在有点对不住含辛茹苦的作家们。不过，我既然把宝淘回来，肯定是要欣赏的，时间早晚而已。我很羡慕杭州的老同学森儿，厚厚几百页的一本书，他一两天就读完。我实在做不到，只因目前“保姆”义务缠身，时间很难由我支配。只等两个外孙女都进了幼儿园，方可获得每天四五个钟头金贵的读书时间。
书买多了，须有存放之地。我家中的藏书，虽没有获得全国“书香人家”称号的一级作家李景文那样多，但也有千册之余。三组书橱，外加一个方便阅读的流动小书柜，里面均装满了书。还有不少书刊委屈地放在书桌上，堆在楼梯下，躺在床肚里。因为女儿家家什和孩子们的玩具较多，空间有限，我所购之书只能堆放在书桌和床头柜上。书越买越多，实在无法存放，我只好将已阅之书陆续带回家中。每每此时，我便想起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藏书不乐》一文，感同身受。受住房条件所限，书籍没有落脚地盘，并非乐事。但某时某刻从书中发现了“黄金屋”，找到了“金钥匙”，肯定会喜出望外、快乐无比。正如周教授所言，“这藏书诚是苦事，但有时有这一乐也就抵得千般的苦了。”
买书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示范。“铁哥”买书，不仅为了自己，还想到了两个可爱的外孙女。我为她们买了儿童版的《唐诗》《三字经》《千字文》《孟子故事》……还有连环画《中国成语故事》《科学家故事》《西游记》等等。外孙女现在尚小，我为她们所做的一切，个中因由，她们还不理解。再过几年，她们渐渐懂事了，便会知道，外公的脸上爬满了皱纹，腰背驼成了弯弓，头发都掉光了，还不停地买书读书，究竟为了什么。她们一定会以外公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铁哥”买书，兴趣使然，乐此不疲。
最难忘的一次探家
县城的小家距乡镇老家三十余公里。我和妻子一般每月探家一次，看看双方父母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状况，汇报我们的工作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以免彼此挂念。
岳父母住在嘶马镇，父母住在镇东面的杨桥村，距镇上十多里。一九八八年六月的一个周末，我和妻子带着孩子探家。周六我们在岳父母家度过。那天下午，岳父一直和我聊工作、说人生、谈理想……亲切平和中夹带着严肃认真。我将晋升办公室主任的消息告诉了他。岳父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晚饭后，岳父戴上老花镜，在灯下写下了《十要十不要》的赠言，说是给我的“晋升”礼物。赠言是这样的：“要尊敬领导，不要骄傲自满；要团结同志，不要搞分裂活动；要不断上进，不要固步自封；要勤劳俭朴，不要奢华；要对工作认真负责，不要马虎了事；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不要搞自由主义；要交进步朋友，不要和不正派的人来往；要有雄心壮志，不要怕苦畏难；要廉洁奉公，不要受人情阻碍；要遵守法纪，不要贪赃受贿。”
周日我们回到我的老家。我同样向父亲“发布”消息。父亲惯来言语不多，表情严肃。对我的进步，他没有把高兴写在脸上，而是从手提包里掏出日记本，翻开几页，叫我拿出纸和笔，照样抄下他写的《十个对待》，并嘱咐我时常拿出来对照检查。《十个对待》是：对待长辈要尊敬；对待幼小要关心；对待孤寡要帮助；对待客人要热情；对待自己要严格；对待工作要负责；对待学习要钻研；对待生活要节俭；对待表扬要谨慎；对待批评要欢迎。
岳父的《十要十不要》和父亲的《十个对待》，内容大致相同，可算不谋而合，异曲同工。这次探家，最有意义，让我难忘。
岳父做过多年的乡镇财务科长，退休前担任嘶马镇老年大学校长。岳父去世后，学校查账时发现少了几万元，有人说是岳父拿的。岳父的老战友、曾担任过两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奚德稳闻此传言，气愤至极，他拍着胸脯说：“说别人拿钱，我可能信。说汤老（我岳父）拿钱，我一百个不信！我与他共事多年，他的人品我知道，他从不占集体一分钱便宜。”后经调查，找出了拿钱的人，还了岳父一个清白。
父亲退休前在泰州林机厂任总装车间党支部书记。总装车间有一百多人，生产任务重，工人三班倒。工种有轻巧的，也有繁重的。经常有人带着礼物找上门来，请父亲帮忙调换班次或者工种，均被父亲断然拒绝。父亲说：“不管是谁遇到特殊情况，调换班次或者工种都是可以的，但须经集体研究，送钱送物是不可取的。我既是党员又是书记，钱物肯定不收。”假日里，我和弟弟常去父亲那里玩耍，厂里食堂的叔叔阿姨要为我们免费开小灶，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允，坚持用饭票将饭菜打到宿舍去吃。
两位父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自一九七八年检察机关重建起，我就在检察院工作，直至退休。我担任过办公室主任、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和党组成员。秉着“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树立了检察官的良好形象，得到了上级检察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较高评价，获得诸多荣誉。二〇〇八年九月，我还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检察荣誉勋章”。
父亲和岳父的赠言，是我们的“家训”“传家宝”，我铭记着它，传承着它。女儿和侄儿侄女长大后，我常给他们讲述父亲和岳父给我赠言的故事，要他们记住前辈的嘱咐，学着前辈的样子，做一个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人。现在，他们都做到了，没有辜负前辈们的期望。
作者简介：杨恒金，退休检察官，系江苏省检察官文联会员、江苏省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小小说200余篇，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