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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鸟律师接案，闺蜜要抢她的拆迁款
我叫罗丽丽，今年23岁，在天津市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实习。带我的师傅姓贾，39岁，律所的合伙人，人称“一部行走的法典”。由于师傅不用坐班，常年在外办公，所以，律所接待来访者的任务基本就归我了。
5月17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翻法条，进来一位将近50岁的中年妇女，容貌中上，但气质绝佳，看着是个外柔内刚，通情达理型的知识女性。
经了解，她叫高敏，今年46岁，在北塘中心城区开了一家养老院，今年那一片区要拆迁了。听说补偿款将近900万元。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高敏的闺蜜居然来跟她抢拆迁款了。
高敏的闺蜜叫张小玲，13年前丈夫患癌症去世，此前为了给丈夫治病，欠了一屁股债，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挣扎求生，生活苦极了。无奈之下，她打算把渔村的五间房都卖了，自己背上孩子到东郊区的大棚里给人家种菜去。
张小玲走了之后，高敏打越洋电话跟在日本打工的丈夫王宝泉商量，能不能先借些钱给张小玲母子度日。王宝泉说救急不救穷，不如先把她的五间房买了，等老了之后就在渔村那边安度晚年。
于是，高敏把丈夫多年打工攒下来的32万块钱给了张小玲。王宝泉怕她不仔细，还特意从日本回来，签了一张详细的购房合同。当时张小玲对高敏夫妇千恩万谢。按当时的市价，6万多块钱买一间渔村小平房是够贵的！但是高敏可怜她，无亲无故还要拉扯俩孩子，就豪爽地买下了。
接下来的13年里，他们陆陆续续投进去51万块钱，把100多平方米的三间小房扩建成了将近400平方米、拥有15间房的养老院。13年间，陆陆续续住进来100多位老人。
由于双方都太忙，张小玲去了大棚后，闺蜜之间也渐渐没了往来。没想到，今年5月份的一天，得知房子要拆迁的张小玲，突然带着两个孩子打上门来，一上来就说，要高敏还她的房。
叙述完，高敏满眼期待地望着我！随即掏出了四五页纸递给我，这是一份手写的合同，因为年代久远，纸张都发黄发脆了，但上面的字迹却清晰可辨。合同构成的要件一点儿都不缺，从字面上看不出任何的问题。
我又把那张合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问题。于是试探地问高敏：“您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出现过什么问题？有什么争议？房款是否当时就付清了？有没有付清房款的证据呢？”
在她思索的当口，我觉得这个案子标的太大，也怕有自己看漏的地方，于是就借口给她倒水，起身到别的房间给师傅打电话去了。师傅听完我的话，在电话里说：“嗯，知道了。你先问她诉求，我这就赶回来。”
可等我挂了电话返身回到接待室的时候，发现高敏已经不在了。她居然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待师傅回到所里，皱着眉听完我的陈述，看了两眼合同复印件，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嘛，这个合同不成立。双方都有过失。”
我大吃一惊，翻来覆去地看合同，半天也没找到线索，问师傅到底怎么看出來的。她敲着我的头说：“等她来你自己问她，还有看看合同法，动动脑袋瓜子。”说完，她迈开长腿又走了。
没过几天，如师傅所说高敏又来了。她带着几分歉意，解释说当日丈夫心脏病突发，请我千万别介意。根据经验，我推测合同可能涉及什么个人隐私，而慢热型的人，是不会一开始就和陌生人吐露太多个人信息，哪怕是自己的律师。
我换个方式问她：“是不是张小玲又来闹了？”她点点头。我趁热打铁地问她知不知道那女人为何如此嚣张？她没有回答，避开了我的目光问：“是不是有规定城市里的人不能买农村的房子？”
原来如此！师傅说这个合同是无效合同，关键就在这里了。《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当中第二条明文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张小玲家的5间小平房，属于农村宅基地的性质。高敏是城镇居民，这样一来，她确实根本没有资格购买张小玲家的住宅。根据《合同法》第52条中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无效合同。
听完我的解释，高敏难过地绕着手指头说：“我走了几家律师行，大家都这么说，说这官司打不赢。”顿了一会，她眼圈泛红地说：“难道我十几年的经营真的就这样没了吗？那养老院的老人怎么办呢？”我心里也是一阵悲凉，起身打电话问师傅，这个案件接不接？师傅回答说：“你傻啊！这么大标的，你问我接不接？”听这口气，我就知道师傅有必胜的把握，期待看看贾大律师如何逆天改命。
