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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正社会是实现共同福祉的唯一途径。
通过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再分配是歧途，一定会陷入福利社会的泥沼。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罗纳德·哈里·科斯将会和中国有特殊的联系。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从未踏足这片土地。这个世界上最顽固、最庞大、最严密的人情社会，和他所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看起来犹如地球的两极。
但是，2008年，科斯花了将近一半的诺贝尔奖奖金，支持大量中国人去芝加哥开会。为了那个会，他本来准备花更多：“即使为此基金破产也在所不惜。”他对中国的关注还可追溯到更早，20世纪80年代初，他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那里是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最合适的地方。他信誓旦旦：“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这句话鼓舞了多少中国经济学人？不好统计。
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持久而绵长，2011年，科斯百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举行“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其庆生。据说，在中国，除了卡尔·马克思，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赢得过如此崇高的敬意。中国有专门的科斯学会，众多经济学家受其理论影响，“科斯定理”常常被用来解决种种现实难题，著名学者称他为“亚当·斯密的真正传人”、“科斯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理”。
他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在他眼里，只有正确的经济学和错误的经济学，他把错误的经济学叫做“黑板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只存在于经济学家头脑中的想象世界，比如说，零交易费用的世界。”
中国大约也是世界上交易费用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奇特的是，不管人们对中国国家超级公司的巨高组织成本、经济中过高的国有比例、过多的政府审批和管制有多少诟病，中国还是在各种羡慕嫉妒恨中成为了全球最耀眼的经济增长点。是否真的存在一种“中国模式”？各界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这样的争论对科斯并不陌生，在他的公寓里，有一个房间是客厅，他的中国助理王宁教授住在客房里，一百多岁的老人依然还在思考中国问题。在科斯看来，十多亿人口在短时间内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绝对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伟大奇迹。至少从经济转轨方式这个意义上，他愿意承认“中国模式”。但是随着对中国的了解日深，他也开始提出些温婉的批评，比如：“服从权威是中国人不好的特点。”比如：“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未来。”后一条，是他对中国最新的忠告。
现在进行时中的“中国模式”
记者：在全球经济黯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快速增长，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的说法，请问是否同意存在“中国模式”？
科斯、王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受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地缘、人口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与众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譬如，英国的经济模式别于法国，韩国的经济模式异于日本，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不同于美国。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模式”当然存在。而且，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中国经济的复兴必然震撼世界，“中国模式”也必然引起世人广泛的关注。
记者：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科斯、王宁：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避免了经济萎缩，大致保持了继续增长的势头，一方面要归功于前期的改革，中国经济得以继续吃改革红利，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投资挽救了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成绩是牺牲经济优化为条件取得的，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投下了阴影。
“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导致一些行业重复性投资，另一方面造成国企膨胀。国企依靠垄断地位打压民营企业，逆转了改革开放以来民企突飞猛进的势头。在过去的几年里，即使在私营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民营企业也如履薄冰，倒闭潮此起彼伏。同时，由于国家贷款进入房地产和其他虚拟经济，房市虚胀，实体经济却停滞不前。在宏观层面，民间消费继续萎缩，政经不分继续恶化，政府过多干扰市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把这样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误作“中国模式”，在国际上推而广之，不仅会误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在根本上误读了中国改革经验，于人于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记者：你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模式”？
科斯、王宁：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种模式，至少，好的市场经济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战后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多被视为西方国家。西方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学者和世人心里根深蒂固。随着计划经济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前苏联和东欧破产，西方学者甚至因此叫嚷“历史的终结”。
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市场经济单一模式论，全球经济由此步入多元市场经济模式。 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强有力地显示了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中式市场经济的特色还远没有成型，中国市场经济模式还处于“现在进行时”。 这种局面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如果中国能够享有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整个21世纪将是中式市场经济发育成型的关键期。
记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超越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科斯、王宁：中国市场转型已经丰富了我们对市场经济演变的认识。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定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我们所掌握的市场经济的规律不是最后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会不断完善。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超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转和演变，他们一定能够发现市场经济的新规律，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记者：可否从宏观比较的视角谈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例如中国与日本、印度发展模式的异同。
