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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毬运动的起源问题自上世纪初至今，一直是学者们探讨、争论却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西安)经新疆、直至中亚诸国的马毬运动进行考辨，向研究者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和信息，以期使研究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关键词：丝绸之路；吐蕃；中亚；马毬
中图分类号：K131 G8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3-0050-05
马毬，古代称之为“击鞠”。关于马毬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马毬运动的起源，有始于波斯、印度、中原、吐蕃等说。从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育马、马技、马毬运动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汉唐间丝绸之路马毬运动开展的具体传承载体的分析，为丝绸之路古代的马毬活动的地位、发展与演变等提供一些新的线索和理论依据。
一 丝绸之路境内段的马毬活动
丝绸之路境内段是指由长安经河西走廊至新疆的中国地域，而境外段是指由印度、巴基斯坦至罗马的国外地域。
我国自西周以来，马匹在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中，担当了重要的作用。《周礼》中就有较为详细的有关马的繁殖、养育、管理等方面的记载。随着养马和驯马业的发展，人们开始掌握了专门的相马技术。之后，又出于人们心理、军事、娱乐的需要，出现了马技活动。在此基础上，人们由于本体的精神需要，先后出现了马技表演和走马击鞠等活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如，甘肃酒泉、嘉峪关出土的墓葬彩绘画像砖中，均有当时驯马和马技表演的形象。东汉时期还出现了关于马技的文字记载，应邵撰著的《风俗通》，记述了用毛揉制成的富有弹性的圆毬，亦用于击鞠使用。曹植所著乐府诗《名都篇》记载“京洛少年”们身着华丽的服装，佩剑携弓，“走马长揪间，长驱上南山”的打猎活动和“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击鞠活动，反映了京洛一带的少年们毬打得巧妙灵活，快速多变，达到精彩的情景。
东汉至魏，鞠的游戏已普遍传至每家每户，《会稽典录》载：“三国鼎峙，年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从东汉墓之汉画中，出现了踢鞠舞蹈，并创造了拿木棒击毬，用脚踏毬的舞蹈。由此可以使人们了解，我国在汉魏之际已盛行击鞠活动。
由于史料的匮缺，我们对汉魏时期出现的击鞠活动的认识，仅为一鳞半爪，无法窥其全貌。虽然尚不能完全证明马毬源于中原，但是，以上文字记载，均早于有关马球源于波斯之说。
唐代马毬运动的兴起，应源于唐太宗时期。《封氏闻见记》卷6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日：“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毬，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
该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唐代马毬由长安兴起的大致时间和原因。提到了马毬是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完婚后，由吐蕃传人。引文中的“西蕃人”泛指西域诸国或唐朝西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那时还把唐朝北边的一些国家的民族称之为“北蕃”，而把所有外夷人均称之为“蕃”、或“胡”。引文中的“比亦令习”不仅反映了唐太宗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并有利于提高军队的骑马技术，亦更有效地加强战斗力，正如大文学家韩愈所说：“此诚为战非为戏”，而且也证实了唐太宗之前，长安没有马毬。“比亦令习”标志了唐代马毬的兴起。
唐中宗李显“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他多次率领朝廷文武百官亲临梨园亭毬场观看马毬比赛。据《封氏闻见记》卷6《打毬》记载，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杖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毬队输了之后，中宗又命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4人与吐蕃10人比赛，结果临淄王等获胜。“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俭期、武平一等皆献诗。”《文苑英华》卷175沈俭期在《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描述了毬赛的情状：“宛转萦香骑，飘飘拂画毬；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
