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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快速变化和频繁改革中的中国大学,各种矛盾相互缠绕,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只要看一看如今的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我们就会发现,几乎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如院校合并、学科分合、职称评聘、学术评价、教学评估、业绩考核、住房分配等,都会引起激烈争议。有些争议甚至激烈到了影响学校稳定的程度。
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和争议?仅仅宣称“在一个利益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争议是在所难免的”,或“转型期的社会,本就新旧、内外等各种矛盾相互缠绕,争议乃理所当然”,似乎皆言不及质、无济于事。如果说利益冲突乃是争议的根源,那么中国大学眼下的很多争议,从根本上说主要不是来自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利益关系,而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基本利益冲突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并形成合理化的制度安排。一些新出台的“改革”措施遂建立在一个不适切的制度基础之上,或舍本逐末,或徒增纷扰,从而使利益冲突表面化、尖锐化。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刘道玉语),原因即在于此。这里所说的基本利益关系,系就大学内部治理而言,指的是“大师”“大官”和“大众”三者间的关系。
一、“大师”与“大官”
“大师”和“大官”分别代表着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反映了大学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大学是在外敌入侵、列强环伺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以培养富国强兵的致用之才为首要目标,国家规划、行政主导,通过制度移植和制度强制自上而下地进行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这种大学制度既不接“土气”(以书院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经验),又难通“洋魂”(以“学术自由”“专家治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反倒造就了行政权力独大且日大的治理格局。1990年代中期以来“书院精神”“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等的理论倡扬,以及对民国时期旧大学、特别是蔡元培执校期间北大改革的不断追思,就产生于这一历史语境之中。至于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则基本上是一个假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并不存在与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相制衡的组织化或制度化的学术权力,而“学术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因功能在咨询而非决策,亦难以发挥其制衡作用。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大学中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那它也只发生在强大的行政组织与分散的学者个体之间。
行政权力独大必然造成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政治—行政”逻辑对于“学术—教育”逻辑的僭越。从过去把高等学校视为“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进而将其当做“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到1990年代为了拉动经济进行快速的大学规模扩张,再到如今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而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反映的都是同一个权力运行逻辑。以“争创一流大学”和“做大做强”为旗帜的院校合并、系科整合、学术评价和教学评估等,与其说来自“学术—教育”活动主体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不如说是来自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的外在规驯和强制。
行政权力独大的另一自然后果是学术与官僚的合一。一方面是“官僚的学者化”,即学术官僚利用行政权力抢占“学术—教育”资源,并通过一整套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制定的评价、评估制度,把学术资源变成学术名位,其甚者俨然以“大师”自居;另一方面是“学者的官僚化”,即那些造诣深、有名望的学者(且不说“大师”,如今的中国大学堪称大师者寥若晨星),鉴于难以抗衡行政权力,其上者采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不介入态度,更常见的则是与行政权力共谋或争取把自己转化为官僚,以便在获取正当或不正当的学术名位时处于有利位置。为了竞聘一个处级甚至副处级行政岗位,众多大学教授亮相登场、摩拳擦掌,已成为中国大学的奇特风景,其奥妙在此。这是制度性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平性竞争使然,不能怪教授们“庸俗”。
二、“大师”与“大众”
“大师”与“大众”分别代表着学术精英与普通学者、学术大众,反映了学术研究中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矛盾关系。我们这些年乐于不断重复、以至有点儿让人生厌的一句话是:“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德艺双馨的大师确为大学的灵魂,也是大学师生的精神标杆。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大师就是那些以其深厚学养和敏锐目光引领大家走向学术最前沿的人。没有大师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因而,大师理应受到人们的尊崇,此乃办好大学的不二法门。可是,办好大学又不能仅靠大师:一所大学(哪怕是世界名牌大学)能拥有的大师毕竟是少数,即使能把所有大师都集中到一所大学中来,也未见得是件好事;大师要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批水平不一、特长各异学者的支持与配合。学术精英与普通学者的共在和相互依赖,意味着大学应对二者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合理安排,至少要形成一个明晰而合理的思路。
