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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想什么?人民满意什么?人民不满意什么?现在的民情、民声、民意、民怨、民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第一信号的脉搏号不准，能开出对症的药方吗?
法治有度，宽严相济
《南风窗》：处理群体性事件，领导者需要怎样“担当”?
桂维民：在危机面前的担当，首先，需要政治勇气，要对这个事件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把个人的名利、地位，最简单来说就是把“帽子”放在地上，才可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它。其次，就是站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点上，还是迎合少数人的一些不正确的主张?如果仅仅是为了把这个事情摆平，也许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但是埋下了新的更大的隐患。
在实际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很多人往往都愿意对上负责，因为上边是管他帽子的，底下不管他的帽子，能躲就躲，能退则退，实在躲不过去了，硬着头皮顶住。有的时候往往是看上面的眼色行事，这是处理很多事情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上面往往对一线所发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听一面之词，做出误判，顺着误判去处置，事情就会处理不好。这种担当，说高一点，就是党性原则。突发事件处理得好就是党性把握得好，党性与民意是统一的，对老百姓的意愿把握得好，就是党性原则的体现。
《南风窗》：群体性事件处置“了案”不“了事”的危害非常大。
桂维民：我到人大工作以后，人大接触的信访个案60％都是涉法涉诉的，往往“案了事未了”，这反映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也许有司法不公，有人情办案，造成了败诉方上访，寻找“包青天”；第二个和我们的理念有关，就是要讨一个说法，往往是合情不合法，合理不合法，却还想在法外求情，再讨一个说法，这跟现在人们没有把司法判决作为最终裁决的观念有关，人们想求助一种人治，求哪个大领导说句话，好法外开恩。 《南风窗》：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概括为“宽严并济”?
桂维民：需要再加4个字——法治有度，在法治的轨道上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多数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处置不好，导致群体性事件升级，变成了公共危机，冲击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的基本制度，这就伤筋动骨，伤害比较深了。处理这类问题要“依法、有序、有力、有效”，在这个前提下讲“宽严并济”，这是我的态度。
有两个理论：一个是社会“安全阀”理论，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四个深刻”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的突出特点，这就需要有一个调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冲突的平台，让大家有序地、理性地来释放一种压力，释放一种不满。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窗口就是网络，通过网络问政、网络舆情把情绪释放了，把压力缓释了。但这还不够，要拓宽有序表达的渠道。
另一个是社会燃烧理论，是中科院的牛文元借用物理学的燃烧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观点。“燃烧物质”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问、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的累积，“助燃剂”是社会心理和舆情民意，点火温度就是突发事件。
这两个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列于各种社会“安全阀”应该采取一种比较平和、理性、包容的姿态；第二，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燃烧的“燃点”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不使“燃点”变成一种社会的燃烧。这就是“宽严相济”。
倾听：“第一信号”
《南风窗》：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为何必须把民众的呼声视为“第一信号”?
桂维民：人民想什么?人民满意什么?人民不满意什么?现在的民情、民声、民意、民怨、民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第一信号的脉搏号不准，能开出对症的药方吗?封建官吏都说“一枝一叶总关情”，更何况我们共产党的官员，更应该听民声，听民怨，在怨声、骂声当中就能听出民意了。
实际上，很多的突发事件就是因为对民情不了解、处置不力，云南“孟连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当地的官员说话没有人听，干事没有人跟，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明显不满，如果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早去解决的话，不至于导致民怨。所以群众的呼声是“第一信号”，这是你当良医开处方的一个基本常识。民声里面总是会有噪音的，对于少数人的噪音其实你只要处理好，这些噪音自然就消失了，不要被噪音、骂声干扰基本的判断。在号脉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点肝火旺的脉象，但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把病治好了，肝火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
《南风窗》：县委书记一般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处置者，您愿意给他们哪些建议?
桂维民：实事求是地讲，转型期的县委书记很难当，中国的政治架构，从秦以来郡县制已经形成这么多年，自古以来都是“郡县治、天下安”。他们的工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绝不过分，处在发展的热点、矛盾的焦点，也是一些突发事件的一个聚点。作为县委书记总是希望集中精力来做一些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事情，但是往往一些突发事件会干扰他正常的关注点，所以，他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不容易冷静对待，甚至产生惧怕和回避的心理，不愿意直面矛盾，用陕西话说感到“颇烦”得很，不能理性对待。
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理性、冷静地对待，从诉求当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进而弄清引起这个事件的深层原因。第二，要怀有一种热忱，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换位思考，体谅群众，这些人不是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是不会找上门来采取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和语言的。对于县委书记来说，也许有些是一个芝麻点小事，对他们而言则是天大的事情。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哪一边，想事办事就向着哪一边。立场变了，态度就变了，一旦有了事，就不会觉得“颇烦”了，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设身处地帮他们解民忧，排民难。第三，要快刀斩乱麻，有的事情很简单，县上领导一出面，拍一个板，问题就解决了；有些事情不是当下就能解决的但也要快，也不要拖，拖容易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南风窗》：在协调劳资关系时，社会往往认为政府偏袒资方，为什么?