科斯、王宁：这个问题太大，很难在短小的篇幅里作出满意的回答。我们姑且一试，从国民性的角度比较中国与日本、印度的未来发展模式。
中、日、印同处亚洲，中印、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佛教源于印度，而在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生根发芽。在这些国度，佛教与本土文化紧密融合，得以发扬光大，佛教反而在印度式微。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华文化圈内，其文字、音乐、服饰、建筑无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中国与日本、印度在国民性方面迥然相异。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国，日本民族同质性很高。即使今天，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较少，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比较困难。即使一些第二代日裔南美人回到日本谋生，也免不了饱受歧视。随着印度教的传播，印度发展出独特的种姓制度。即使在今天，种姓制度依然深深影响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譬如民主政治，印度的穷人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而富人则敬而远之。这种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印度民主政治的质量。异于日本而同于印度，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多民族的交融，中国人素来重开放，重宽容。别于日本，中国没有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流动性一直较高；也别于印度，传统中国社会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仅从这些方面来比较中日印国民性，中国的优势胜出很多。
给地方政府更多试错机会
记者：“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中国特色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是否矛盾？
科斯、王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仅只是中国特色，“二战时”的英国和美国也都采用了这个逻辑。战时政府通过国家力量，大量征用急需物资，备战备荒，以解一时燃眉之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公司的一个特征。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政府也可以理解为公司。尤其在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定的道理。譬如，芝加哥的机场扩建已经酝酿了二三十年，至今仍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中国城市的机场扩建一波接一波。
记者：这种模式的的盲点在哪里？
科斯、王宁：的确有软肋。“大事”如何决定？由谁来决定？在战争年代，所谓的“大事”往往与国家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没有太多选择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在和平年代，我眼中的大事，可能是你眼中的琐事，反之亦然。如果“大事”完全由领导决定，而领导因关心自己的仕途而只关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不是大众福祉，“集中力量办大事”会适得其反。有时，如果政策由领导一人拍板，而领导人一意孤行，破坏民主和法治，“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同时，“集中力量”有多种手段，公司是一种方式，市场是另一种方式。公司以行政命令为手段，而市场则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分散在社会的民间力量，往往以无形胜有形。
记者：如何界定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是否合理？
科斯、王宁：任何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离开政府。市场力量和有限政府间的有机互补和良性互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保证。但是，政府和市场的分界问题仍是学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更新，政府和市场的分界必定随之改变，不可能期望有任何一成不变的答案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之争。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存在的国家超级公司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矛盾？
科斯、王宁：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公司应然而生。在市场经济里，人人有组建公司的自由。公司之间通过市场竞争，劣汰优生。以政府为后盾的国家超级公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因为后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无时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而任何政府都有垄断性，除非在法治社会，政府因为没有硬性的制约，往往越位膨胀，而且认错和纠错缓慢。
但是，以政府为后盾的超级公司也有多种类型，列宁的经济模式是整个国民经济由一个超大的公司管理。而在中国，由于“山高皇帝远”，地方分权长期存在。在改革年代，地方政府打造的超级公司不同于列宁的经济大一统模式，因为区域竞争可以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不可否认，区域竞争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区域竞争在中国的潜力和优势还远没有得到发挥。中国走出计划经济的束缚之后，经济上的大一统模式被打破。地方竞争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激活了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中国改革的奇迹。在下一轮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央可以建立更多种类各异的“地方特区”，给地方政府充分的自由去闯，去试错。倘如此，区域竞争必然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创造更多的活力。
通过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再分配是歧途
记者：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改革，作为产权理论的创始人，能否请科斯先生谈谈中国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产权界定、交易成本等方面尚有哪些发展空间？
科斯、王宁：中国在资源配置、产权界定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交易费用仍然居高不下，中国下一步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还大有作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还面临许多制度壁垒，人力资源的配置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在下一轮的改革中，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是关键，从而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不但从结构上根治不断扩大的城乡经济差异，也为中国进一步城镇化、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资本市场需要全方位向民间资本开放，地方政府融资手段也要公开。这样不仅能保证资本的有效配置，缓解民企融资困难，也能提高资本市场自身的稳定性。第三，土地市场急需改革。征地和拆迁不能靠行政手段，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小产权房”的流通机制，整个土地市场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以切实保护农民和其他土地权益所有者的一切权利。第四，思想市场要开放。第五，约束公权，保护私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政治逐步回归到“天下为公”的传统。
