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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成都，长在成都。1939年，日本鬼子的飞机多次轰炸成都。为了躲“警报”，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姐姐，在市郊文家场住了几个月。那时我未满10岁，兴趣在喂鸭子、抓小鱼小虾，过小溪上的独木桥。夏天过完，就回城里了。
从中学开始，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解放后在共青团、出版、宣传、文联等部门工作，一直在大城市生活。一生中只有三次，分别在四川、辽宁和河南的农村，住过一段时间。
在四川简阳县“四清”
1963年秋，中共四川省委組织工作团，到省内各地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共青团四川省委派我参加，我被分在简阳县工作团。团长是董启勋，他早年去过延安，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曾任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刚从北京调回四川，省委派他去整顿简阳县委领导班子，兼管“四清”工作团。有三位副团长，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先后在解放、绛溪和平泉三个公社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解放公社结束后，董启勋不再兼任团长，由省工会副主席黄文若继任。1964年3月，我接到共青团中央的调令去北京工作，提前离开简阳。
刚到解放公社时，工作团召开“三级干部会”，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说明“四清”的任务和有关政策。董启勋要我去讲，我说自己不了解农村，肯定讲不好；再三推辞也没有用，只好硬着头皮上台。头一句话我就说，前几天我们带着行李到公社时，小孩们都说“演戏”的班子来了，会场一下出现了笑声。我长期做少年儿童工作，讲话可以深入浅出，到会干部基本听懂了我们是来“演”哪出“戏”的。董启勋又布置我向省委汇报工作，我写了《我们的开场锣鼓》。省委书记贾启允，把这份简报，批转给省内所有的“四清”工作团和各省级部门。
要了解农民，首先要熟悉他们的语言。农村人说话爱用比喻，形象生动。形容公社财产，他们说“集体是块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评价公社制度的问题，就像“铁匠的围腰，全是漏洞”。一些干部有经济问题，“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有一些干部消极，那是“黄鼠狼钻鸡屁股，看蛋（淡）了”。被误会的人或事，则是“黄泥巴掉进裤裆头，不是屎也是屎”。我们讲“实事求是”，他们说“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然，真正要与农民有共同的语言，不是学说几句他们的话，而是要有共同的思想感情。
解放、绛溪、平泉三个公社的条件，在简阳算是比较好的。我们把涉及有关经济问题的农村干部，集中在公社或大队部，一笔一笔地核对账目和到库房查物资。工作团正副团长吃住都在公社，很少到社员家。我去过降溪公社的一户人家：一间草房，没有窗户；泥巴墙，多处透风；两夫妇和一个小女儿，同睡一间床，衣着被褥都很单薄；家里只有锅碗和柴灶；一头小猪也圈在屋内，满是臭气。夫妇两人都有病，劳动力弱，但又没有达到“五保户”的标准；公社给了他们一点经济补助，远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
在绛溪公社时，省委书记李井泉布置要搞“大生产队”的试点，也就是把三个生产队，将近一百户人家，合并为一个大生产队，进行经济核算。团长要我和团省委干部钱铃来负责。我们严格核实和登记三个生产队各自的财产，不无偿调走个人和集体的财物，合并工作还算顺利。这期间，周恩来总理正出国访问，总理的四位秘书趁此机会来四川搞调查研究，省委介绍他们来绛溪公社。他们平易近人，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只了解情况，不发表意见；与我和钱铃相处甚好，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们在北京的趣闻。从他们的身上，能看到总理的影响。
农村与城市的生活差别很大。为了让十岁的女儿了解农村，1964年春节刚过，我把她带到平泉公社，交给平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吃住都在她家，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可惜不到十天，团中央调令已到，我只好带着女儿回成都。我问她有什么感受，她说红薯很好吃！我告诉她，长年累月顿顿只吃红薯，是很难受的。
