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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又称“行押书”,是最生活化的书写字体,介乎楷书与草书之间。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按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讹(“讹”一作“伪”,有所变异之意)。勿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行书快捷、实用、随意、生活化,如行走之势是其外在的表象和行为,而其延伸的两个过渡形式——“行楷”和“行草”,使其功用更加广泛。“行楷”是楷书的演进,相比楷书更加灵动、率性,在个体化的单字之间,有略微的游丝萦带,体现了行书的含蓄美;“行草”则是草书的楷化,相比草书较更为收敛、秀丽和规整,字与字之间的萦带较多,也有字的大小变化和略微的异动,增加了行书动态平衡的魅力。“行楷”与“行草”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易于识认,在楷草之间的创作空间或余地较大。古人曾有“楷如立(站立、端正)、行如行(行走、流动)、草如走(奔跑、飞扬)”的说法,简单地描述了行书书写的绵延不断的“行走”状态以及其与他种书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书的本质特点。
中国的书道,凡篆、隶、真、草诸体,均有一定的规则,唯有行书的规则不清、要求不明,而且楷书、草书,乃至隶书都可以影响行书的书写,这使得行书与各种书体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表现形式也就变得丰富多彩。鉴于上述特点,行书是所有书体中成果最多、大家最多、社会参与程度最高、个性化最容易施展的书体。
从历史的记载和书写的特点看,行书虽与楷书、草书有密切的关系,不少楷草大家都兼能创作行书,但它们之间并无“楷先行后”或“草先行后”的递进和生成关系,而是几乎并兴齐举的共生关系。无论是习字还是鉴赏,不纠正这一思想是很难体会行书的特有的特质和风格的。
在现存比较典型的行书中,三国魏钟繇的《得长风帖》是较早的。梁武帝曾赞钟繇的行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慨叹其书“行间茂密,实在难以超过”。可见钟繇在行书初创之时的影响非同小可。由三国入晋,纸张的使用在南方贵族中间很快流行,为当地行书大家的层出不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一时间,有王廙(有《祥除帖》)、庾亮(有《书箱帖》)、王羲之父子(有6人,著名的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鸭头丸帖》等)、庾翼(有《季春帖》)、王洽(有《仁爱》等帖)、王邃(有《张丞帖》)、谢安(有《善护帖》《每念帖》等)、郗超(有《远近帖》)、王珣(有《伯远帖》)等名家并起,再次确立了“晋字”在中国书道史上的突出地位。宋代所辑古今名帖成《淳化阁》,清代精选历代翰墨为“三希堂”,晋代行书均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和中坚。尽管在书道的研究中,有关晋人行书的碑帖古今多有人质疑(研究晋人行书的碑帖主要依据宋代淳化阁的碑帖拓本,缺少多方面的印证和支持),但是晋代诸种书体,特别是行书的成熟和发达已是有史可证的,尤其是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和作为“三希堂”“一希”的《伯远帖》更能证明晋代行书创作的突出成就。
据《书法要录》载,唐人徐浩曾言:“钟善草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指王献之草书),皆一时之妙。”可见在王羲之的书道生涯和作品中,行书是其最突出的成就与代表。不仅唐太宗要以《兰亭序》陪葬,在唐初还因“上好下甚”引发了摹写王羲之字体的时尚或“艺术运动”。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王书主要是唐初的摹本和集字本。除了人们熟知的《兰亭序》各摹本之外,最著名、最贴近王字本身特点的还要算唐代怀仁和尚辑王字而成的《圣教序》。就连对王字比较挑剔、苛求的康有为也认为怀仁的这一辑本位置天然、章法有序、似有王羲之实写的气韵,是难得的王书再创造。后世研习行书者,上述二帖是“必由之路”。
通常评论王羲之行书,每以“遒媚劲健、绝代所无”盛赞之,并以帖中同字的不同写法说明晋人的笔墨风采和文化韵味。其实,行书的品格的确在王羲之时已经奠定,不仅仅是变化字形的雕虫小技,而是在书写者性情、意趣、韵味的影响和感召下,依仗自己的书道修养,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轻松挥就的真实记录。翻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行书墨迹,“天下第一行书”是如此,“天下第二行书(此指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也是如此……在各方面宽松和谐的无意识和下意识的状态下,行书的特色和优势会自然生发,激励历代的书道探索和实践者有所发明和创造。