记者：当下中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经济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社会目标、民众福祉的实现。那么，通过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福祉是否现实？ 科斯、王宁：任何社会的发展，经济是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文明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世人有目共睹，中国人更是身处其中，但是很多中国人不觉得幸福，焦虑重重。其中的主要缘由并非贫富不均，而是因为特权盛行，民权不彰； 潜规则扑天盖地，社会缺乏公正。时刻面对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和无孔不入的特权，每个个人的存在都是卑微的，特权阶层也是如此，人前威风，内心时时惴惴不安，重庆的文强和王立军是典型的例子。特权虐杀人性，是因为在特权横行的社会里，每个人活得低声下气，特权享受者也概莫能外。潜规则让人郁闷，吞噬整个社会的肌体，是因为面对网一样的潜规则，人人都是牺牲品。没有人可以活得有尊严，没有谁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大写的人。
消除特权，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才能创造一个公正、平等而和谐的社会。没有社会公正，民众福祉也不可能实现。建立公正社会是实现共同福祉的唯一途径。通过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再分配是歧途，一定会陷入福利社会的泥沼。
记者：两位在最近的新书《变革中国》中提到现代经济学在人性的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损失，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对幸福的理解？
科斯、王宁：现代经济学把人简化为单维度的理性动物，机械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整个经济系统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这种思维模式源于牛顿力学，其中没有个体异质性，整个体系也是封闭的，没有不确定性。真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多样的，有七情六欲。真实生活中的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确定性处处存在，因此我们呼吁新的经济学范式，但就幸福而言，我们没有任何独特的洞见。幸福是主观体验，因人而异。 一般而言，幸福很难在贫困的土壤里开花，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是财富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幸福。 正如西谚所说，“金钱换不来幸福” 。东方佛教的幸福观独辟蹊径，佛教视财富为粪土，教人清心寡欲。这种观点非常人能理解，但在中国却影响深远。
记者：当市场发挥作用时，怎么通过契约和组织安排，进一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这是中国经济实践的广阔题目，对此您是否怀有信心？你仍然认为未来的经济学将由中国主导吗？
科斯、王宁：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没有什么人手中握有灵丹妙药。市场能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通过开放和自由的选择，产品市场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利用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知识和力量。而思想市场则是新知识的产生、甄选和改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平台。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市场的独特优势在于，在我们通过试错学习的过程中，能为我们提供快速有效的纠错机制。
期望中国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运行而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需要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能闭门造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要有充分的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
通过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再分配是歧途，一定会陷入福利社会的泥沼。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罗纳德·哈里·科斯将会和中国有特殊的联系。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从未踏足这片土地。这个世界上最顽固、最庞大、最严密的人情社会，和他所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看起来犹如地球的两极。
但是，2008年，科斯花了将近一半的诺贝尔奖奖金，支持大量中国人去芝加哥开会。为了那个会，他本来准备花更多：“即使为此基金破产也在所不惜。”他对中国的关注还可追溯到更早，20世纪80年代初，他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那里是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最合适的地方。他信誓旦旦：“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这句话鼓舞了多少中国经济学人？不好统计。
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持久而绵长，2011年，科斯百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举行“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其庆生。据说，在中国，除了卡尔·马克思，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赢得过如此崇高的敬意。中国有专门的科斯学会，众多经济学家受其理论影响，“科斯定理”常常被用来解决种种现实难题，著名学者称他为“亚当·斯密的真正传人”、“科斯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理”。
他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在他眼里，只有正确的经济学和错误的经济学，他把错误的经济学叫做“黑板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只存在于经济学家头脑中的想象世界，比如说，零交易费用的世界。”
中国大约也是世界上交易费用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奇特的是，不管人们对中国国家超级公司的巨高组织成本、经济中过高的国有比例、过多的政府审批和管制有多少诟病，中国还是在各种羡慕嫉妒恨中成为了全球最耀眼的经济增长点。是否真的存在一种“中国模式”？各界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这样的争论对科斯并不陌生，在他的公寓里，有一个房间是客厅，他的中国助理王宁教授住在客房里，一百多岁的老人依然还在思考中国问题。在科斯看来，十多亿人口在短时间内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绝对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伟大奇迹。至少从经济转轨方式这个意义上，他愿意承认“中国模式”。但是随着对中国的了解日深，他也开始提出些温婉的批评，比如：“服从权威是中国人不好的特点。”比如：“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未来。”后一条，是他对中国最新的忠告。
现在进行时中的“中国模式”
记者：在全球经济黯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快速增长，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的说法，请问是否同意存在“中国模式”？
科斯、王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受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地缘、人口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与众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譬如，英国的经济模式别于法国，韩国的经济模式异于日本，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不同于美国。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模式”当然存在。而且，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中国经济的复兴必然震撼世界，“中国模式”也必然引起世人广泛的关注。