我不善于记数字，但在简阳工作这一段，我记得该县的年平均雨量，是1200毫米。解放公社产棉花，最高亩产是100斤。
在辽宁锦县参加“四清”
1964年4月，我调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与以前“四清”不同的是：上一次主要是清经济；这一次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秋，团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参加辽宁的“四清”。以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锦县大业公社大付大队。我和李家骅，负责大队会计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后期，我担任工作队的副队长。
辽宁省委规定，参加“四清”的干部，必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即轮流在生产队各家吃“派饭”；同住，是要住到社员家里去；同劳动，主要是参加秋收，收割玉米和高粱。
吃“派饭”能接触到生产队所有的群众；收到我们交的粮票和现金，社员也很欢迎。我们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在大量了解情况后，没有发现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和社员。大队的会计姓王，我忘了他的名字。群众对他意见最多，说他有经济问题。李家骅会算账，又很仔细，在王会计的账本上，查出不少破绽。我虽然不会查账，但经历过多次运动，有点“斗争”经验。不拿出真凭实据，王会计一口咬定没有贪污。有时为了尽快过关，他又胡乱交待。一次我外出几天回来，他“坦白”贪污了1000元。一经核实，他又说不清赃款的去向。问钱到哪儿去了？他总是回答“喝135了”、“吃腰儿细了”。1、3、5三个数加起来是9，酒的谐音；“腰儿细”是花生的外壳的形状，两头粗中间细，细处为“腰”。按照当时农村的生活标准，吃花生，喝小酒，是花不了那么些钱的。我反复向他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抓住他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及时追问，使他不能自圆其说。有几次，我们事先找几个熟悉王会计的人来预演，估计他会怎样辩解，做到心中有数，打有准备之仗。最后我们查实王会计贪污400多元，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我们把握政策，既没逼供，也没夸大战果，直到“四清”结束，王会计也无法翻案。 当时很强调政治学习。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把各家户主召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一般是我或李家骅，念毛选或报纸给大家听。会场非常安静，我以为他们在认真听，但仔细一看，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即使被叫醒，几分钟后又合上眼睛。农民劳累了一天，按理说天黑就该睡觉了。这样的政治学习，实在流于形式，没有什么效果。
从南方到北方，我碰到了很多新问题。
首先是语言不通。我的四川话，在北京团中央机关时还勉强凑和，但在东北农村，则根本行不通。李家骅是东北人、说东北话，社员有啥事只找他，把我“晾”在一边。我被迫“放开”说“四川”普通话。语调虽然有所改进，但词汇跟不上。东北人叫公鸡，四川叫公鸡也叫鸡公，有一次开会我说“鸡公”，全场哄堂大笑。会后，一些小孩儿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嚷“鸡公”“鸡公”。我也努力学着说上几句东北的土话，如“寻思”“埋汰”“不赶趟”“砢碜”“嗯呐”“中”等，逐渐也能和社员“唠”上“嗑”了。
辽宁省委严格规定工作团的人员“五不吃”：不准吃肉、蛋、鱼、米饭和面粉。我们天天吃玉米或高粱米，白菜或萝卜。北方农家的院子里，秋天挂满了刚收获的玉米棒子。玉米晒干后磨成面粉作饼子，是我们的主食。做玉米大饼子，要像做馒头一样，先把玉米面发酵，再握团压扁，沿大铁锅侧面贴一圈；锅底即可加水，也能炖菜；锅上面放上一个用高粱杆编的“大盖帘”，可以蒸东西。一把火烧下来，饭菜全有了；顺带还烧了炕。