1971年7月～1972年2月，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章怀太子李显墓时，在墓道西壁出土了一幅反映唐代击鞠的壁画，今人称《马毬图》。此图全长8.2米，南端高1.7米，北面高2.4米，画面共有20多匹马，骑者身着各色窄袖袍，着黑靴，载幞头。壁画着重描绘了五位骑手紧张夺毬的瞬间；最前一人乘枣红马，手持月牙形毬杖，作反身击毬状，这大概是唐代著名的“背身毬”击法，其余四骑手则纵马截击。这些，与文献资料正可互相印证。不过，壁画上的毬场，不是马毬场，也没有毬门。
唐玄宗是一位对马毬运动做出杰出贡献的帝王。据《唐语林》记载，天宝六年十月，玄宗在骊山脚下的华清官，曾正式下诏在军队中开展马毬运动，并作为军士训练的重要内容。玄宗直至62岁时，还同御林军将士在行宫的毬场上跃马击毬。
以唐代马毬活动为题材的艺术品，见于著录的有韩干《宁王调马打毬图》，现已佚失；宋代李公麟绘制的《明皇打毬图》也已佚。实物保存至今的除李贤墓壁画外，还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马毬铜镜、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唐出土的彩塑打马毬俑、1961年山西候马金墓、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分别出土了砖雕马毬、1981年陕西临潼唐墓出土的四件马毬白陶俑，以及1959年长安县南里五村唐韦炯墓出土打马毬俑四件。又有清人李龙瞑摹《唐玄宗击毬图》，是关于马毬运动的最珍贵资料，现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画前有中书金浞题款“龙瞑真迹”。画面有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等16骑击毬阵势。
唐代皇帝打马毬的风气一代盛一代，像唐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等也都是马毬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当时宫廷还专设有“打毬供奉”职业马毬运动员。唐代宫廷所盛行的马毬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对马毬的成熟与发展产生了影响。
唐代风行的马毬运动也得到了当时许多文人的欣赏，并创造了许多咏毬佳作，如沈俭期之《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阎宽《温汤御毬赋》，蔡孚《打毬篇》，杨巨源《观打毬有作》，张禧《观打毬》，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毬歌》，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王建《宫词》等。唐代歌咏击鞠的作品甚多，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唐代宫廷中，多筑有马毬场。仅大明宫内就有数个马毬场，几乎每个殿一个毬场。1956年12月在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基建时，出土了一块石碑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这表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在大明宫修建了“含光殿及球场”，也反映了唐时已把毬场建筑纳入了宫廷的整个建设计划之中。另据考古对麟德殿的复原研究，当时的宫廷马毬场一般 长120米，宽50米。除宫廷马毬场之外，有些达官贵人在自己的住宅，也修建有马毬场，并用油料来筑毬场。如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等，他们家中所筑的马毬场，平滑如镜，既可防雨又可防马踏之后飞扬的尘土，另据《资治通鉴》卷260记载，淮南王杨渥“燃十圈之烛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说明当时已有燃烛在夜间进行毬赛的灯光毬场。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一带是我国西部游牧民族聚居和守关将士的重要驻地。在长期的养马、育马和生存的过程中，当地民族不仅培育了优良马种，而且还掌握了高超的骑术。守关戍边的将士把练习骑术和击毬作为提高将士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敦煌一带和中原一样，马技、马毬等活动也得到了广泛开展，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和珍贵的例证。
敦煌文献中有许多反映当时敦煌地区开展马毬活动的情景。如：S.2049、P.2544《杖前飞·马毬》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时仲春，草木新，口初雨后露无尘，林间往往临花马，楼上时时见美人。相唤同情共言语，闲闷结伴(游)毬场，传中手执白玉鞭，都史乘骑紫骝马。青一队，红一队，敲磕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输赢，此度若输后须赛。脱绯紫，著锦衣，银镫金鞍耀日辉，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毬势杖前飞。毬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人衣湿。马流汗，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