在晋代以及南北朝以后,唐朝是当之无愧的行书创作与发展的高峰。唐初有太宗李世民率先垂范,留有《温泉铭》,著名书家、学者如欧阳询(有《张翰思鲈帖》《卜商帖》等)、虞世南(有《积年帖》《左脚帖》等)、褚遂良(有《酷暑赋》等)、薛稷(有《论脍帖》)、陆柬之(有《文赋》)、徐峤(有《春首帖》)、李邕(有《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等人均是突出的代表;至中唐以后,楷书圣手颜真卿(有《祭侄文稿》《争座位贴》《刘中使帖》等)、柳公权(有《辱问帖》《蒙诏帖》《群贤诗帖》等)等亦有杰出贡献。而其中李邕和颜真卿代表了唐代行书的最高成就。从总体上看,李字明显地脱胎于王书,行楷互见,有创新气象。《宣和书谱》评其:“初学王羲之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同时代的篆书大家李阳冰称赞其为“书中仙手”,“右军如龙,北海(李邕字号)如象”。《续书评》亦赞曰:“李邕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足见其在唐代有别开生面之功。而颜字则与其楷体创新相辉映,注重书风变化,增加激昂果断情绪,清代学术巨匠阮元赞其《争座位贴》如“熔金出冶,随地行走,元气浑然,不复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
观察著名的第一、第二行书,均是作者的随意而非刻意而作,故在二帖中有诸多涂改之处,是作者在放松、忘情之际才能创作出的精品和佳作。值得慨叹的是,后人以“瑕不掩瑜”的中国美学胸怀和气度定其为行书圣迹,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及其对文化的整体观照在书道领域的具体运用。
行书至宋代又有新的发展与突破,虽然初期受唐人影响,倍受结体、法度和规范等的束缚,但逐渐地便能如宋词至于唐诗,开启了行书发展的新时代。宋代最著名的苏(苏轼,书风飘逸而情趣盎然,有《寒食诗帖》等)、黄(黄庭坚,书风雄健而充满禅意,有《松风阁帖》等)、米(米芾,书风豪迈而气魄惊人,有《多景楼诗》《虹县诗》《苕溪诗帖》《蜀素帖》等)、蔡(蔡襄,书风温蕴,有典雅韵味,有《扈从帖》等)四家均以行书见长,兼及楷书、草书,各呈异彩、各具特色、讲求意态,将行书的发展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在四家中,犹以米芾成就最著,不仅在行书历史上他与唐李邕并称“南宫(米芾字号)北海”,而且苏轼也曾心服口服地赞扬其“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繇)、王(羲之)并行”。评价可谓到位,米芾的作品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宋代行书突出贡献的特点。正如《宋史
行书快捷、实用、随意、生活化,如行走之势是其外在的表象和行为,而其延伸的两个过渡形式——“行楷”和“行草”,使其功用更加广泛。“行楷”是楷书的演进,相比楷书更加灵动、率性,在个体化的单字之间,有略微的游丝萦带,体现了行书的含蓄美;“行草”则是草书的楷化,相比草书较更为收敛、秀丽和规整,字与字之间的萦带较多,也有字的大小变化和略微的异动,增加了行书动态平衡的魅力。“行楷”与“行草”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易于识认,在楷草之间的创作空间或余地较大。古人曾有“楷如立(站立、端正)、行如行(行走、流动)、草如走(奔跑、飞扬)”的说法,简单地描述了行书书写的绵延不断的“行走”状态以及其与他种书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书的本质特点。
中国的书道,凡篆、隶、真、草诸体,均有一定的规则,唯有行书的规则不清、要求不明,而且楷书、草书,乃至隶书都可以影响行书的书写,这使得行书与各种书体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表现形式也就变得丰富多彩。鉴于上述特点,行书是所有书体中成果最多、大家最多、社会参与程度最高、个性化最容易施展的书体。
从历史的记载和书写的特点看,行书虽与楷书、草书有密切的关系,不少楷草大家都兼能创作行书,但它们之间并无“楷先行后”或“草先行后”的递进和生成关系,而是几乎并兴齐举的共生关系。无论是习字还是鉴赏,不纠正这一思想是很难体会行书的特有的特质和风格的。
在现存比较典型的行书中,三国魏钟繇的《得长风帖》是较早的。梁武帝曾赞钟繇的行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慨叹其书“行间茂密,实在难以超过”。可见钟繇在行书初创之时的影响非同小可。由三国入晋,纸张的使用在南方贵族中间很快流行,为当地行书大家的层出不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一时间,有王廙(有《祥除帖》)、庾亮(有《书箱帖》)、王羲之父子(有6人,著名的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鸭头丸帖》等)、庾翼(有《季春帖》)、王洽(有《仁爱》等帖)、王邃(有《张丞帖》)、谢安(有《善护帖》《每念帖》等)、郗超(有《远近帖》)、王珣(有《伯远帖》)等名家并起,再次确立了“晋字”在中国书道史上的突出地位。宋代所辑古今名帖成《淳化阁》,清代精选历代翰墨为“三希堂”,晋代行书均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和中坚。尽管在书道的研究中,有关晋人行书的碑帖古今多有人质疑(研究晋人行书的碑帖主要依据宋代淳化阁的碑帖拓本,缺少多方面的印证和支持),但是晋代诸种书体,特别是行书的成熟和发达已是有史可证的,尤其是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和作为“三希堂”“一希”的《伯远帖》更能证明晋代行书创作的突出成就。