当地还吃高粱。夏天做高粱米，要把刚煮熟冒着热气的饭，用井里打出的凉水冲泡，叫做“熟米水饭”。高粱米饭本来就硬，经冷水冲泡更硬，吃起来更经“饿”，干活儿就更有劲儿。他们说，这种饭是招待客人和干重活时才吃的，我们是客，所以特意为我们做。东北人喜欢吃高粱米饭。我们村里的一对老贫农夫妇，去西安探望女儿回来，唠叨那两个月，玩得很高兴，但天天只吃白面馒头，“一粒高粱米都没吃着”，最想高粱米了。
我是四川人，玉米饼子或高粱米饭，对我来说太硬太结实，顿顿吃不习惯，也消化不了，经常胃痛；副食只有白菜萝卜，缺少蛋白质。到“四清”结束时，我已经瘦到“皮包骨”：用大拇指和中指，轻易就能圈住另一只胳膊的上臂。有几次我偶然发现，工作队里有人带了巧克力、肉松等东西，私下里悄悄吃；我自觉遵守规定，没有带过任何一样食品。有的社员，看到我们只吃粗粮和蔬菜，不忍心，特别做一碗豆腐。做法很简单：锅里加点油，把豆腐放进去，煎一煎，熬一熬，最后撒上点儿葱花。对我们来说，这是美食，吃起来真香。
北方农村的住房条件，比四川好得多：四川农村多是茅草房，少有窗户，屋里黑乎乎的；东北农村一家多是三间房，“灰打顶”，也就是房顶抹水泥，可以晒粮食；房子坐北朝南，南面一排玻璃窗户，冬天阳光照进来，亮堂堂暖烘烘的。拉通的大炕挨着南窗，炕上放个柜子，上面摞被子。靠北墙摆家具、镜子，墙上贴年画，有的还挂奖状。
我和李家骅，住在村里最穷的一位老贫农家。他家除进门的空间有锅灶外，有两间住房，一大一小。窗户没有装玻璃，糊的是白纸；墙壁没有刷白灰，糊的是旧报纸，后来贴上了李家骅的彩色纸烟盒。屋里没有家具，仅有两个炕。我们俩加上两位当地干部，住稍大的那间屋，睡稍大的那个炕。主人用高粱秸，怎么也烧不热我们的炕。我们自己掏钱买煤块烧，但煤块火“硬”，不好掌握，一下烧过又“烫屁股”，躺上去像“烙饼”似的，得不断地翻身。炕一热，跳蚤异常活跃，“潜伏”在衣服里，频频“出击”。 工作队开会时，我常被咬得坐立不安，只好找一空屋，从棉衣、毛衣、背心到内衣，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抖。抖完了跳蚤，再回去接着开会。问我去哪儿了？我说：“跳脱衣舞去啦！”
北方的冬天，风雪交加，刀割似地打在脸上。一次，我从公社回大队，沿着堤岸走，竟然被大风吹落到坡下。我戴着棉帽、穿着棉鞋；身上大棉袄、二棉裤，外加军大衣，在屋外却仍然冷得发抖。我这才懂得，什么叫做“寒风刺骨”。然而，我喜欢雪，广阔的田野，一望无边的白雪，覆盖了一切，在阳光下晶莹闪烁，那么纯洁、那么干净。
春节回北京过年，回锦县时我带了一个135相机，给不少社员照了全家福。1966年4月，团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我是团中央候补委员，回北京参加会议。我把36张照片冲洗出来，回公社后分送各家。很多人是第一次照相，感到格外新奇，一家人挤在一起，拿着照片，左看右看，久久不愿放下；小孩到处嚷嚷：李叔给我们家照相了。
“四清”结束前，大队召集全体社员开会。听完李淑铮的工作报告，人们还不想散去，一致鼓掌要我唱歌。我爱唱歌，喜欢即兴表演：一首歌唱一百遍，每遍都有新花样。推辞不掉，唱了一首《三头黄牛一匹马》：
三头黄牛，一呀一匹马，
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笑哈哈，
往年这个车呀，咱穷人哪配坐呀，
今年呀嗨，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呀转呀，转到了咱们的家。
嘿！转到了咱们的家。
我边唱边比划，长鞭儿一甩“得儿，驾”；赶着那大车回了家，“吁—”。全场沸腾，欢声笑语一片。小青年更热情，认定李叔唱的这首歌，应该“灌”唱片！
工作队离开大付大队的那天，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聚在村口送行，有些妇女和孩子放声大哭，就像电影里苏区的老乡送红军。这种场面，我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我坐在马车上，不断地向他们挥手。村庄越来越远，人群越来越小，直到再也看不见。我强忍着情感，上了火车，才发现自己早已热泪盈眶。
在河南潢川县参加整党
1969年4月15日，北京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到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下宣誓，决心走“五七”道路，離开首都去河南潢川县的“五七”干校。在干校，劳动很重，我们与附近的公社，基本没有接触。