记者：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科斯、王宁：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避免了经济萎缩，大致保持了继续增长的势头，一方面要归功于前期的改革，中国经济得以继续吃改革红利，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投资挽救了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成绩是牺牲经济优化为条件取得的，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投下了阴影。
“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导致一些行业重复性投资，另一方面造成国企膨胀。国企依靠垄断地位打压民营企业，逆转了改革开放以来民企突飞猛进的势头。在过去的几年里，即使在私营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民营企业也如履薄冰，倒闭潮此起彼伏。同时，由于国家贷款进入房地产和其他虚拟经济，房市虚胀，实体经济却停滞不前。在宏观层面，民间消费继续萎缩，政经不分继续恶化，政府过多干扰市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把这样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误作“中国模式”，在国际上推而广之，不仅会误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在根本上误读了中国改革经验，于人于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记者：你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模式”？
科斯、王宁：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种模式，至少，好的市场经济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战后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多被视为西方国家。西方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学者和世人心里根深蒂固。随着计划经济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前苏联和东欧破产，西方学者甚至因此叫嚷“历史的终结”。
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市场经济单一模式论，全球经济由此步入多元市场经济模式。 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强有力地显示了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中式市场经济的特色还远没有成型，中国市场经济模式还处于“现在进行时”。 这种局面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如果中国能够享有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整个21世纪将是中式市场经济发育成型的关键期。
记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超越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科斯、王宁：中国市场转型已经丰富了我们对市场经济演变的认识。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定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我们所掌握的市场经济的规律不是最后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会不断完善。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超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转和演变，他们一定能够发现市场经济的新规律，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记者：可否从宏观比较的视角谈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例如中国与日本、印度发展模式的异同。
科斯、王宁：这个问题太大，很难在短小的篇幅里作出满意的回答。我们姑且一试，从国民性的角度比较中国与日本、印度的未来发展模式。
中、日、印同处亚洲，中印、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佛教源于印度，而在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生根发芽。在这些国度，佛教与本土文化紧密融合，得以发扬光大，佛教反而在印度式微。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华文化圈内，其文字、音乐、服饰、建筑无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中国与日本、印度在国民性方面迥然相异。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国，日本民族同质性很高。即使今天，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较少，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比较困难。即使一些第二代日裔南美人回到日本谋生，也免不了饱受歧视。随着印度教的传播，印度发展出独特的种姓制度。即使在今天，种姓制度依然深深影响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譬如民主政治，印度的穷人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而富人则敬而远之。这种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印度民主政治的质量。异于日本而同于印度，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多民族的交融，中国人素来重开放，重宽容。别于日本，中国没有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流动性一直较高；也别于印度，传统中国社会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仅从这些方面来比较中日印国民性，中国的优势胜出很多。
给地方政府更多试错机会
记者：“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中国特色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是否矛盾？
科斯、王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仅只是中国特色，“二战时”的英国和美国也都采用了这个逻辑。战时政府通过国家力量，大量征用急需物资，备战备荒，以解一时燃眉之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公司的一个特征。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政府也可以理解为公司。尤其在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定的道理。譬如，芝加哥的机场扩建已经酝酿了二三十年，至今仍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中国城市的机场扩建一波接一波。
记者：这种模式的的盲点在哪里？
科斯、王宁：的确有软肋。“大事”如何决定？由谁来决定？在战争年代，所谓的“大事”往往与国家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没有太多选择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在和平年代，我眼中的大事，可能是你眼中的琐事，反之亦然。如果“大事”完全由领导决定，而领导因关心自己的仕途而只关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不是大众福祉，“集中力量办大事”会适得其反。有时，如果政策由领导一人拍板，而领导人一意孤行，破坏民主和法治，“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同时，“集中力量”有多种手段，公司是一种方式，市场是另一种方式。公司以行政命令为手段，而市场则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分散在社会的民间力量，往往以无形胜有形。
记者：如何界定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是否合理？