开局不利，合同无效我方败诉
接了案子后，我被师傅指使去了一趟养老院，刚进村，我就看到大红色的拆字在院墙上格外醒目，很多人家在家门上贴了喜字，挂了灯笼盘了地龙（花炮），兴奋的情绪笼罩在村子的上空，而高敏家养老院，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个两层的小楼，刷了素白墙面，特别干净，为了方便车辆的出入，他家还用青砖铺了一条通向村口的路。看得出，高敏和丈夫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这家养老院上了。
高敏带着我在养老院逛了一圈。一路上高敏热情地和看见的每一位老人打招呼，向我介绍着他们的情况：这是位老师，去过西藏支教，因为高原反应，被学生背到医院，后来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却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生;这是位医生，曾经是援非的专家，可惜他无儿无女，总说自己在等待末日的审判……
她突然停下脚步说：“小罗你知道，人都会老，老了会嚼不动想吃的东西，不记得回家的路，会尿裤子，会祈求去得平静而有尊严。我想做的就是让这些老人平静、没有痛苦地走完剩下的路，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的终点。"
“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父母，或者未来的自己，我总觉得这些老人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一个也不愿意舍弃。要是没了拆迁补偿款我该怎么办？要怎么再建一所养老院？这些老人会被送去哪里，经历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她转过头哽咽起来。
走出养老院，我突然明白了师傅的用意，她是要用事实告诉我，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合同纠纷官司，这是一场必须赢的硬仗。可是，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事情反转呢？
我叫罗丽丽，今年23岁，在天津市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实习。带我的师傅姓贾，39岁，律所的合伙人，人称“一部行走的法典”。由于师傅不用坐班，常年在外办公，所以，律所接待来访者的任务基本就归我了。
5月17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翻法条，进来一位将近50岁的中年妇女，容貌中上，但气质绝佳，看着是个外柔内刚，通情达理型的知识女性。
经了解，她叫高敏，今年46岁，在北塘中心城区开了一家养老院，今年那一片区要拆迁了。听说补偿款将近900万元。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高敏的闺蜜居然来跟她抢拆迁款了。
高敏的闺蜜叫张小玲，13年前丈夫患癌症去世，此前为了给丈夫治病，欠了一屁股债，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挣扎求生，生活苦极了。无奈之下，她打算把渔村的五间房都卖了，自己背上孩子到东郊区的大棚里给人家种菜去。
张小玲走了之后，高敏打越洋电话跟在日本打工的丈夫王宝泉商量，能不能先借些钱给张小玲母子度日。王宝泉说救急不救穷，不如先把她的五间房买了，等老了之后就在渔村那边安度晚年。
于是，高敏把丈夫多年打工攒下来的32万块钱给了张小玲。王宝泉怕她不仔细，还特意从日本回来，签了一张详细的购房合同。当时张小玲对高敏夫妇千恩万谢。按当时的市价，6万多块钱买一间渔村小平房是够贵的！但是高敏可怜她，无亲无故还要拉扯俩孩子，就豪爽地买下了。
接下来的13年里，他们陆陆续续投进去51万块钱，把100多平方米的三间小房扩建成了将近400平方米、拥有15间房的养老院。13年间，陆陆续续住进来100多位老人。
由于双方都太忙，张小玲去了大棚后，闺蜜之间也渐渐没了往来。没想到，今年5月份的一天，得知房子要拆迁的张小玲，突然带着两个孩子打上门来，一上来就说，要高敏还她的房。
叙述完，高敏满眼期待地望着我！随即掏出了四五页纸递给我，这是一份手写的合同，因为年代久远，纸张都发黄发脆了，但上面的字迹却清晰可辨。合同构成的要件一点儿都不缺，从字面上看不出任何的问题。