据《书法要录》载,唐人徐浩曾言:“钟善草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指王献之草书),皆一时之妙。”可见在王羲之的书道生涯和作品中,行书是其最突出的成就与代表。不仅唐太宗要以《兰亭序》陪葬,在唐初还因“上好下甚”引发了摹写王羲之字体的时尚或“艺术运动”。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王书主要是唐初的摹本和集字本。除了人们熟知的《兰亭序》各摹本之外,最著名、最贴近王字本身特点的还要算唐代怀仁和尚辑王字而成的《圣教序》。就连对王字比较挑剔、苛求的康有为也认为怀仁的这一辑本位置天然、章法有序、似有王羲之实写的气韵,是难得的王书再创造。后世研习行书者,上述二帖是“必由之路”。
通常评论王羲之行书,每以“遒媚劲健、绝代所无”盛赞之,并以帖中同字的不同写法说明晋人的笔墨风采和文化韵味。其实,行书的品格的确在王羲之时已经奠定,不仅仅是变化字形的雕虫小技,而是在书写者性情、意趣、韵味的影响和感召下,依仗自己的书道修养,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轻松挥就的真实记录。翻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行书墨迹,“天下第一行书”是如此,“天下第二行书(此指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也是如此……在各方面宽松和谐的无意识和下意识的状态下,行书的特色和优势会自然生发,激励历代的书道探索和实践者有所发明和创造。
在晋代以及南北朝以后,唐朝是当之无愧的行书创作与发展的高峰。唐初有太宗李世民率先垂范,留有《温泉铭》,著名书家、学者如欧阳询(有《张翰思鲈帖》《卜商帖》等)、虞世南(有《积年帖》《左脚帖》等)、褚遂良(有《酷暑赋》等)、薛稷(有《论脍帖》)、陆柬之(有《文赋》)、徐峤(有《春首帖》)、李邕(有《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等人均是突出的代表;至中唐以后,楷书圣手颜真卿(有《祭侄文稿》《争座位贴》《刘中使帖》等)、柳公权(有《辱问帖》《蒙诏帖》《群贤诗帖》等)等亦有杰出贡献。而其中李邕和颜真卿代表了唐代行书的最高成就。从总体上看,李字明显地脱胎于王书,行楷互见,有创新气象。《宣和书谱》评其:“初学王羲之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同时代的篆书大家李阳冰称赞其为“书中仙手”,“右军如龙,北海(李邕字号)如象”。《续书评》亦赞曰:“李邕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足见其在唐代有别开生面之功。而颜字则与其楷体创新相辉映,注重书风变化,增加激昂果断情绪,清代学术巨匠阮元赞其《争座位贴》如“熔金出冶,随地行走,元气浑然,不复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
观察著名的第一、第二行书,均是作者的随意而非刻意而作,故在二帖中有诸多涂改之处,是作者在放松、忘情之际才能创作出的精品和佳作。值得慨叹的是,后人以“瑕不掩瑜”的中国美学胸怀和气度定其为行书圣迹,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及其对文化的整体观照在书道领域的具体运用。
行书至宋代又有新的发展与突破,虽然初期受唐人影响,倍受结体、法度和规范等的束缚,但逐渐地便能如宋词至于唐诗,开启了行书发展的新时代。宋代最著名的苏(苏轼,书风飘逸而情趣盎然,有《寒食诗帖》等)、黄(黄庭坚,书风雄健而充满禅意,有《松风阁帖》等)、米(米芾,书风豪迈而气魄惊人,有《多景楼诗》《虹县诗》《苕溪诗帖》《蜀素帖》等)、蔡(蔡襄,书风温蕴,有典雅韵味,有《扈从帖》等)四家均以行书见长,兼及楷书、草书,各呈异彩、各具特色、讲求意态,将行书的发展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在四家中,犹以米芾成就最著,不仅在行书历史上他与唐李邕并称“南宫(米芾字号)北海”,而且苏轼也曾心服口服地赞扬其“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繇)、王(羲之)并行”。评价可谓到位,米芾的作品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宋代行书突出贡献的特点。正如《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