这首诗描绘了马毬比赛的时间(仲春)，地点林下(毬场)，观众(各界仕女)，马匹(金镫银鞍骝马)，毬杖(杖如月)，服饰(脱绯紫，著锦衣)，毬队(青、红两个队)，以及比赛时进攻射门的激烈精彩场面和“人衣湿，马汗流”之大强度的运动量。
S.6171《宫词·水鼓子》诗描绘了宫人在寒食清明时节，观看毬赛的情景。P.3697、S.5439、S.5441《捉季布变文一卷》描述了季布在朱解面前表演打马毬的高超技艺。P.3618《秋吟一本》云：“或弄笔以缀文花，或弯弓而口口口。凋按(雕鞍)骏骑，打毬绰绽之衣。”S.5637《祭驴文》描绘了主人曾骑驴击毬，在驴子死后，以悲伤之情而写下此祭文。“数汝托生之处……莫生军将家，打毬力须摊。”反映了骑驴击毬的情景。S.2947《丈夫百岁篇》也说道“一十香风绽藕花，弟兄如玉父娘绔。平明趁伴争毬子，直到黄昏不忆家。”
另外，S.5636、P.3691《新集书仪·打毬会》有邀请马毬比赛的书状，状曰：“数日方会，群公意集，朋流悦兴，无过击拂。优承畿官，骏卫爽明，每事华饰，终是毬伯。美之难及，愿赌指拨，倍(陪)随仁德，便请降至。不宜谨状。”下有《答书》，表示：“忽奉来书，优承诸贤并至，深谢眷厚。喜得倍(陪)随，便乃奔赴，不敢推延，谨还状。不宣谨状。”这是以打毬会的名义邀京城的使官共同击毬。
唐时地处边陲地区的敦煌是十分重要的军事重镇，当地的驻军为提高将士的身体素质，加强作战能力，一直把马毬活动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并修筑了毬场。P.3239《甲戌年(914年)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将头牒》就称“领步卒虽到毬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
敦煌每年四月由衙府主办一次全县十乡的马毬比赛。敦煌研究院藏001《酒账》记载：“(四月)十九日，支十乡里正纳毬场酒半瓮。”连小小的里正，亦需学会击毬。归义军衙府对参赛者给以面食和酒犒劳。如S.1366《年代不明(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载：“(四月)二十一准旧十乡里正纳毬场胡饼四十二枚。”胡并四十二枚，当年惯例对政务人员的定量是每餐胡并两枚，则此次马毯参赛者为21人，分两队，每队10人。另一人为裁判，用麦贰斗壹升。《说文解字》注曰：“古多假纳为内字，内者，人也。”“十乡里正纳毬场。”也就是十乡里正进入毬场，无疑就是举行马毬比赛，时间为每年四月中下旬，参赛人是各乡的里正。这反映了唐宋时期马毬活动的兴盛与普及的程度。
P.3702《儿郎伟》云：“朔方安下总了，沙州善使祗迎……毬场必见喜鼓声。”还有P.3451《张淮深变文》，P.3945《归义军时期官营牧羊算会历状》均记述关于击毬宴设和招待宾客等活动。
敦煌文献中还反映出击毬场的辅助设施。如楼台、亭子(看台)等建筑。从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到这些建筑多是用于观看马毬比赛或阅兵的。如：P.3773《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云：“天使上亭子。”S.6171《宫词·水鼓子》云：“先换音声看打毬，独教口部在青楼。”
毬杖是马毬活动的主要器材之一。毬杖的制作从文献中可以得知在取料、装饰上为尤为精细。敦煌莫高窟五代第100窟曹议金出行图和五代第61窟东壁维摩诘变相各国王子听法图及晚唐第144窟中可见到执毬杖的供奉官。由于当时马毬的风行，敦煌还发展了毬杖制作手工业。S.1366《年代不明(980～98Z)归义军衙内油面破用历》记载：“支孔法律纳毬杖面一斗贰升。”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南壁及东壁有幅张议潮出行图。画面自西边开始，由百余人组成的出行图，前部是仪卫，中部是节度使张仪潮坐骑，后部是射骑猎队，还有着窄袖，团花锦袄马球服的骑手。另外，在P.3773《凡节度使新授旌节仪》云：“天使上亭子，排比……就毬场断一……”此卷后面部分虽有残缺，但仍可见得大概。根据校正的残卷，了解朝廷任命节度使时，天使押节到界，新受命的节度使带领仪仗队出城迎候，然后奏乐迎入城中，到毬场，宣谕诏命，颁交旌节，经繁缛手续后，天使上毬场边亭子(看台)，观看使府将士进行马毬比赛、军事操练等表演。
综观以上所述，敦煌虽远在西陲边土，但对马毬活动并不陌生，上下都惯此举，并和中原各地的马毬发展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在新疆吐鲁番地区70年代初考古发现的阿斯塔那唐墓中，曾出土了打马毬的泥俑。另外，在地处帕米尔高原边缘的塔什库尔干自治县城北的“石头城马球场”，其长150米，宽60米，但这马毬场的具体时代，尚须进一步考证。但塔吉克族有着打马球的习惯，历史上的马球场虽已荒废，而今天又在离石头城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长180米，宽70米的马球场。马球是自制的，用粗羊毛绳缠成团，外面用黄羊皮缝制而成。有趣的是，比赛所用的计时器，采用塔吉克人古老的计时方法，即在一只木碗中间钻一个小洞，然后在碗中盛满水，水滴完，正好是一场球赛结束。古代马毬在新疆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二 丝绸之路境外段的马毬运动
