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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想象里，山东人天然与“好汉”结缘。脱胎于水浒文化、运河文化，一个个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构成了山东性格的载体。儒家文化驾驭之下的武林文化，如何在山东生息数千年，又如何融入到社会大潮之中，值得我们深入齐鲁大地，去探究虚实。
“人人都是二哥” ：
山东人的“尚武”精神
山东人有尚武情怀，晏婴只轻轻地用两个桃子，便杀死了三位驰骋疆场的勇士；穷困潦倒的冯谖去投靠孟尝君时，还不忘随身携带着一把用草绳缠着的没匣子的秃剑。
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区域好汉辈出，民风剽悍。从公元之初的绿林赤眉起义，到唐代贩盐首领黄巢起义，再到水浒好汉们梁山造反，这一带总是与秘密宗教、习武结社和官逼民反的历史现象纠结在一起。
自隋唐以后，北方由于战乱频仍，灾荒不断，农业生产环境日益恶化，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 “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洪武年间成为明政府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长期的血与火的磨砺和几置死地的困厄中，孔孟之乡的敦厚温雅被愈来愈浓重的刚武之风所取代。
北宋后期，鲁西一带相继爆发的宋江、王伦、王则起义就使山东人以勇敢好武名闻天下，到明清时期这种名声越来越大，在19世纪，连西方人都了解了山东人“好武”和“好义”的秉性。因此，这里在统治者眼中成了“盗匪的王国”，在西方人眼中则是典型的罗宾汉地区，劫富济贫的水浒英雄们选择这里为根据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科举的角度来看，山东尚武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共产生出11位状元，其中有半数为武状元，这样的文、武状元之比在全国是罕见的；同时鲁西地区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武举人，这一带武举与文举的比例不仅高于山东省的平均数字，恐怕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
替天行道，非秩序中的秩序
最能描述山东人粗犷剽悍的群体性格的，有一个历史故事：东西郭勇士。
话说当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
“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
“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东郭勇士乜斜着西郭勇士说。
西郭勇士不甘示弱，欣然应允。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恐怖，也有些极端，却是勇、直的最真实写照。这种尚武好勇的风气，自古如此。《荀子·议兵》云：“齐人隆技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山东人爱打架。
隋末英雄和水浒英雄是这种性格的集大成表现。且不说瓦岗寨里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且不说动不动就亮出“山东好汉”招牌的秦叔宝，也不逐一点击那些能征善战的勇士猛将，单是梁山泊蹦出个舞两把板斧的黑脸汉李逵，就足已让我们领教“山东好汉”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魅力。
这里的“山东好汉”是一种演绎的表述，水浒文化成为对这种演绎的最终定义。水浒英雄，以山东籍的最多，一百单八将有38位是山东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天罡星36人，山东籍者12人；地煞星72人，山东籍者26人。
鲁西南地区，陈胜吴广起义，离这里不远。黄巢起义爆发于曹州，就在今天牡丹区、东明、曹县交界地带。唐代的黄巢影响了宋代的宋江，所以，宋江才在江州写道：“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后来的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都有着山东武人的影子。
有意思的是，鲁西南离孔子的家乡最近，受孔孟之道影响深。《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这是他们的忠；兄弟相助，同生共死，这是他们的义。宋江为什么总是想回到朝廷体制里？这与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有关，非秩序中追求秩序是山东武人的特点。
镖师与市井，武林的传奇与传说
水浒文化的另一个土壤是运河文化，两大文化交汇，成了齐鲁文化中一个独特的部分。
梁山泊，本身就是运河的一部分。位于东平县西面的东平湖，总面积626平方公里，濒临黄河与大运河，古时被称为梁山泊，到清朝咸丰年间才定名为东平湖，是《水浒传》中八百里水泊唯一遗存水域。湖心有一岛，名为聚义岛，这里曾是水浒七雄聚义的地方，现在还有晁盖墓。周围二龙山、腊山、石碣村、东平湖、蜘蛛寺等构成了水浒英雄的主要活动区域。
商业兴盛，成为武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从明朝起，临清就是北方最大的集散码头，临清的镖师以勇猛著称，他们“有马有步”，共百余名，以精骑射、骁勇力“称最天下”，主要护送三行货物、金钱南北往来，暴徒不敢相犯。清朝，聊城的镖师武艺之高强，也是诵于众口的话题，其中以清末笔记《聊摄丛谈》所记东昌窦家镖行窦小姑的故事最为典型。
类似的侠义故事在明清文人笔记小说中还可找到许多，如《清稗类钞》记有德州女尼以剑术夜斩盗发与耳；山东少妇与小儿力大无比，震服拳师；王遂客京师，以力大著神勇之名；郯城奇丐阎老六为主人御盗。
鲁西民间，男女老幼普遍习武艺、善拳脚确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此，清代后期，这一带才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山东运河民间的尚武之风，直到民国年间，仍很兴盛，并涌现出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如济宁人蔡桂勤，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数次击败外国拳手的挑战，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人大长了志气。其子蔡江苏十四岁便在沪上登台打擂，降伏俄国拳手马克洛夫，一时大快人心。
时代变迁让武林风逐渐逝去，曾经叱咤风云的高手，最终也只能接受这种变化。即使叶问，同样要忍着丧女之痛，要流浪香港；而出场不多的“一线天”张震，更是只能安心做起理发师。