桂维民：劳资双方发生矛盾、职工和资方都把自己作为弱势群体，希望借助于政府，政府很难端平这碗水，“手心手背”政府都要考虑到，不能有偏祖。市场经济下往往资本处于强势，职工相对于资方是弱势的“打工仔”，工人的利益肯定要保护，但是有时工人们往往感觉不到，政府就好比“老公公背媳妇”，出力不讨好嘛——这是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
现在需要的是第三方。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不争的事实。非政府组织就是第三方，人们宁愿相信非政府组织，因为它跟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利益相关方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中，特别是涉及利益攸关方的时候，有第三方介入，矛盾的双方都不会抵触，觉得它们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可信。社会转型中需要第三方的力量来介入处理一些突发性事件，包括工会组织。妇联组织、律师协会，商会组织、权威媒体等。遇到重大经济纠纷，政府可以启动一个临时委员会，邀请工会代表、媒体代表、律师代表、商会组织等参与。他们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可信度更高，这样既可以减少政府的很多压力，也可以减少利箍攸关方的擔忧。
培育“公民文化”
《南风窗》：您还提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一剂对症下药的方子?
桂维民：其实就是培育公民文化。
我们现在有没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自我认识，它是责任与权利的统一，是法治与公德的统一，是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它强调的是责任、公德、民主等现代意识。而公民文化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所有公民平等、自由参与政治的氛围，这恰恰是我们当下比较欠缺的。
在我看来，公民文化应该包含这样一些价值观，民主、法治、理性、有序，我把民主往前放，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还不够，就是公民有序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度还很不够。因为大家喜欢听上面的，喜欢按红头文件来办事。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调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民主体现了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一个基本的原则，也许少数人掌握了真理，但当多数人不理解、不赞成的时候，少数要服从多数，另一方面，多数人要允许和容忍少数人表达，这就是一个良性互动。
作为一个管理者阶层，要树立公民社会理念，培育公民文化。比如，人大和老百姓的权益息息相关。我们每出台一部新的地方性法规，都要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先征求意见，对群众关注度高的，比如《物业管理条例》，还要要立法听证会。一部新法规的产生、要与专家、利益攸关方和社会民众互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不使立法变成少部分人的权力。
法治有度，宽严相济
《南风窗》：处理群体性事件，领导者需要怎样“担当”?
桂维民：在危机面前的担当，首先，需要政治勇气，要对这个事件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把个人的名利、地位，最简单来说就是把“帽子”放在地上，才可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它。其次，就是站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点上，还是迎合少数人的一些不正确的主张?如果仅仅是为了把这个事情摆平，也许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但是埋下了新的更大的隐患。
在实际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很多人往往都愿意对上负责，因为上边是管他帽子的，底下不管他的帽子，能躲就躲，能退则退，实在躲不过去了，硬着头皮顶住。有的时候往往是看上面的眼色行事，这是处理很多事情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上面往往对一线所发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听一面之词，做出误判，顺着误判去处置，事情就会处理不好。这种担当，说高一点，就是党性原则。突发事件处理得好就是党性把握得好，党性与民意是统一的，对老百姓的意愿把握得好，就是党性原则的体现。
《南风窗》：群体性事件处置“了案”不“了事”的危害非常大。
桂维民：我到人大工作以后，人大接触的信访个案60％都是涉法涉诉的，往往“案了事未了”，这反映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也许有司法不公，有人情办案，造成了败诉方上访，寻找“包青天”；第二个和我们的理念有关，就是要讨一个说法，往往是合情不合法，合理不合法，却还想在法外求情，再讨一个说法，这跟现在人们没有把司法判决作为最终裁决的观念有关，人们想求助一种人治，求哪个大领导说句话，好法外开恩。 《南风窗》：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概括为“宽严并济”?
桂维民：需要再加4个字——法治有度，在法治的轨道上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多数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处置不好，导致群体性事件升级，变成了公共危机，冲击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的基本制度，这就伤筋动骨，伤害比较深了。处理这类问题要“依法、有序、有力、有效”，在这个前提下讲“宽严并济”，这是我的态度。
有两个理论：一个是社会“安全阀”理论，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四个深刻”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的突出特点，这就需要有一个调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冲突的平台，让大家有序地、理性地来释放一种压力，释放一种不满。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窗口就是网络，通过网络问政、网络舆情把情绪释放了，把压力缓释了。但这还不够，要拓宽有序表达的渠道。
另一个是社会燃烧理论，是中科院的牛文元借用物理学的燃烧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观点。“燃烧物质”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问、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的累积，“助燃剂”是社会心理和舆情民意，点火温度就是突发事件。
这两个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列于各种社会“安全阀”应该采取一种比较平和、理性、包容的姿态；第二，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燃烧的“燃点”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不使“燃点”变成一种社会的燃烧。这就是“宽严相济”。
倾听：“第一信号”
《南风窗》：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为何必须把民众的呼声视为“第一信号”?