丝绸之路上的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伊朗诸国，均兴养马业，他们的民族不仅具有熟练的骑术，而且还特别喜欢马毬运动。尤其是西域地区的突厥民族，约于6世纪中期兴起于阿尔泰南部，是一个以阿史那氏为首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并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 家。突厥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规定了他们的军事活动方式。突厥汗国的军事制度是从围猎制度演变而来的。猎手的装备同时又是骑士的装备。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隋书·突厥传》载：“突厥男子好樗蒲，女子好蹋鞠”，突厥族喜爱的蹋鞠是从汉民族中引进的。有可能突厥把蹋鞠与骑术融合，发展了骑马击鞠的运动。《土耳其大百科全书》对此均有记载。有的学者曾著文论述，公元600年，波斯举行过马毬比赛，这很有可能。因为，公元600年时，突厥人已经建立了在中亚一带的强大的政权，突厥人的马毬运动自然会影响和传播到周边地区，所以土耳其人才会得出“今日马毬运动是中亚突厥族马上运动项目之一”的结论。公元8世纪唐人杜环滞留中亚时，看到大宛国“国中有波罗林，林下有毬场”，“末禄国以五月为岁首，每岁以画缸相献，有打毬节、秋千节，其大食东道使镇于此”。突厥族还曾对印度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入侵，并传播了马毬运动，其皇家办事处的标记之一，便是马毬杆和一个金色的毬。尤其是在莫卧儿帝国时代，马毬已成为宫廷娱乐活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迷恋马毬的国王阿克巴不仅经常挑灯夜战，而且还制定了马毬的规则。如比赛前要挑选赛手，每队一般10名赛手，每20分钟替换2名队员。为了增加比赛的兴趣，阿克巴国王还立有赌赛条件。除此之外，国王还发明了一种能闪光的毬，以便夜晚比赛使用。当时的马毬杖长约2米，手柄处裹以红皮革，杆上缀以金环，顶端缀有圆形金银饰物，以示高贵身份。毬为木质，外蒙以红皮革。比赛中，国王每进一毬，需鸣奏喇叭，比赛结束后，还得进行精彩的骑术表演。当时的马毬场呈正方形，长宽各200米，东西两端各设一毬门，毬场的四周建有栅栏。
也有学者认为，马毬由吐蕃流传到吉尔吉特(现在印度谟和克代米尔省)和契特拉尔(从前印度西北边省一个邦，现属巴基斯坦共和国)，可能也到了曼尼普尔(印度东北边界，现是印度的中央直辖区)。马毬在印度盛行了几个世纪，16世纪之后，马毬在印度中断了二百余年，一直到1863年马毬才从曼尼普尔经由喀查县来到孟加拉省和东巴基斯坦省。(《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7辑苏竞存文)
巴基斯坦地处兴都库什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吉拉斯发现的古代马毬运动岩刻画，北部地区现存的古老马毬场，都证明马毬是该地区古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钵露罗(Polulo)王国，吐蕃和拉达克的人们称这一地区为“巴尔蒂”(Bzlti)。这里居住的人口91％几乎都是藏裔。巴尔蒂斯坦原在中原王朝治下，公元720年后，由吐蕃控制这一地区。巴尔蒂语是藏语的分支，巴尔蒂人的生活习俗也同于吐蕃人的嗜好，尤其酷爱马毬运动。因此，巴尔蒂斯坦有“小西藏”之称。
从吉拉斯所发现的一些纪元前的岩画上，刻有马、毬、毬杆，三个骑马人，正持杆杖击打地上的圆毬。这可以证明马毬是巴尔蒂和周边地区的盛况。巴尔蒂斯坦有许多宗教节日。如迈分节、努鲁兹节、开斋节等等，每当节日都要进行音乐和马毬等活动。
巴尔蒂语有Polo一词，指毬或者柳树的圆的部分或树瘤。在当地的语言中，马毬有不同的名称。在吉尔吉特，马毬都叫做“巴拉”(Balah)，在阿斯托尔被叫做“哈罗”(Halo)。在巴尔蒂斯坦开展的马毬运动，可以分为骑马打毬和步行打毬两种，使用的毬杖也不同。同时，在举行马毬比赛时，乐师们要用鼓和笛子演奏“萨德迦拉”等四种曲目。打马毬时，每一次进毬后的发毬，称之为“达福格”，实际上“达福格”系指发毬。巴尔蒂斯坦还流行《格萨尔》传说。凡举行马毬比赛，都要求马毬队员朗诵格萨尔传说某一韵文部分诗句，以给马毬比赛增加生气，也给运动员的斗志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
巴尔蒂斯坦称马毬为“Polo”。据考证“Polo”源出自吐蕃(西藏)语，波斯语中没有波罗一词，就是连整个阿拉伯语中也没有这个词。也有学者从语言学和音韵学考证“毬”字，认为“毬”是波斯语“Gui”的对音，其语根也许是借用汉语的毬字；就读音比较，如果借用汉语的鞠字，则更为近似。
据此推理，巴尔蒂斯坦的马毬运动完全是继承吐蕃的习俗，甚至一直至今天也是这样。
波斯(伊朗)有着悠久的饲养马匹的历史，宰杀良马的人会受到严惩。在波斯语中，马毬被称作为“乔甘”(Chogan)。文献记载，波斯早在公元600年时，已有马毬运动，波斯人在古代的战争之余，经常进行马毬比赛。并逐步完善了规则和击毬技术，并也摸索出马与人配合的一套经验。马毬在波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至今仍然盛而不衰。
三 结语
对丝绸之路马毬历史的寻踪，是具有难度较高，并拥有神秘色彩的一项课题。在艰辛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古代东亚、中亚有关马毬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特征。尤其是文献资料中对丝绸之路境外段的马毬历史的记述，更使人对丝绸之中路马毬运动的历史视野进一步扩大。从巴基斯坦北部的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中，使我们更深入了解了马毬与吐蕃之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对中国汉唐帝国、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国马毬运动的开展，及汉人、吐蕃人、突厥人、穆斯林等民族曾对马毬所作的贡献更为清晰。