他们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是曾在中国的土地上执着地寻找过游侠儿的唐·吉诃德，是尚未成型便已转型的嬉皮士，今天看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颇可自豪的精神财产。
“人人都是二哥” ：
山东人的“尚武”精神
山东人有尚武情怀，晏婴只轻轻地用两个桃子，便杀死了三位驰骋疆场的勇士；穷困潦倒的冯谖去投靠孟尝君时，还不忘随身携带着一把用草绳缠着的没匣子的秃剑。
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区域好汉辈出，民风剽悍。从公元之初的绿林赤眉起义，到唐代贩盐首领黄巢起义，再到水浒好汉们梁山造反，这一带总是与秘密宗教、习武结社和官逼民反的历史现象纠结在一起。
自隋唐以后，北方由于战乱频仍，灾荒不断，农业生产环境日益恶化，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 “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洪武年间成为明政府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长期的血与火的磨砺和几置死地的困厄中，孔孟之乡的敦厚温雅被愈来愈浓重的刚武之风所取代。
北宋后期，鲁西一带相继爆发的宋江、王伦、王则起义就使山东人以勇敢好武名闻天下，到明清时期这种名声越来越大，在19世纪，连西方人都了解了山东人“好武”和“好义”的秉性。因此，这里在统治者眼中成了“盗匪的王国”，在西方人眼中则是典型的罗宾汉地区，劫富济贫的水浒英雄们选择这里为根据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科举的角度来看，山东尚武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共产生出11位状元，其中有半数为武状元，这样的文、武状元之比在全国是罕见的；同时鲁西地区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武举人，这一带武举与文举的比例不仅高于山东省的平均数字，恐怕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
替天行道，非秩序中的秩序
最能描述山东人粗犷剽悍的群体性格的，有一个历史故事：东西郭勇士。
话说当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
“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
“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东郭勇士乜斜着西郭勇士说。
西郭勇士不甘示弱，欣然应允。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恐怖，也有些极端，却是勇、直的最真实写照。这种尚武好勇的风气，自古如此。《荀子·议兵》云：“齐人隆技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山东人爱打架。
隋末英雄和水浒英雄是这种性格的集大成表现。且不说瓦岗寨里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且不说动不动就亮出“山东好汉”招牌的秦叔宝，也不逐一点击那些能征善战的勇士猛将，单是梁山泊蹦出个舞两把板斧的黑脸汉李逵，就足已让我们领教“山东好汉”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魅力。
这里的“山东好汉”是一种演绎的表述，水浒文化成为对这种演绎的最终定义。水浒英雄，以山东籍的最多，一百单八将有38位是山东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天罡星36人，山东籍者12人；地煞星72人，山东籍者26人。
鲁西南地区，陈胜吴广起义，离这里不远。黄巢起义爆发于曹州，就在今天牡丹区、东明、曹县交界地带。唐代的黄巢影响了宋代的宋江，所以，宋江才在江州写道：“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后来的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都有着山东武人的影子。
有意思的是，鲁西南离孔子的家乡最近，受孔孟之道影响深。《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这是他们的忠；兄弟相助，同生共死，这是他们的义。宋江为什么总是想回到朝廷体制里？这与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有关，非秩序中追求秩序是山东武人的特点。
镖师与市井，武林的传奇与传说
水浒文化的另一个土壤是运河文化，两大文化交汇，成了齐鲁文化中一个独特的部分。
梁山泊，本身就是运河的一部分。位于东平县西面的东平湖，总面积626平方公里，濒临黄河与大运河，古时被称为梁山泊，到清朝咸丰年间才定名为东平湖，是《水浒传》中八百里水泊唯一遗存水域。湖心有一岛，名为聚义岛，这里曾是水浒七雄聚义的地方，现在还有晁盖墓。周围二龙山、腊山、石碣村、东平湖、蜘蛛寺等构成了水浒英雄的主要活动区域。
商业兴盛，成为武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从明朝起，临清就是北方最大的集散码头，临清的镖师以勇猛著称，他们“有马有步”，共百余名，以精骑射、骁勇力“称最天下”，主要护送三行货物、金钱南北往来，暴徒不敢相犯。清朝，聊城的镖师武艺之高强，也是诵于众口的话题，其中以清末笔记《聊摄丛谈》所记东昌窦家镖行窦小姑的故事最为典型。
类似的侠义故事在明清文人笔记小说中还可找到许多，如《清稗类钞》记有德州女尼以剑术夜斩盗发与耳；山东少妇与小儿力大无比，震服拳师；王遂客京师，以力大著神勇之名；郯城奇丐阎老六为主人御盗。
鲁西民间，男女老幼普遍习武艺、善拳脚确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此，清代后期，这一带才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山东运河民间的尚武之风，直到民国年间，仍很兴盛，并涌现出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如济宁人蔡桂勤，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数次击败外国拳手的挑战，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人大长了志气。其子蔡江苏十四岁便在沪上登台打擂，降伏俄国拳手马克洛夫，一时大快人心。
时代变迁让武林风逐渐逝去，曾经叱咤风云的高手，最终也只能接受这种变化。即使叶问，同样要忍着丧女之痛，要流浪香港；而出场不多的“一线天”张震，更是只能安心做起理发师。
他们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是曾在中国的土地上执着地寻找过游侠儿的唐·吉诃德，是尚未成型便已转型的嬉皮士，今天看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颇可自豪的精神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