我又把那张合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问题。于是试探地问高敏：“您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出现过什么问题？有什么争议？房款是否当时就付清了？有没有付清房款的证据呢？”
在她思索的当口，我觉得这个案子标的太大，也怕有自己看漏的地方，于是就借口给她倒水，起身到别的房间给师傅打电话去了。师傅听完我的话，在电话里说：“嗯，知道了。你先问她诉求，我这就赶回来。”
可等我挂了电话返身回到接待室的时候，发现高敏已经不在了。她居然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待师傅回到所里，皱着眉听完我的陈述，看了两眼合同复印件，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嘛，这个合同不成立。双方都有过失。”
我大吃一惊，翻来覆去地看合同，半天也没找到线索，问师傅到底怎么看出來的。她敲着我的头说：“等她来你自己问她，还有看看合同法，动动脑袋瓜子。”说完，她迈开长腿又走了。
没过几天，如师傅所说高敏又来了。她带着几分歉意，解释说当日丈夫心脏病突发，请我千万别介意。根据经验，我推测合同可能涉及什么个人隐私，而慢热型的人，是不会一开始就和陌生人吐露太多个人信息，哪怕是自己的律师。
我换个方式问她：“是不是张小玲又来闹了？”她点点头。我趁热打铁地问她知不知道那女人为何如此嚣张？她没有回答，避开了我的目光问：“是不是有规定城市里的人不能买农村的房子？”
原来如此！师傅说这个合同是无效合同，关键就在这里了。《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当中第二条明文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张小玲家的5间小平房，属于农村宅基地的性质。高敏是城镇居民，这样一来，她确实根本没有资格购买张小玲家的住宅。根据《合同法》第52条中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无效合同。
听完我的解释，高敏难过地绕着手指头说：“我走了几家律师行，大家都这么说，说这官司打不赢。”顿了一会，她眼圈泛红地说：“难道我十几年的经营真的就这样没了吗？那养老院的老人怎么办呢？”我心里也是一阵悲凉，起身打电话问师傅，这个案件接不接？师傅回答说：“你傻啊！这么大标的，你问我接不接？”听这口气，我就知道师傅有必胜的把握，期待看看贾大律师如何逆天改命。
开局不利，合同无效我方败诉
接了案子后，我被师傅指使去了一趟养老院，刚进村，我就看到大红色的拆字在院墙上格外醒目，很多人家在家门上贴了喜字，挂了灯笼盘了地龙（花炮），兴奋的情绪笼罩在村子的上空，而高敏家养老院，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个两层的小楼，刷了素白墙面，特别干净，为了方便车辆的出入，他家还用青砖铺了一条通向村口的路。看得出，高敏和丈夫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这家养老院上了。
高敏带着我在养老院逛了一圈。一路上高敏热情地和看见的每一位老人打招呼，向我介绍着他们的情况：这是位老师，去过西藏支教，因为高原反应，被学生背到医院，后来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却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生;这是位医生，曾经是援非的专家，可惜他无儿无女，总说自己在等待末日的审判……
她突然停下脚步说：“小罗你知道，人都会老，老了会嚼不动想吃的东西，不记得回家的路，会尿裤子，会祈求去得平静而有尊严。我想做的就是让这些老人平静、没有痛苦地走完剩下的路，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的终点。"
“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父母，或者未来的自己，我总觉得这些老人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一个也不愿意舍弃。要是没了拆迁补偿款我该怎么办？要怎么再建一所养老院？这些老人会被送去哪里，经历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她转过头哽咽起来。
走出养老院，我突然明白了师傅的用意，她是要用事实告诉我，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合同纠纷官司，这是一场必须赢的硬仗。可是，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事情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