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马毬研究开凿了一条新的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马毬的渊源，触摸千余年来，中国和西域诸国，以及中亚、西亚诸国之间的马毬交流轨迹。
关键词：丝绸之路；吐蕃；中亚；马毬
中图分类号：K131 G8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3-0050-05
马毬，古代称之为“击鞠”。关于马毬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马毬运动的起源，有始于波斯、印度、中原、吐蕃等说。从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育马、马技、马毬运动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汉唐间丝绸之路马毬运动开展的具体传承载体的分析，为丝绸之路古代的马毬活动的地位、发展与演变等提供一些新的线索和理论依据。
一 丝绸之路境内段的马毬活动
丝绸之路境内段是指由长安经河西走廊至新疆的中国地域，而境外段是指由印度、巴基斯坦至罗马的国外地域。
我国自西周以来，马匹在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中，担当了重要的作用。《周礼》中就有较为详细的有关马的繁殖、养育、管理等方面的记载。随着养马和驯马业的发展，人们开始掌握了专门的相马技术。之后，又出于人们心理、军事、娱乐的需要，出现了马技活动。在此基础上，人们由于本体的精神需要，先后出现了马技表演和走马击鞠等活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如，甘肃酒泉、嘉峪关出土的墓葬彩绘画像砖中，均有当时驯马和马技表演的形象。东汉时期还出现了关于马技的文字记载，应邵撰著的《风俗通》，记述了用毛揉制成的富有弹性的圆毬，亦用于击鞠使用。曹植所著乐府诗《名都篇》记载“京洛少年”们身着华丽的服装，佩剑携弓，“走马长揪间，长驱上南山”的打猎活动和“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击鞠活动，反映了京洛一带的少年们毬打得巧妙灵活，快速多变，达到精彩的情景。
东汉至魏，鞠的游戏已普遍传至每家每户，《会稽典录》载：“三国鼎峙，年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从东汉墓之汉画中，出现了踢鞠舞蹈，并创造了拿木棒击毬，用脚踏毬的舞蹈。由此可以使人们了解，我国在汉魏之际已盛行击鞠活动。
由于史料的匮缺，我们对汉魏时期出现的击鞠活动的认识，仅为一鳞半爪，无法窥其全貌。虽然尚不能完全证明马毬源于中原，但是，以上文字记载，均早于有关马球源于波斯之说。
唐代马毬运动的兴起，应源于唐太宗时期。《封氏闻见记》卷6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日：“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毬，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
该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唐代马毬由长安兴起的大致时间和原因。提到了马毬是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完婚后，由吐蕃传人。引文中的“西蕃人”泛指西域诸国或唐朝西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那时还把唐朝北边的一些国家的民族称之为“北蕃”，而把所有外夷人均称之为“蕃”、或“胡”。引文中的“比亦令习”不仅反映了唐太宗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并有利于提高军队的骑马技术，亦更有效地加强战斗力，正如大文学家韩愈所说：“此诚为战非为戏”，而且也证实了唐太宗之前，长安没有马毬。“比亦令习”标志了唐代马毬的兴起。
唐中宗李显“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他多次率领朝廷文武百官亲临梨园亭毬场观看马毬比赛。据《封氏闻见记》卷6《打毬》记载，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杖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毬队输了之后，中宗又命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4人与吐蕃10人比赛，结果临淄王等获胜。“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俭期、武平一等皆献诗。”《文苑英华》卷175沈俭期在《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描述了毬赛的情状：“宛转萦香骑，飘飘拂画毬；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
1971年7月～1972年2月，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章怀太子李显墓时，在墓道西壁出土了一幅反映唐代击鞠的壁画，今人称《马毬图》。此图全长8.2米，南端高1.7米，北面高2.4米，画面共有20多匹马，骑者身着各色窄袖袍，着黑靴，载幞头。壁画着重描绘了五位骑手紧张夺毬的瞬间；最前一人乘枣红马，手持月牙形毬杖，作反身击毬状，这大概是唐代著名的“背身毬”击法，其余四骑手则纵马截击。这些，与文献资料正可互相印证。不过，壁画上的毬场，不是马毬场，也没有毬门。