桂维民：人民想什么?人民满意什么?人民不满意什么?现在的民情、民声、民意、民怨、民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第一信号的脉搏号不准，能开出对症的药方吗?封建官吏都说“一枝一叶总关情”，更何况我们共产党的官员，更应该听民声，听民怨，在怨声、骂声当中就能听出民意了。
实际上，很多的突发事件就是因为对民情不了解、处置不力，云南“孟连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当地的官员说话没有人听，干事没有人跟，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明显不满，如果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早去解决的话，不至于导致民怨。所以群众的呼声是“第一信号”，这是你当良医开处方的一个基本常识。民声里面总是会有噪音的，对于少数人的噪音其实你只要处理好，这些噪音自然就消失了，不要被噪音、骂声干扰基本的判断。在号脉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点肝火旺的脉象，但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把病治好了，肝火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
《南风窗》：县委书记一般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处置者，您愿意给他们哪些建议?
桂维民：实事求是地讲，转型期的县委书记很难当，中国的政治架构，从秦以来郡县制已经形成这么多年，自古以来都是“郡县治、天下安”。他们的工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绝不过分，处在发展的热点、矛盾的焦点，也是一些突发事件的一个聚点。作为县委书记总是希望集中精力来做一些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事情，但是往往一些突发事件会干扰他正常的关注点，所以，他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不容易冷静对待，甚至产生惧怕和回避的心理，不愿意直面矛盾，用陕西话说感到“颇烦”得很，不能理性对待。
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理性、冷静地对待，从诉求当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进而弄清引起这个事件的深层原因。第二，要怀有一种热忱，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换位思考，体谅群众，这些人不是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是不会找上门来采取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和语言的。对于县委书记来说，也许有些是一个芝麻点小事，对他们而言则是天大的事情。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哪一边，想事办事就向着哪一边。立场变了，态度就变了，一旦有了事，就不会觉得“颇烦”了，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设身处地帮他们解民忧，排民难。第三，要快刀斩乱麻，有的事情很简单，县上领导一出面，拍一个板，问题就解决了；有些事情不是当下就能解决的但也要快，也不要拖，拖容易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南风窗》：在协调劳资关系时，社会往往认为政府偏袒资方，为什么?
桂维民：劳资双方发生矛盾、职工和资方都把自己作为弱势群体，希望借助于政府，政府很难端平这碗水，“手心手背”政府都要考虑到，不能有偏祖。市场经济下往往资本处于强势，职工相对于资方是弱势的“打工仔”，工人的利益肯定要保护，但是有时工人们往往感觉不到，政府就好比“老公公背媳妇”，出力不讨好嘛——这是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
现在需要的是第三方。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不争的事实。非政府组织就是第三方，人们宁愿相信非政府组织，因为它跟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利益相关方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中，特别是涉及利益攸关方的时候，有第三方介入，矛盾的双方都不会抵触，觉得它们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可信。社会转型中需要第三方的力量来介入处理一些突发性事件，包括工会组织。妇联组织、律师协会，商会组织、权威媒体等。遇到重大经济纠纷，政府可以启动一个临时委员会，邀请工会代表、媒体代表、律师代表、商会组织等参与。他们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可信度更高，这样既可以减少政府的很多压力，也可以减少利箍攸关方的擔忧。
培育“公民文化”
《南风窗》：您还提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一剂对症下药的方子?
桂维民：其实就是培育公民文化。
我们现在有没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自我认识，它是责任与权利的统一，是法治与公德的统一，是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它强调的是责任、公德、民主等现代意识。而公民文化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所有公民平等、自由参与政治的氛围，这恰恰是我们当下比较欠缺的。
在我看来，公民文化应该包含这样一些价值观，民主、法治、理性、有序，我把民主往前放，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还不够，就是公民有序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度还很不够。因为大家喜欢听上面的，喜欢按红头文件来办事。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调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民主体现了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一个基本的原则，也许少数人掌握了真理，但当多数人不理解、不赞成的时候，少数要服从多数，另一方面，多数人要允许和容忍少数人表达，这就是一个良性互动。
作为一个管理者阶层，要树立公民社会理念，培育公民文化。比如，人大和老百姓的权益息息相关。我们每出台一部新的地方性法规，都要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先征求意见，对群众关注度高的，比如《物业管理条例》，还要要立法听证会。一部新法规的产生、要与专家、利益攸关方和社会民众互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不使立法变成少部分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