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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人尽皆知的人物，其实，还有一个罗家伦，和梅贻琦并驾齐驱。随着当前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中带来的诸多问题，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并发掘罗家伦的价值。罗久芳作为罗家伦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长期在美国大学任职，20世纪70年代开始整理父亲译稿，不久前她推出了回忆录《我的父亲罗家伦》。她以亲身回忆为主线，用真挚的感情，客观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操办教育等，期间交织着爱情与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在罗久芳的眼中，父亲罗家伦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和蔼的好爸爸。罗家伦虽然满腹才学，但是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却采取宽松政策。然而他在众人眼里，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家伦与胡适一样，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并且是 “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他早年求学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民国时期，长期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南京大学（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就是由他所倡导。
罗家伦在教育领域是身体力行的改革派人物。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并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阅读本书不难发现，他虽然在清华大学仅担任两年校长，但是他对清华的革新可谓空前绝后，为后来梅贻琦掌管清华铺平了道路。刚任职之时，他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他说：“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同时他又指出：“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而之前的清华，是不招收女生的，从他开始，一扫传统观念，首先实现了男女同校。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优秀的管理人才，其次才应该是一名学者。罗家伦就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他出任清华校长时，学校原有55位教授，他一次性就解聘了37位学术平庸的教授。这在当时无异于晴天霹雳。随即，他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多达几十人。这些人加盟清华，大大增强了清华的办学实力。为了聘请到著名教授，罗家伦常常放下校长的架子，甚至用“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化学者。比如，他到南开大学聘请蒋廷黻，蒋廷黻是不愿意离开的，但罗家伦硬是“死缠烂打”，磨了一夜，蒋廷黻被他求贤若渴的精神感动，最后终于答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为了延续中国文脉，保留读书的种子，罗家伦组织国立中央大学有计划地西迁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全体师生、眷属，及全部教学科研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较之北大清华南开的迁徙，国立中央大学有着周密的准备和部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悲壮而豪迈的。迁徙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在这种不利的办学环境里，罗家伦激励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在他的眼里，环境不论怎样恶劣，教育是不能停止的，这同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罗久芳在抗战前生于南京，抗战中在重庆度过童年。当时她印象中的父亲，总是一边忙工作，一边躲避日军的炸弹。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罗家伦和所有有骨气的中国人一样，非常镇定，对战火丝毫也不畏惧。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由于过于劳累，腰痛得厉害，连连在床上打滚。她在本书中回忆，如果父亲出门在外，每周必写一封家信，其中有一段文字用正楷毛笔字写，其目的是方便年幼的儿女们阅读。父亲做事的细腻、认真和周密，成为子女们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罗家伦的一生丰富而多彩，在一本书中显然不能面面俱到地涵盖他的全部。罗家伦作为教育家，真正心怀教育报国的梦想，不计较个人的名位之得失。而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界，行政化、官僚化倾向严重，学术风气令人忧心，真正的大学理想、大学精神却渐行渐远。罗家伦这样的教育家，今何在？
在罗久芳的眼中，父亲罗家伦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和蔼的好爸爸。罗家伦虽然满腹才学，但是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却采取宽松政策。然而他在众人眼里，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家伦与胡适一样，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并且是 “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他早年求学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民国时期，长期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南京大学（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就是由他所倡导。
罗家伦在教育领域是身体力行的改革派人物。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并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阅读本书不难发现，他虽然在清华大学仅担任两年校长，但是他对清华的革新可谓空前绝后，为后来梅贻琦掌管清华铺平了道路。刚任职之时，他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他说：“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同时他又指出：“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而之前的清华，是不招收女生的，从他开始，一扫传统观念，首先实现了男女同校。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优秀的管理人才，其次才应该是一名学者。罗家伦就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他出任清华校长时，学校原有55位教授，他一次性就解聘了37位学术平庸的教授。这在当时无异于晴天霹雳。随即，他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多达几十人。这些人加盟清华，大大增强了清华的办学实力。为了聘请到著名教授，罗家伦常常放下校长的架子，甚至用“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化学者。比如，他到南开大学聘请蒋廷黻，蒋廷黻是不愿意离开的，但罗家伦硬是“死缠烂打”，磨了一夜，蒋廷黻被他求贤若渴的精神感动，最后终于答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为了延续中国文脉，保留读书的种子，罗家伦组织国立中央大学有计划地西迁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全体师生、眷属，及全部教学科研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较之北大清华南开的迁徙，国立中央大学有着周密的准备和部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悲壮而豪迈的。迁徙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在这种不利的办学环境里，罗家伦激励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在他的眼里，环境不论怎样恶劣，教育是不能停止的，这同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罗久芳在抗战前生于南京，抗战中在重庆度过童年。当时她印象中的父亲，总是一边忙工作，一边躲避日军的炸弹。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罗家伦和所有有骨气的中国人一样，非常镇定，对战火丝毫也不畏惧。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由于过于劳累，腰痛得厉害，连连在床上打滚。她在本书中回忆，如果父亲出门在外，每周必写一封家信，其中有一段文字用正楷毛笔字写，其目的是方便年幼的儿女们阅读。父亲做事的细腻、认真和周密，成为子女们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罗家伦的一生丰富而多彩，在一本书中显然不能面面俱到地涵盖他的全部。罗家伦作为教育家，真正心怀教育报国的梦想，不计较个人的名位之得失。而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界，行政化、官僚化倾向严重，学术风气令人忧心，真正的大学理想、大学精神却渐行渐远。罗家伦这样的教育家，今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