唐玄宗是一位对马毬运动做出杰出贡献的帝王。据《唐语林》记载，天宝六年十月，玄宗在骊山脚下的华清官，曾正式下诏在军队中开展马毬运动，并作为军士训练的重要内容。玄宗直至62岁时，还同御林军将士在行宫的毬场上跃马击毬。
以唐代马毬活动为题材的艺术品，见于著录的有韩干《宁王调马打毬图》，现已佚失；宋代李公麟绘制的《明皇打毬图》也已佚。实物保存至今的除李贤墓壁画外，还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马毬铜镜、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唐出土的彩塑打马毬俑、1961年山西候马金墓、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分别出土了砖雕马毬、1981年陕西临潼唐墓出土的四件马毬白陶俑，以及1959年长安县南里五村唐韦炯墓出土打马毬俑四件。又有清人李龙瞑摹《唐玄宗击毬图》，是关于马毬运动的最珍贵资料，现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画前有中书金浞题款“龙瞑真迹”。画面有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等16骑击毬阵势。
唐代皇帝打马毬的风气一代盛一代，像唐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等也都是马毬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当时宫廷还专设有“打毬供奉”职业马毬运动员。唐代宫廷所盛行的马毬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对马毬的成熟与发展产生了影响。
唐代风行的马毬运动也得到了当时许多文人的欣赏，并创造了许多咏毬佳作，如沈俭期之《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阎宽《温汤御毬赋》，蔡孚《打毬篇》，杨巨源《观打毬有作》，张禧《观打毬》，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毬歌》，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王建《宫词》等。唐代歌咏击鞠的作品甚多，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唐代宫廷中，多筑有马毬场。仅大明宫内就有数个马毬场，几乎每个殿一个毬场。1956年12月在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基建时，出土了一块石碑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这表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在大明宫修建了“含光殿及球场”，也反映了唐时已把毬场建筑纳入了宫廷的整个建设计划之中。另据考古对麟德殿的复原研究，当时的宫廷马毬场一般 长120米，宽50米。除宫廷马毬场之外，有些达官贵人在自己的住宅，也修建有马毬场，并用油料来筑毬场。如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等，他们家中所筑的马毬场，平滑如镜，既可防雨又可防马踏之后飞扬的尘土，另据《资治通鉴》卷260记载，淮南王杨渥“燃十圈之烛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说明当时已有燃烛在夜间进行毬赛的灯光毬场。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一带是我国西部游牧民族聚居和守关将士的重要驻地。在长期的养马、育马和生存的过程中，当地民族不仅培育了优良马种，而且还掌握了高超的骑术。守关戍边的将士把练习骑术和击毬作为提高将士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敦煌一带和中原一样，马技、马毬等活动也得到了广泛开展，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和珍贵的例证。
敦煌文献中有许多反映当时敦煌地区开展马毬活动的情景。如：S.2049、P.2544《杖前飞·马毬》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时仲春，草木新，口初雨后露无尘，林间往往临花马，楼上时时见美人。相唤同情共言语，闲闷结伴(游)毬场，传中手执白玉鞭，都史乘骑紫骝马。青一队，红一队，敲磕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输赢，此度若输后须赛。脱绯紫，著锦衣，银镫金鞍耀日辉，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毬势杖前飞。毬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人衣湿。马流汗，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
这首诗描绘了马毬比赛的时间(仲春)，地点林下(毬场)，观众(各界仕女)，马匹(金镫银鞍骝马)，毬杖(杖如月)，服饰(脱绯紫，著锦衣)，毬队(青、红两个队)，以及比赛时进攻射门的激烈精彩场面和“人衣湿，马汗流”之大强度的运动量。