过去,基于反传统、反精英的“革命”立场,我们曾以政治尺度取代学术尺度,进而让大众凌驾于精英之上,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常识都抛弃了,让中国的科学、学术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以后,基本常识逐渐恢复;1990年代以来,出于“争创一流大学”和建设重点学科、学位点的需要,人才竞争愈演愈烈,高水平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成了“抢手货”。学术精英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地位的凸显,宣告了过去政治化的大众主义的破产,使学术评价的内在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但因之而来的一个负面现象是:部分学术精英俨然以学术资本家面目出现,垄断乃至独占学术资源,使普通学者的学术权利和研究空间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凌或挤压。当有的学校宣称“只要稳住10%～20%的学科带头人即可,其他人员若想离开,我们随时欢送”时,表达的并不是“来去自由”的开放理念,而是对于普通学者学术权利和劳动成果的漠视乃至无视。同时,过去的政治化大众主义部分地转化为如今的市场化大众主义:有时候,我们并不能准确把握大众学术明星与真正学术大师的分野,似乎谁掌握的学术经费越多、谁在大众传媒上的出镜率越高,学问就越大;教学评价中过分倚重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主要通过学生给教师打分的方式),以至于使后者成了教学评价的根本依据……这些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表明,在学术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精英学者与普通学者、学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关系的处理上,我们的大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览全局、明晰有效的治理思路。
三、“大官”与“大众”
“大官”与“大众”分别指管理精英和普通管理者,反映着学校管理中长官负责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之间的矛盾。
在大学中,由于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学术权力的有效制衡,而相关的群众性组织(如“工会”)既无法代表“大众”(不管是学术大众还是管理大众),也无法构成影响大学决策的实质性力量,于是,行政权力独大不仅表现为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的僭越,更表现为行政权力对于学校各项决策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决策基本上是一句空话。行政权力在形成各种决策的过程中,固然也常常摆出征询“民意”的架势,但真正的“民意”是否被接受,完全取决于行政权力自己的意愿。如今中国高校内部各种政策和制度的订定,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行政权力独大配合以科层制官僚体制,自然会造成长官意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学的一些行政长官已经开始把长官负责制(如“校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理解为长官独裁。面对大众对“独裁”的质疑,一些长官甚至公开“据理力争”:“我就是要独裁!不独裁,大家七嘴八舌,我听谁的?我又何以为本单位的发展‘负责’?”为了使长官意志落到实处,在下级行政人员的选用上,全面的行政管理素质被束之高阁,“听话”已成为最高甚至唯一的尺度。
诚若此,我们不禁要问:靠独裁维系和发展起来的,还是大学么?
(责任编辑:中和)
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和争议?仅仅宣称“在一个利益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争议是在所难免的”,或“转型期的社会,本就新旧、内外等各种矛盾相互缠绕,争议乃理所当然”,似乎皆言不及质、无济于事。如果说利益冲突乃是争议的根源,那么中国大学眼下的很多争议,从根本上说主要不是来自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利益关系,而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基本利益冲突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并形成合理化的制度安排。一些新出台的“改革”措施遂建立在一个不适切的制度基础之上,或舍本逐末,或徒增纷扰,从而使利益冲突表面化、尖锐化。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刘道玉语),原因即在于此。这里所说的基本利益关系,系就大学内部治理而言,指的是“大师”“大官”和“大众”三者间的关系。
一、“大师”与“大官”
“大师”和“大官”分别代表着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反映了大学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大学是在外敌入侵、列强环伺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以培养富国强兵的致用之才为首要目标,国家规划、行政主导,通过制度移植和制度强制自上而下地进行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这种大学制度既不接“土气”(以书院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经验),又难通“洋魂”(以“学术自由”“专家治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反倒造就了行政权力独大且日大的治理格局。1990年代中期以来“书院精神”“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等的理论倡扬,以及对民国时期旧大学、特别是蔡元培执校期间北大改革的不断追思,就产生于这一历史语境之中。至于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则基本上是一个假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并不存在与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相制衡的组织化或制度化的学术权力,而“学术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因功能在咨询而非决策,亦难以发挥其制衡作用。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大学中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那它也只发生在强大的行政组织与分散的学者个体之间。