科斯、王宁：任何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离开政府。市场力量和有限政府间的有机互补和良性互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保证。但是，政府和市场的分界问题仍是学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更新，政府和市场的分界必定随之改变，不可能期望有任何一成不变的答案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之争。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存在的国家超级公司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矛盾？
科斯、王宁：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公司应然而生。在市场经济里，人人有组建公司的自由。公司之间通过市场竞争，劣汰优生。以政府为后盾的国家超级公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因为后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无时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而任何政府都有垄断性，除非在法治社会，政府因为没有硬性的制约，往往越位膨胀，而且认错和纠错缓慢。
但是，以政府为后盾的超级公司也有多种类型，列宁的经济模式是整个国民经济由一个超大的公司管理。而在中国，由于“山高皇帝远”，地方分权长期存在。在改革年代，地方政府打造的超级公司不同于列宁的经济大一统模式，因为区域竞争可以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不可否认，区域竞争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区域竞争在中国的潜力和优势还远没有得到发挥。中国走出计划经济的束缚之后，经济上的大一统模式被打破。地方竞争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激活了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中国改革的奇迹。在下一轮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央可以建立更多种类各异的“地方特区”，给地方政府充分的自由去闯，去试错。倘如此，区域竞争必然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创造更多的活力。
通过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再分配是歧途
记者：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改革，作为产权理论的创始人，能否请科斯先生谈谈中国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产权界定、交易成本等方面尚有哪些发展空间？
科斯、王宁：中国在资源配置、产权界定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交易费用仍然居高不下，中国下一步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还大有作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还面临许多制度壁垒，人力资源的配置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在下一轮的改革中，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是关键，从而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不但从结构上根治不断扩大的城乡经济差异，也为中国进一步城镇化、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资本市场需要全方位向民间资本开放，地方政府融资手段也要公开。这样不仅能保证资本的有效配置，缓解民企融资困难，也能提高资本市场自身的稳定性。第三，土地市场急需改革。征地和拆迁不能靠行政手段，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小产权房”的流通机制，整个土地市场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以切实保护农民和其他土地权益所有者的一切权利。第四，思想市场要开放。第五，约束公权，保护私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政治逐步回归到“天下为公”的传统。
记者：当下中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经济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社会目标、民众福祉的实现。那么，通过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福祉是否现实？ 科斯、王宁：任何社会的发展，经济是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文明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世人有目共睹，中国人更是身处其中，但是很多中国人不觉得幸福，焦虑重重。其中的主要缘由并非贫富不均，而是因为特权盛行，民权不彰； 潜规则扑天盖地，社会缺乏公正。时刻面对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和无孔不入的特权，每个个人的存在都是卑微的，特权阶层也是如此，人前威风，内心时时惴惴不安，重庆的文强和王立军是典型的例子。特权虐杀人性，是因为在特权横行的社会里，每个人活得低声下气，特权享受者也概莫能外。潜规则让人郁闷，吞噬整个社会的肌体，是因为面对网一样的潜规则，人人都是牺牲品。没有人可以活得有尊严，没有谁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大写的人。
消除特权，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才能创造一个公正、平等而和谐的社会。没有社会公正，民众福祉也不可能实现。建立公正社会是实现共同福祉的唯一途径。通过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再分配是歧途，一定会陷入福利社会的泥沼。
记者：两位在最近的新书《变革中国》中提到现代经济学在人性的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损失，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对幸福的理解？
科斯、王宁：现代经济学把人简化为单维度的理性动物，机械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整个经济系统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这种思维模式源于牛顿力学，其中没有个体异质性，整个体系也是封闭的，没有不确定性。真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多样的，有七情六欲。真实生活中的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确定性处处存在，因此我们呼吁新的经济学范式，但就幸福而言，我们没有任何独特的洞见。幸福是主观体验，因人而异。 一般而言，幸福很难在贫困的土壤里开花，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是财富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幸福。 正如西谚所说，“金钱换不来幸福” 。东方佛教的幸福观独辟蹊径，佛教视财富为粪土，教人清心寡欲。这种观点非常人能理解，但在中国却影响深远。
记者：当市场发挥作用时，怎么通过契约和组织安排，进一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这是中国经济实践的广阔题目，对此您是否怀有信心？你仍然认为未来的经济学将由中国主导吗？
科斯、王宁：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没有什么人手中握有灵丹妙药。市场能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通过开放和自由的选择，产品市场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利用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知识和力量。而思想市场则是新知识的产生、甄选和改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平台。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市场的独特优势在于，在我们通过试错学习的过程中，能为我们提供快速有效的纠错机制。
期望中国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运行而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需要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能闭门造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要有充分的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