1971年，河南省在农村开展整党运动。干校派人参加，去邻近的桃林公社张集大队，由戴云带队。戴云原为胡耀邦的秘书， 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他和我都被关进“牛棚”，以后成为挚友。在张集，我负责一个生产队，一共两个党员，又不查账，与在辽宁“四清”相比，工作轻松多了。 在队里，我颇受欢迎。我可以犁地，犁把扶得稳、路走得直；我还能挑担，百斤重的稻草，挑起来就走。即使在农村，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这么干的。这是我在干校经历了劳动锻炼的成果。有些老人还劝我悠着点，说那是年轻人干的。我会理发，随时可以拿出围裙，用手动推子剃个光头，一般还有几个人排队等候。只有一次不当心，“夹”了一个小伙的头发，他高叫“老李，我不‘逗’了！”在河南，“逗”是一个总动词，不“逗”就是不干了，不剃头了。我自备了少量的眼药和感冒药，如遇到农民的眼睛不适或有点感冒，我也给他们用。他们很少用药，一用就灵；于是我被误认为是医生，他们有病痛就来找我。我敢唱《三头黄牛》，但是不敢当医生，马上申明自己不懂医，只有这两种药，不能包医百病。我深感农村缺医少药，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没见过收音机，我打开收听广播时，总有一圈人围在身边。
当时农村的工作路线比较“左”，例如用“平调”的办法建立集体养猪场，社员的自留地由集体统一耕种，大寨式记工分等等。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其实，只要得到社员的信任，他们就会讲心里话。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年社员一起干活儿，一边干一边聊，谈得很投入，我大胆问他生产队集体劳动和以家庭劳动为主的方式，哪种好？他说：“只要不扣资本主义的帽子，当然家庭劳动的效果好得多。”我听了，心中有数，知道他说了真话。
我住在社员家。这家有三间房，我一人住一间，屋里有床。还是吃“派饭”，主食是大米。北方一般吃面粉，但河南信阳专区特别是潢川县产水稻，人说“好个潢川县，一半水稻一半面”。他们用一小黑瓦罐，装上新米，不加盖，“捂”在柴灶的烧火洞里，做菜烧水时，顺带就把米饭“焖”熟了。取出来的瓦罐，上面一层黑炉灰，把黑灰“扒”掉，露出白白的米饭。这种饭吃起来特香，不吃菜也没关系。与在辽宁“四清”吃玉米高粱相比，河南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有和睦相处的群众；再没有“母蚊子”*之类的恶人，整天与我“斗来斗去”，我真愿意在这里多住上几个月，多熟悉一些农村的生活。
不幸，我的眼病突然发作，难以坚持工作。戴云同意我到外地治疗，我先后到了信阳、武汉和成都，历时两个多月才勉强治愈。回到河南时，这一期的整党已基本结束。我去张集大队搬行李的那一天，戴云留我住下。我们躺在床上深夜长谈。谈林彪“自我爆炸”后的形势，谈干校的问题，谈农村整党。老戴告诉我，他已经和大队支部一起，解散了大队养猪场，把平调集中来的猪，又还给了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很高兴。他还把在农村中发现的问题汇总，向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华国锋反映了情况。在“文革”期间老戴敢于这样做，令我钦佩。
第二天，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张集，回到潢湖“五七”干校。
结尾的几句话
我三次去农村，两次在“文革”前，一次在“文革”中，所去的公社都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并没有真正了解当年中国农民的贫困和疾苦，但四川绛溪公社那一家贫困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革开放后，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有一些地方仍然贫困，我拥护党和政府帮助所有地区的农民脱贫的政策。
至于“四清”运动，我无法在此作全面的评价。前“四清”清经济没有错；后“四清”打击面过大，特别是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文革”的前奏。以后听说，有的地方派出的工作队，一进村便夺权，把干部集中关起来，斗来斗去；还有的先把干部绑起来，再让他们“交代”问题，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有些在“四清”中被冤枉的人，“文革”中找上门来“造”工作队的“反”。
团中央派出的工作队，政策执行得比较好，这应该是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影响，胡耀邦办事一贯实事求是，反对极“左”的作法。提到实事求是，我立刻想起简阳农民说的“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无论做人做事，都应该如此。