S.6171《宫词·水鼓子》诗描绘了宫人在寒食清明时节，观看毬赛的情景。P.3697、S.5439、S.5441《捉季布变文一卷》描述了季布在朱解面前表演打马毬的高超技艺。P.3618《秋吟一本》云：“或弄笔以缀文花，或弯弓而口口口。凋按(雕鞍)骏骑，打毬绰绽之衣。”S.5637《祭驴文》描绘了主人曾骑驴击毬，在驴子死后，以悲伤之情而写下此祭文。“数汝托生之处……莫生军将家，打毬力须摊。”反映了骑驴击毬的情景。S.2947《丈夫百岁篇》也说道“一十香风绽藕花，弟兄如玉父娘绔。平明趁伴争毬子，直到黄昏不忆家。”
另外，S.5636、P.3691《新集书仪·打毬会》有邀请马毬比赛的书状，状曰：“数日方会，群公意集，朋流悦兴，无过击拂。优承畿官，骏卫爽明，每事华饰，终是毬伯。美之难及，愿赌指拨，倍(陪)随仁德，便请降至。不宜谨状。”下有《答书》，表示：“忽奉来书，优承诸贤并至，深谢眷厚。喜得倍(陪)随，便乃奔赴，不敢推延，谨还状。不宣谨状。”这是以打毬会的名义邀京城的使官共同击毬。
唐时地处边陲地区的敦煌是十分重要的军事重镇，当地的驻军为提高将士的身体素质，加强作战能力，一直把马毬活动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并修筑了毬场。P.3239《甲戌年(914年)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将头牒》就称“领步卒虽到毬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
敦煌每年四月由衙府主办一次全县十乡的马毬比赛。敦煌研究院藏001《酒账》记载：“(四月)十九日，支十乡里正纳毬场酒半瓮。”连小小的里正，亦需学会击毬。归义军衙府对参赛者给以面食和酒犒劳。如S.1366《年代不明(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载：“(四月)二十一准旧十乡里正纳毬场胡饼四十二枚。”胡并四十二枚，当年惯例对政务人员的定量是每餐胡并两枚，则此次马毯参赛者为21人，分两队，每队10人。另一人为裁判，用麦贰斗壹升。《说文解字》注曰：“古多假纳为内字，内者，人也。”“十乡里正纳毬场。”也就是十乡里正进入毬场，无疑就是举行马毬比赛，时间为每年四月中下旬，参赛人是各乡的里正。这反映了唐宋时期马毬活动的兴盛与普及的程度。
P.3702《儿郎伟》云：“朔方安下总了，沙州善使祗迎……毬场必见喜鼓声。”还有P.3451《张淮深变文》，P.3945《归义军时期官营牧羊算会历状》均记述关于击毬宴设和招待宾客等活动。
敦煌文献中还反映出击毬场的辅助设施。如楼台、亭子(看台)等建筑。从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到这些建筑多是用于观看马毬比赛或阅兵的。如：P.3773《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云：“天使上亭子。”S.6171《宫词·水鼓子》云：“先换音声看打毬，独教口部在青楼。”
毬杖是马毬活动的主要器材之一。毬杖的制作从文献中可以得知在取料、装饰上为尤为精细。敦煌莫高窟五代第100窟曹议金出行图和五代第61窟东壁维摩诘变相各国王子听法图及晚唐第144窟中可见到执毬杖的供奉官。由于当时马毬的风行，敦煌还发展了毬杖制作手工业。S.1366《年代不明(980～98Z)归义军衙内油面破用历》记载：“支孔法律纳毬杖面一斗贰升。”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南壁及东壁有幅张议潮出行图。画面自西边开始，由百余人组成的出行图，前部是仪卫，中部是节度使张仪潮坐骑，后部是射骑猎队，还有着窄袖，团花锦袄马球服的骑手。另外，在P.3773《凡节度使新授旌节仪》云：“天使上亭子，排比……就毬场断一……”此卷后面部分虽有残缺，但仍可见得大概。根据校正的残卷，了解朝廷任命节度使时，天使押节到界，新受命的节度使带领仪仗队出城迎候，然后奏乐迎入城中，到毬场，宣谕诏命，颁交旌节，经繁缛手续后，天使上毬场边亭子(看台)，观看使府将士进行马毬比赛、军事操练等表演。
综观以上所述，敦煌虽远在西陲边土，但对马毬活动并不陌生，上下都惯此举，并和中原各地的马毬发展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在新疆吐鲁番地区70年代初考古发现的阿斯塔那唐墓中，曾出土了打马毬的泥俑。另外，在地处帕米尔高原边缘的塔什库尔干自治县城北的“石头城马球场”，其长150米，宽60米，但这马毬场的具体时代，尚须进一步考证。但塔吉克族有着打马球的习惯，历史上的马球场虽已荒废，而今天又在离石头城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长180米，宽70米的马球场。马球是自制的，用粗羊毛绳缠成团，外面用黄羊皮缝制而成。有趣的是，比赛所用的计时器，采用塔吉克人古老的计时方法，即在一只木碗中间钻一个小洞，然后在碗中盛满水，水滴完，正好是一场球赛结束。古代马毬在新疆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二 丝绸之路境外段的马毬运动
丝绸之路上的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伊朗诸国，均兴养马业，他们的民族不仅具有熟练的骑术，而且还特别喜欢马毬运动。尤其是西域地区的突厥民族，约于6世纪中期兴起于阿尔泰南部，是一个以阿史那氏为首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并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 家。突厥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规定了他们的军事活动方式。突厥汗国的军事制度是从围猎制度演变而来的。猎手的装备同时又是骑士的装备。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隋书·突厥传》载：“突厥男子好樗蒲，女子好蹋鞠”，突厥族喜爱的蹋鞠是从汉民族中引进的。