行政权力独大必然造成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政治—行政”逻辑对于“学术—教育”逻辑的僭越。从过去把高等学校视为“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进而将其当做“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到1990年代为了拉动经济进行快速的大学规模扩张,再到如今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而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反映的都是同一个权力运行逻辑。以“争创一流大学”和“做大做强”为旗帜的院校合并、系科整合、学术评价和教学评估等,与其说来自“学术—教育”活动主体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不如说是来自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的外在规驯和强制。
行政权力独大的另一自然后果是学术与官僚的合一。一方面是“官僚的学者化”,即学术官僚利用行政权力抢占“学术—教育”资源,并通过一整套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制定的评价、评估制度,把学术资源变成学术名位,其甚者俨然以“大师”自居;另一方面是“学者的官僚化”,即那些造诣深、有名望的学者(且不说“大师”,如今的中国大学堪称大师者寥若晨星),鉴于难以抗衡行政权力,其上者采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不介入态度,更常见的则是与行政权力共谋或争取把自己转化为官僚,以便在获取正当或不正当的学术名位时处于有利位置。为了竞聘一个处级甚至副处级行政岗位,众多大学教授亮相登场、摩拳擦掌,已成为中国大学的奇特风景,其奥妙在此。这是制度性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平性竞争使然,不能怪教授们“庸俗”。
二、“大师”与“大众”
“大师”与“大众”分别代表着学术精英与普通学者、学术大众,反映了学术研究中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矛盾关系。我们这些年乐于不断重复、以至有点儿让人生厌的一句话是:“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德艺双馨的大师确为大学的灵魂,也是大学师生的精神标杆。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大师就是那些以其深厚学养和敏锐目光引领大家走向学术最前沿的人。没有大师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因而,大师理应受到人们的尊崇,此乃办好大学的不二法门。可是,办好大学又不能仅靠大师:一所大学(哪怕是世界名牌大学)能拥有的大师毕竟是少数,即使能把所有大师都集中到一所大学中来,也未见得是件好事;大师要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批水平不一、特长各异学者的支持与配合。学术精英与普通学者的共在和相互依赖,意味着大学应对二者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合理安排,至少要形成一个明晰而合理的思路。
过去,基于反传统、反精英的“革命”立场,我们曾以政治尺度取代学术尺度,进而让大众凌驾于精英之上,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常识都抛弃了,让中国的科学、学术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以后,基本常识逐渐恢复;1990年代以来,出于“争创一流大学”和建设重点学科、学位点的需要,人才竞争愈演愈烈,高水平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成了“抢手货”。学术精英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地位的凸显,宣告了过去政治化的大众主义的破产,使学术评价的内在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但因之而来的一个负面现象是:部分学术精英俨然以学术资本家面目出现,垄断乃至独占学术资源,使普通学者的学术权利和研究空间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凌或挤压。当有的学校宣称“只要稳住10%～20%的学科带头人即可,其他人员若想离开,我们随时欢送”时,表达的并不是“来去自由”的开放理念,而是对于普通学者学术权利和劳动成果的漠视乃至无视。同时,过去的政治化大众主义部分地转化为如今的市场化大众主义:有时候,我们并不能准确把握大众学术明星与真正学术大师的分野,似乎谁掌握的学术经费越多、谁在大众传媒上的出镜率越高,学问就越大;教学评价中过分倚重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主要通过学生给教师打分的方式),以至于使后者成了教学评价的根本依据……这些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表明,在学术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精英学者与普通学者、学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关系的处理上,我们的大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览全局、明晰有效的治理思路。
三、“大官”与“大众”
“大官”与“大众”分别指管理精英和普通管理者,反映着学校管理中长官负责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之间的矛盾。
在大学中,由于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学术权力的有效制衡,而相关的群众性组织(如“工会”)既无法代表“大众”(不管是学术大众还是管理大众),也无法构成影响大学决策的实质性力量,于是,行政权力独大不仅表现为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的僭越,更表现为行政权力对于学校各项决策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决策基本上是一句空话。行政权力在形成各种决策的过程中,固然也常常摆出征询“民意”的架势,但真正的“民意”是否被接受,完全取决于行政权力自己的意愿。如今中国高校内部各种政策和制度的订定,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行政权力独大配合以科层制官僚体制,自然会造成长官意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学的一些行政长官已经开始把长官负责制(如“校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理解为长官独裁。面对大众对“独裁”的质疑,一些长官甚至公开“据理力争”:“我就是要独裁!不独裁,大家七嘴八舌,我听谁的?我又何以为本单位的发展‘负责’?”为了使长官意志落到实处,在下级行政人员的选用上,全面的行政管理素质被束之高阁,“听话”已成为最高甚至唯一的尺度。
诚若此,我们不禁要问:靠独裁维系和发展起来的,还是大学么?
(责任编辑: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