三下农村，我交了三個终身的朋友：董启勋、李淑铮和戴云。五十多年过去了，董启勋、李淑铮和我都年至耄耋。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过节过生日，通一次电话，就重温彼此之间深厚的友情。戴云英年早逝，我有专文怀念。他离世已经三十六年了。戴云，我的“生前好友”，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你！
从中学开始，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解放后在共青团、出版、宣传、文联等部门工作，一直在大城市生活。一生中只有三次，分别在四川、辽宁和河南的农村，住过一段时间。
在四川简阳县“四清”
1963年秋，中共四川省委組织工作团，到省内各地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共青团四川省委派我参加，我被分在简阳县工作团。团长是董启勋，他早年去过延安，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曾任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刚从北京调回四川，省委派他去整顿简阳县委领导班子，兼管“四清”工作团。有三位副团长，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先后在解放、绛溪和平泉三个公社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解放公社结束后，董启勋不再兼任团长，由省工会副主席黄文若继任。1964年3月，我接到共青团中央的调令去北京工作，提前离开简阳。
刚到解放公社时，工作团召开“三级干部会”，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说明“四清”的任务和有关政策。董启勋要我去讲，我说自己不了解农村，肯定讲不好；再三推辞也没有用，只好硬着头皮上台。头一句话我就说，前几天我们带着行李到公社时，小孩们都说“演戏”的班子来了，会场一下出现了笑声。我长期做少年儿童工作，讲话可以深入浅出，到会干部基本听懂了我们是来“演”哪出“戏”的。董启勋又布置我向省委汇报工作，我写了《我们的开场锣鼓》。省委书记贾启允，把这份简报，批转给省内所有的“四清”工作团和各省级部门。
要了解农民，首先要熟悉他们的语言。农村人说话爱用比喻，形象生动。形容公社财产，他们说“集体是块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评价公社制度的问题，就像“铁匠的围腰，全是漏洞”。一些干部有经济问题，“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有一些干部消极，那是“黄鼠狼钻鸡屁股，看蛋（淡）了”。被误会的人或事，则是“黄泥巴掉进裤裆头，不是屎也是屎”。我们讲“实事求是”，他们说“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然，真正要与农民有共同的语言，不是学说几句他们的话，而是要有共同的思想感情。
解放、绛溪、平泉三个公社的条件，在简阳算是比较好的。我们把涉及有关经济问题的农村干部，集中在公社或大队部，一笔一笔地核对账目和到库房查物资。工作团正副团长吃住都在公社，很少到社员家。我去过降溪公社的一户人家：一间草房，没有窗户；泥巴墙，多处透风；两夫妇和一个小女儿，同睡一间床，衣着被褥都很单薄；家里只有锅碗和柴灶；一头小猪也圈在屋内，满是臭气。夫妇两人都有病，劳动力弱，但又没有达到“五保户”的标准；公社给了他们一点经济补助，远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
在绛溪公社时，省委书记李井泉布置要搞“大生产队”的试点，也就是把三个生产队，将近一百户人家，合并为一个大生产队，进行经济核算。团长要我和团省委干部钱铃来负责。我们严格核实和登记三个生产队各自的财产，不无偿调走个人和集体的财物，合并工作还算顺利。这期间，周恩来总理正出国访问，总理的四位秘书趁此机会来四川搞调查研究，省委介绍他们来绛溪公社。他们平易近人，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只了解情况，不发表意见；与我和钱铃相处甚好，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们在北京的趣闻。从他们的身上，能看到总理的影响。
农村与城市的生活差别很大。为了让十岁的女儿了解农村，1964年春节刚过，我把她带到平泉公社，交给平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吃住都在她家，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可惜不到十天，团中央调令已到，我只好带着女儿回成都。我问她有什么感受，她说红薯很好吃！我告诉她，长年累月顿顿只吃红薯，是很难受的。