有可能突厥把蹋鞠与骑术融合，发展了骑马击鞠的运动。《土耳其大百科全书》对此均有记载。有的学者曾著文论述，公元600年，波斯举行过马毬比赛，这很有可能。因为，公元600年时，突厥人已经建立了在中亚一带的强大的政权，突厥人的马毬运动自然会影响和传播到周边地区，所以土耳其人才会得出“今日马毬运动是中亚突厥族马上运动项目之一”的结论。公元8世纪唐人杜环滞留中亚时，看到大宛国“国中有波罗林，林下有毬场”，“末禄国以五月为岁首，每岁以画缸相献，有打毬节、秋千节，其大食东道使镇于此”。突厥族还曾对印度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入侵，并传播了马毬运动，其皇家办事处的标记之一，便是马毬杆和一个金色的毬。尤其是在莫卧儿帝国时代，马毬已成为宫廷娱乐活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迷恋马毬的国王阿克巴不仅经常挑灯夜战，而且还制定了马毬的规则。如比赛前要挑选赛手，每队一般10名赛手，每20分钟替换2名队员。为了增加比赛的兴趣，阿克巴国王还立有赌赛条件。除此之外，国王还发明了一种能闪光的毬，以便夜晚比赛使用。当时的马毬杖长约2米，手柄处裹以红皮革，杆上缀以金环，顶端缀有圆形金银饰物，以示高贵身份。毬为木质，外蒙以红皮革。比赛中，国王每进一毬，需鸣奏喇叭，比赛结束后，还得进行精彩的骑术表演。当时的马毬场呈正方形，长宽各200米，东西两端各设一毬门，毬场的四周建有栅栏。
也有学者认为，马毬由吐蕃流传到吉尔吉特(现在印度谟和克代米尔省)和契特拉尔(从前印度西北边省一个邦，现属巴基斯坦共和国)，可能也到了曼尼普尔(印度东北边界，现是印度的中央直辖区)。马毬在印度盛行了几个世纪，16世纪之后，马毬在印度中断了二百余年，一直到1863年马毬才从曼尼普尔经由喀查县来到孟加拉省和东巴基斯坦省。(《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7辑苏竞存文)
巴基斯坦地处兴都库什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吉拉斯发现的古代马毬运动岩刻画，北部地区现存的古老马毬场，都证明马毬是该地区古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钵露罗(Polulo)王国，吐蕃和拉达克的人们称这一地区为“巴尔蒂”(Bzlti)。这里居住的人口91％几乎都是藏裔。巴尔蒂斯坦原在中原王朝治下，公元720年后，由吐蕃控制这一地区。巴尔蒂语是藏语的分支，巴尔蒂人的生活习俗也同于吐蕃人的嗜好，尤其酷爱马毬运动。因此，巴尔蒂斯坦有“小西藏”之称。
从吉拉斯所发现的一些纪元前的岩画上，刻有马、毬、毬杆，三个骑马人，正持杆杖击打地上的圆毬。这可以证明马毬是巴尔蒂和周边地区的盛况。巴尔蒂斯坦有许多宗教节日。如迈分节、努鲁兹节、开斋节等等，每当节日都要进行音乐和马毬等活动。
巴尔蒂语有Polo一词，指毬或者柳树的圆的部分或树瘤。在当地的语言中，马毬有不同的名称。在吉尔吉特，马毬都叫做“巴拉”(Balah)，在阿斯托尔被叫做“哈罗”(Halo)。在巴尔蒂斯坦开展的马毬运动，可以分为骑马打毬和步行打毬两种，使用的毬杖也不同。同时，在举行马毬比赛时，乐师们要用鼓和笛子演奏“萨德迦拉”等四种曲目。打马毬时，每一次进毬后的发毬，称之为“达福格”，实际上“达福格”系指发毬。巴尔蒂斯坦还流行《格萨尔》传说。凡举行马毬比赛，都要求马毬队员朗诵格萨尔传说某一韵文部分诗句，以给马毬比赛增加生气，也给运动员的斗志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
巴尔蒂斯坦称马毬为“Polo”。据考证“Polo”源出自吐蕃(西藏)语，波斯语中没有波罗一词，就是连整个阿拉伯语中也没有这个词。也有学者从语言学和音韵学考证“毬”字，认为“毬”是波斯语“Gui”的对音，其语根也许是借用汉语的毬字；就读音比较，如果借用汉语的鞠字，则更为近似。
据此推理，巴尔蒂斯坦的马毬运动完全是继承吐蕃的习俗，甚至一直至今天也是这样。
波斯(伊朗)有着悠久的饲养马匹的历史，宰杀良马的人会受到严惩。在波斯语中，马毬被称作为“乔甘”(Chogan)。文献记载，波斯早在公元600年时，已有马毬运动，波斯人在古代的战争之余，经常进行马毬比赛。并逐步完善了规则和击毬技术，并也摸索出马与人配合的一套经验。马毬在波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至今仍然盛而不衰。
三 结语
对丝绸之路马毬历史的寻踪，是具有难度较高，并拥有神秘色彩的一项课题。在艰辛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古代东亚、中亚有关马毬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特征。尤其是文献资料中对丝绸之路境外段的马毬历史的记述，更使人对丝绸之中路马毬运动的历史视野进一步扩大。从巴基斯坦北部的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中，使我们更深入了解了马毬与吐蕃之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对中国汉唐帝国、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国马毬运动的开展，及汉人、吐蕃人、突厥人、穆斯林等民族曾对马毬所作的贡献更为清晰。
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马毬研究开凿了一条新的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马毬的渊源，触摸千余年来，中国和西域诸国，以及中亚、西亚诸国之间的马毬交流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