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汤山到火神山:这位80岁老人,是两座建筑奇迹背后的最大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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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經历生老病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医疗设施的建设。我虽年过七旬,但我愿意脚踏实地与广大同行一道继续前行,不断进取,为改善我国的医疗设施面貌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是黄锡璆(qiú) 2012年获得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后,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
  那年,他72岁。
  8年后,当国家紧急决定在疫情发源地和重灾区的武汉建设火神山医院时,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建筑设计师,80岁的黄锡璆再一次临危受命。
  火神山从决定兴建,到交付使用,只用了10天的时间。
  打造“中国速度”的,是7000多名勠力鏖战的一线建设者和八方支援的强大体系,而作为背后的总设计师,黄锡璆功不可没。
  在黄锡璆带领团队的技术支持下,仅仅用了60个小时,两天两夜,火神山的施工图就顺利出炉了!
  其实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黄老率领的医疗建筑团队,在短短的7天之内就完成了小汤山医院艰巨的设计任务。
  从小汤山,到汶川、玉树,再到火神山,黄锡璆总是那个在“危难之时显身手”的担当者。
  迈入2020年,开局的一场疫情便预示了这不是一个太平年。如今已届八旬的黄锡璆本该在家平安度日,可大年初三,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下了一封“请战书”:
  “鉴于以下三点:本人是共产党员;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家中牵挂少;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经验。本人向组织表示,随时听从组织召唤,随时准备出击参加抗击工作。”
  面对各方盛赞,黄老表示:“这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我们还在后方,人家都到前线了,比我们更辛苦。医务人员是很伟大的,都不容易。”
  家国有难,他无法袖手旁观。
  2003年4月23日,北京“非典”患者剧增,在医护人员被大量感染,床位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设计任务,落在了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的头上。
  62岁的黄锡璆当时患有眼疾,不宜长时间工作。但接到通知后,他无暇顾及不堪疲累的双眼,带病连夜手绘设计草图。
  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上级领导要求他三天三夜内完成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任务。
  为了尽快出图,黄锡璆和他的设计团队几乎24小时接力式画图。
  “设计团队30余人,现场有7000人等着我们的图,大家都很着急。”
  但有过多年医院建设经验的黄锡璆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这样短时间内建成的医院,不足以在隔离、通风、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达到烈性传染病医院的标准,也会对医护人员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与相关单位和部门沟通协调,甚至发生过激烈争吵。
  黄锡璆深知,救治病人的医院不能只提供病房,不是生死之间的中转站,更不能走形式主义路线,它是救死扶伤的场所,是为生命托底的所在。

  那段和死神抢时间的日子,他几乎每天忙碌到深夜12点,甚至凌晨3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然而,翌日清晨,他又会早早来到小汤山设计工地。身边没有桌子,他就蹲在马路边画图纸。
  一边设计一边施工,7天7夜后,小汤山医院在5月1日深夜接收了第一批患者。
  几天后,世界卫生组织、香港医管局等地的专家前来实地考察,他们对设施布局、流程技术等赞不绝口。
  洁污分区分流,医患分区分流,严格的卫生隔离,使得这所“速成”医院创造了共收治病人680名,康复672名的奇迹,而在小汤山医院日夜奋战的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在建成的两个月时间里,小汤山医院共收治了世界十分之一、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患者,治愈率超过98.9%,为北京市有效控制“非典”疫情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被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为“医疗史上的奇迹”。
  这份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设计师的黄锡璆将自己毕生的钻研所学用在了“刀刃”上,这份来自心底对生命的敬畏,让他笔下绘制的医院图纸总能做到最大程度的精益求精。
  当新的疫情在17年后再次卷土重来时,黄锡璆不无感慨:“没想到小汤山医院的图纸还能再用一次,虽然我们不希望它再次被使用。”
  以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为雏形,黄锡璆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很多改进和优化的新建议。9天后,火神山医院从他的设计图中拔地而起!
  4天后(2月6日),雷神山医院验收移交!
  美国脱口秀主持人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做到。”
  谈及医院建筑设计的初衷时,黄锡璆在多年前就说过:“让病人走最短的路看完病,是我搞设计最大的原则。”
  以人为本,经世致用,是他一贯的专业恪守之道。
  追溯这条路的起点,来自于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1941年,黄锡璆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这个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华侨家庭为男孩儿取名“黄锡璆”,以“璆”命之,无非是希望他一生如美玉一般,平安吉祥,怀瑾握瑜。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华侨选择归国。但当时的印尼政府规定,一旦回国,必须放弃印尼国籍,并签字保证不再回原居留地。
  那时正读高一的黄锡璆,毅然决然地在当地政府移民局“保证一辈子不再回去”的契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回忆那段归乡之路,黄老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老一代印尼华侨纷纷捐钱支援国内抗战,有的华侨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给国家,还有很多人回国参加抗日部队,为国效忠。上高中时,很多老师都号召我们回国学习本领,参加祖国的建设。”   这份家国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液中。1957年,當时只有16岁的黄锡璆和几位同学泪别父母,踏上了“芝万宜”号轮船,在海上漂流了五天五夜后抵达了香港九龙。
  两年后,他考取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开始了他的建筑学生涯。
  在这里,他遇见了被称为“中国建筑四杰”的四位建筑大师: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童寯(jùn)。
  “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有很多老教授是退休后又回来授课的,像童老就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我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感染,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
  1964年8月,黄锡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被分配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上岗之际,国家开始了三线建设,领导有意留他在北京参加一些工程设计。但他坚持“到艰苦的第一线”、“要下海游泳”。
  这一次“下海”,他的脚踏在了四川泸州自贡的土地上。这片土地上的工厂车间设计、医院设计、食堂设计等等和民生经济息息相关的建筑物,皆起于他的才思和匠心。
  后来,十年浩劫开始了,作为海外归来的华侨,他戴上了“黑九类”的帽子,插秧、挑粪、装卸货物……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却也让他沾满泥土的双脚变得更加坚实和有力。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会更多地关注实际。在做工程的时候,往往更多地考虑这个建筑是否实用。我选择医疗建筑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