我不善于记数字，但在简阳工作这一段，我记得该县的年平均雨量，是1200毫米。解放公社产棉花，最高亩产是100斤。
在辽宁锦县参加“四清”
1964年4月，我调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与以前“四清”不同的是：上一次主要是清经济；这一次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秋，团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参加辽宁的“四清”。以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锦县大业公社大付大队。我和李家骅，负责大队会计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后期，我担任工作队的副队长。
辽宁省委规定，参加“四清”的干部，必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即轮流在生产队各家吃“派饭”；同住，是要住到社员家里去；同劳动，主要是参加秋收，收割玉米和高粱。
吃“派饭”能接触到生产队所有的群众；收到我们交的粮票和现金，社员也很欢迎。我们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在大量了解情况后，没有发现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和社员。大队的会计姓王，我忘了他的名字。群众对他意见最多，说他有经济问题。李家骅会算账，又很仔细，在王会计的账本上，查出不少破绽。我虽然不会查账，但经历过多次运动，有点“斗争”经验。不拿出真凭实据，王会计一口咬定没有贪污。有时为了尽快过关，他又胡乱交待。一次我外出几天回来，他“坦白”贪污了1000元。一经核实，他又说不清赃款的去向。问钱到哪儿去了？他总是回答“喝135了”、“吃腰儿细了”。1、3、5三个数加起来是9，酒的谐音；“腰儿细”是花生的外壳的形状，两头粗中间细，细处为“腰”。按照当时农村的生活标准，吃花生，喝小酒，是花不了那么些钱的。我反复向他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抓住他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及时追问，使他不能自圆其说。有几次，我们事先找几个熟悉王会计的人来预演，估计他会怎样辩解，做到心中有数，打有准备之仗。最后我们查实王会计贪污400多元，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我们把握政策，既没逼供，也没夸大战果，直到“四清”结束，王会计也无法翻案。 当时很强调政治学习。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把各家户主召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一般是我或李家骅，念毛选或报纸给大家听。会场非常安静，我以为他们在认真听，但仔细一看，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即使被叫醒，几分钟后又合上眼睛。农民劳累了一天，按理说天黑就该睡觉了。这样的政治学习，实在流于形式，没有什么效果。
从南方到北方，我碰到了很多新问题。
首先是语言不通。我的四川话，在北京团中央机关时还勉强凑和，但在东北农村，则根本行不通。李家骅是东北人、说东北话，社员有啥事只找他，把我“晾”在一边。我被迫“放开”说“四川”普通话。语调虽然有所改进，但词汇跟不上。东北人叫公鸡，四川叫公鸡也叫鸡公，有一次开会我说“鸡公”，全场哄堂大笑。会后，一些小孩儿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嚷“鸡公”“鸡公”。我也努力学着说上几句东北的土话，如“寻思”“埋汰”“不赶趟”“砢碜”“嗯呐”“中”等，逐渐也能和社员“唠”上“嗑”了。
辽宁省委严格规定工作团的人员“五不吃”：不准吃肉、蛋、鱼、米饭和面粉。我们天天吃玉米或高粱米，白菜或萝卜。北方农家的院子里，秋天挂满了刚收获的玉米棒子。玉米晒干后磨成面粉作饼子，是我们的主食。做玉米大饼子，要像做馒头一样，先把玉米面发酵，再握团压扁，沿大铁锅侧面贴一圈；锅底即可加水，也能炖菜；锅上面放上一个用高粱杆编的“大盖帘”，可以蒸东西。一把火烧下来，饭菜全有了；顺带还烧了炕。
当地还吃高粱。夏天做高粱米，要把刚煮熟冒着热气的饭，用井里打出的凉水冲泡，叫做“熟米水饭”。高粱米饭本来就硬，经冷水冲泡更硬，吃起来更经“饿”，干活儿就更有劲儿。他们说，这种饭是招待客人和干重活时才吃的，我们是客，所以特意为我们做。东北人喜欢吃高粱米饭。我们村里的一对老贫农夫妇，去西安探望女儿回来，唠叨那两个月，玩得很高兴，但天天只吃白面馒头，“一粒高粱米都没吃着”，最想高粱米了。
我是四川人，玉米饼子或高粱米饭，对我来说太硬太结实，顿顿吃不习惯，也消化不了，经常胃痛；副食只有白菜萝卜，缺少蛋白质。到“四清”结束时，我已经瘦到“皮包骨”：用大拇指和中指，轻易就能圈住另一只胳膊的上臂。有几次我偶然发现，工作队里有人带了巧克力、肉松等东西，私下里悄悄吃；我自觉遵守规定，没有带过任何一样食品。有的社员，看到我们只吃粗粮和蔬菜，不忍心，特别做一碗豆腐。做法很简单：锅里加点油，把豆腐放进去，煎一煎，熬一熬，最后撒上点儿葱花。对我们来说，这是美食，吃起来真香。
北方农村的住房条件，比四川好得多：四川农村多是茅草房，少有窗户，屋里黑乎乎的；东北农村一家多是三间房，“灰打顶”，也就是房顶抹水泥，可以晒粮食；房子坐北朝南，南面一排玻璃窗户，冬天阳光照进来，亮堂堂暖烘烘的。拉通的大炕挨着南窗，炕上放个柜子，上面摞被子。靠北墙摆家具、镜子，墙上贴年画，有的还挂奖状。
我和李家骅，住在村里最穷的一位老贫农家。他家除进门的空间有锅灶外，有两间住房，一大一小。窗户没有装玻璃，糊的是白纸；墙壁没有刷白灰，糊的是旧报纸，后来贴上了李家骅的彩色纸烟盒。屋里没有家具，仅有两个炕。我们俩加上两位当地干部，住稍大的那间屋，睡稍大的那个炕。主人用高粱秸，怎么也烧不热我们的炕。我们自己掏钱买煤块烧，但煤块火“硬”，不好掌握，一下烧过又“烫屁股”，躺上去像“烙饼”似的，得不断地翻身。炕一热，跳蚤异常活跃，“潜伏”在衣服里，频频“出击”。 工作队开会时，我常被咬得坐立不安，只好找一空屋，从棉衣、毛衣、背心到内衣，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抖。抖完了跳蚤，再回去接着开会。问我去哪儿了？我说：“跳脱衣舞去啦！”
北方的冬天，风雪交加，刀割似地打在脸上。一次，我从公社回大队，沿着堤岸走，竟然被大风吹落到坡下。我戴着棉帽、穿着棉鞋；身上大棉袄、二棉裤，外加军大衣，在屋外却仍然冷得发抖。我这才懂得，什么叫做“寒风刺骨”。然而，我喜欢雪，广阔的田野，一望无边的白雪，覆盖了一切，在阳光下晶莹闪烁，那么纯洁、那么干净。
春节回北京过年，回锦县时我带了一个135相机，给不少社员照了全家福。1966年4月，团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我是团中央候补委员，回北京参加会议。我把36张照片冲洗出来，回公社后分送各家。很多人是第一次照相，感到格外新奇，一家人挤在一起，拿着照片，左看右看，久久不愿放下；小孩到处嚷嚷：李叔给我们家照相了。
“四清”结束前，大队召集全体社员开会。听完李淑铮的工作报告，人们还不想散去，一致鼓掌要我唱歌。我爱唱歌，喜欢即兴表演：一首歌唱一百遍，每遍都有新花样。推辞不掉，唱了一首《三头黄牛一匹马》：
三头黄牛，一呀一匹马，
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笑哈哈，
往年这个车呀，咱穷人哪配坐呀，
今年呀嗨，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呀转呀，转到了咱们的家。
嘿！转到了咱们的家。
我边唱边比划，长鞭儿一甩“得儿，驾”；赶着那大车回了家，“吁—”。全场沸腾，欢声笑语一片。小青年更热情，认定李叔唱的这首歌，应该“灌”唱片！
工作队离开大付大队的那天，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聚在村口送行，有些妇女和孩子放声大哭，就像电影里苏区的老乡送红军。这种场面，我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我坐在马车上，不断地向他们挥手。村庄越来越远，人群越来越小，直到再也看不见。我强忍着情感，上了火车，才发现自己早已热泪盈眶。
在河南潢川县参加整党
1969年4月15日，北京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到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下宣誓，决心走“五七”道路，離开首都去河南潢川县的“五七”干校。在干校，劳动很重，我们与附近的公社，基本没有接触。
1971年，河南省在农村开展整党运动。干校派人参加，去邻近的桃林公社张集大队，由戴云带队。戴云原为胡耀邦的秘书， 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他和我都被关进“牛棚”，以后成为挚友。在张集，我负责一个生产队，一共两个党员，又不查账，与在辽宁“四清”相比，工作轻松多了。 在队里，我颇受欢迎。我可以犁地，犁把扶得稳、路走得直；我还能挑担，百斤重的稻草，挑起来就走。即使在农村，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这么干的。这是我在干校经历了劳动锻炼的成果。有些老人还劝我悠着点，说那是年轻人干的。我会理发，随时可以拿出围裙，用手动推子剃个光头，一般还有几个人排队等候。只有一次不当心，“夹”了一个小伙的头发，他高叫“老李，我不‘逗’了！”在河南，“逗”是一个总动词，不“逗”就是不干了，不剃头了。我自备了少量的眼药和感冒药，如遇到农民的眼睛不适或有点感冒，我也给他们用。他们很少用药，一用就灵；于是我被误认为是医生，他们有病痛就来找我。我敢唱《三头黄牛》，但是不敢当医生，马上申明自己不懂医，只有这两种药，不能包医百病。我深感农村缺医少药，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没见过收音机，我打开收听广播时，总有一圈人围在身边。