  医院首先解决的是病人看病、环境安全等问题,若片面强调美观而忽视使用功能,就不太实用,病人看病可能会不太方便。”
  在十年浩劫期间,除了日常干脏活累活,黄老还自学了英语。难以想象,在那个“排外”和艰苦的年代,他是如何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因为拥有扎实的英语功底和一流的专业水准,1984年,黄锡璆被公派到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两年。
  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其生物学、医学、建筑学等学科领域在整个欧洲名列前茅。
  留学期间,他很少花时间欣赏比利时的四时风物,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
  “我们学建筑的也喜欢参观建筑看风景,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宝贵,希望多学习阅读多做分析研究,争取把学位拿到。如果拿不到学位,回来跟单位怎么交代?怎么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国家!”
  留学期间,他的勤奋和成绩让导师对他青睐有加,他的导师帮他争取到了读博士的名额。
  1987年,黄锡璆获得了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医疗建筑的留学博士。
  博士毕业后,比利时、美国、新加坡等国曾提供优越的条件聘请他,可他丝毫没有动摇,甚至劝导同学和他一起回国。
  “我们出去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的收入,国家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黄锡璆带着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回国,提交了一份份出色的医院设计方案。然而当时国内的整体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他太过“前卫”的设计并没有得到器重。

  “那时候我们在创业,人家还不怎么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机械工业部的下属单位,人家说机械工作是做工厂的,做什么医院,不相信我们。我跟人家说了半天,人家对我们还是将信将疑。我们提交给医院的设计方案,常常得不到采纳。没办法,我们只能通过业绩来证明自己,耐心地去说服人家。”
  屡屡受挫后,黄锡璆并没有将这些先进的设计思想“束之高阁”,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条件,他将思路转向了小医院。
  他带领团队辗转在金华、九江、宝鸡、临淄等地的一些小医院,那些医院大的有一万多平方米,最小的只有3300平方米。但黄锡璆努力在其中寻求突破口。
  就这样,在摸爬滚打中,他渐渐将这条幽暗难行的小路变成了通衢大道。
  不久,凭借金华中医院的科学设计,他获得了机械工业部优秀工程设计奖,被誉为“南国江城第一院”的金华中医院让黄锡璆名声大震。
  1992年,佛山市要兴建一座总面积16万平方米,总投资6亿元的大型综合性医院。这样大规模的医院建筑,在当时的国内屈指可数。
  而黄锡璆为了拿下这个项目,曾五赴佛山。
  他开创性地运用方格网络交通模式设计、医院主街设计、半集中式布局,并设计多通道式影像中心、生物洁净手术部、下沉式广场、自动扶梯、200多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库,这些设计在国内医院均属首次采用。
  正像时任佛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的谭伟棠称道的那样:“医院启用当年,就创下了日门诊量4600人次的历史记录,甚至珠三角、港澳地区的人都过来看病。国内有基建项目的三甲医院基本都来参观过。我印象中,来参观考察的医院有一两千家。他们说看了很多医院,觉得我们这个医院布局是最好用的。”

  为了感谢黄锡璆为这家医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内,特意为他建造了一尊用青铜铸就,昂首在汉白玉基座上的浮雕头像,这是国内第一次为建筑师设立铭石。
  他参与的设计项目获得过56个省部级以上的医疗建筑设计奖项,黄锡璆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医院奠基者”。
  据说,在黄锡璆工作期间,平均每年出差超过100天,他的办公室,始终放着一个随时待命的拉杆箱,里面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只要单位有召唤,他便随时和他的这个“伙伴”奔赴现场。
  2001年,黄锡璆退休了。退休后,他没有赋闲在家,对专业的荒废在他看来是最大的暴殄天物:
  “我喜欢工作,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公司需要,我愿意一直工作下去。”
  迄今为止,他已经主持设计了200 多项医疗工作的项目设计,带领我国医院建筑规划与设计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为中国人建造自己的现代化医院,改善中国人的就医环境”是黄锡璆毕生追求的梦想。
  而他的梦想,又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释放出最明亮的光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一个国家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总有一群像黄老这样的人,在灾难之际挺身而出,守护一个民族的现在和将来。
  和平时期的英雄,其实只是有智识、有勇气、有担当的凡人。时代赋予的光辉,也不过是他们灵魂深处透射出来的热力而已。
  在武汉的宣传片中,有这样一句令人动容的话:“武汉,我们等你!也请你们,等等武汉!”
  愿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烟火人间,早日回到我们的身边。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作者:荠麦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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