当时农村的工作路线比较“左”，例如用“平调”的办法建立集体养猪场，社员的自留地由集体统一耕种，大寨式记工分等等。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其实，只要得到社员的信任，他们就会讲心里话。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年社员一起干活儿，一边干一边聊，谈得很投入，我大胆问他生产队集体劳动和以家庭劳动为主的方式，哪种好？他说：“只要不扣资本主义的帽子，当然家庭劳动的效果好得多。”我听了，心中有数，知道他说了真话。
我住在社员家。这家有三间房，我一人住一间，屋里有床。还是吃“派饭”，主食是大米。北方一般吃面粉，但河南信阳专区特别是潢川县产水稻，人说“好个潢川县，一半水稻一半面”。他们用一小黑瓦罐，装上新米，不加盖，“捂”在柴灶的烧火洞里，做菜烧水时，顺带就把米饭“焖”熟了。取出来的瓦罐，上面一层黑炉灰，把黑灰“扒”掉，露出白白的米饭。这种饭吃起来特香，不吃菜也没关系。与在辽宁“四清”吃玉米高粱相比，河南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有和睦相处的群众；再没有“母蚊子”*之类的恶人，整天与我“斗来斗去”，我真愿意在这里多住上几个月，多熟悉一些农村的生活。
不幸，我的眼病突然发作，难以坚持工作。戴云同意我到外地治疗，我先后到了信阳、武汉和成都，历时两个多月才勉强治愈。回到河南时，这一期的整党已基本结束。我去张集大队搬行李的那一天，戴云留我住下。我们躺在床上深夜长谈。谈林彪“自我爆炸”后的形势，谈干校的问题，谈农村整党。老戴告诉我，他已经和大队支部一起，解散了大队养猪场，把平调集中来的猪，又还给了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很高兴。他还把在农村中发现的问题汇总，向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华国锋反映了情况。在“文革”期间老戴敢于这样做，令我钦佩。
第二天，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张集，回到潢湖“五七”干校。
结尾的几句话
我三次去农村，两次在“文革”前，一次在“文革”中，所去的公社都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并没有真正了解当年中国农民的贫困和疾苦，但四川绛溪公社那一家贫困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革开放后，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有一些地方仍然贫困，我拥护党和政府帮助所有地区的农民脱贫的政策。
至于“四清”运动，我无法在此作全面的评价。前“四清”清经济没有错；后“四清”打击面过大，特别是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文革”的前奏。以后听说，有的地方派出的工作队，一进村便夺权，把干部集中关起来，斗来斗去；还有的先把干部绑起来，再让他们“交代”问题，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有些在“四清”中被冤枉的人，“文革”中找上门来“造”工作队的“反”。
团中央派出的工作队，政策执行得比较好，这应该是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影响，胡耀邦办事一贯实事求是，反对极“左”的作法。提到实事求是，我立刻想起简阳农民说的“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无论做人做事，都应该如此。
三下农村，我交了三個终身的朋友：董启勋、李淑铮和戴云。五十多年过去了，董启勋、李淑铮和我都年至耄耋。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过节过生日，通一次电话，就重温彼此之间深厚的友情。戴云英年早逝，我有专文怀念。他离世已经三十六年了。戴云，我的“生前好友”，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