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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姜老师教会了我三件事，让我受益到如今。
先说第一件事。
那是开学的前一天，我们去学校领新教材。姜老师走进教室，面无表情地说：“明天来上学，每人书包里必须有两本书，一本是《现代汉语词典》，一本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没有的话不许进教室。”
那时候的姜老师刚参加工作不久，很年轻，身材瘦小，面容清秀，马尾辫，但总是不苟言笑，讲起话来冷冰冰的，甚至有时候凶凶的。因此我们私下里提到她，有时会把“姜老师”的“老”字抠掉。现在想来，那大概是年轻女老师“立威”的方式吧。
《现代汉语词典》家里有，小时候读书也翻过，但已经旧了，该去买本新的了（那会儿是1996年，刚好出了第3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则闻所未闻。于是那天下午，父亲提着一个布兜子，带我去了我们那儿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把这两本书买了回来。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
第二天，真的有同学因为书包里没有这两本书，被拦在了教室外。
从那时起，这两本书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有了它们，一些基本的字词再也不用老师手把手地教，读书时遇到不懂的，随手一翻，疑问往往涣然冰释。常见的疑难字词，最多查两三遍就记住了，一是因为那时候记忆力好，二是因为翻检不易，会有意识地去记，省得老去重复劳动。
后来我渐渐悟到：勤翻工具书，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效率，更在于培养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教材并非无所不包，老师亦非无所不晓，而知识的天地如此广阔，离开了教材和学校，我要怎么办？工具书就是最理想的抓手。负笈北大之后，我的导师漆永祥教授对我说，如果你需要买书而钱又不多，首先应该买工具书。于是我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种工具书：《新华字典》《新华成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大字典》《辞源》《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然，最常用的还是《现代汉语词典》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可以说，在我求学、工作的各个阶段，工具书总能给我提供莫大的帮助。
然而，今天很多师生似乎已经没有查工具书的意识了。据说小学语文教材中还是会教怎么查字典，但往往只是考考“音序”“笔画”“部首”，并没有帮助学生养成查字典的习惯。上了中学，教材不提，那就压根儿想不起来，课标中的“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学会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更成了一句空话。我读博士期间接触过一些高中生，号称学了五六年的文言文，而遇到不懂的文言字词该查什么书，完全不知道。工作之后做了教材的责任编辑，常常接到老师的来信来电，问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动手翻翻字典词典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倒不是嫌麻烦，我担心的是，老师都没有查工具书的意识，学生呢？都说要“培养自学能力”，工具书都不查，靠什么自学？
每想及此，我就越发感激姜老师，“逼”着我们把工具书放在手边，养成有问题随时查阅的习惯，这是她教我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再说第二件事。
开学后不久，姜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写周记。有时候是命题作文，比如我记得第一次周记，大概是“我的樂园”“我的小天地”一类的题目，现在想来可能是学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后布置的；有时候不给题目，随便写，成文就行。大约写了四五次，某个周五的下午，姜老师突然宣布：“从即日起，周记改为日记，一篇500字。”当时教室里哀号一片——每周一篇都有人受不了，天天写这不是要人命吗？但姜老师不为所动，依然是冷冷的。
于是，一段痛苦的历程开始了。
当然，这里的日记并不是私密性的，说穿了就是每日一次的练笔（双休日只用写一篇，因此是一周六篇；寒暑假折合两三天一篇），偶尔也会给题目，但更多的时候是自由练笔。这练笔绝不是走形式。每天早上交上去，放学前发下来，每一本上都有批改的痕迹，错字、病句会被圈出来，写得精彩的句段会用一连串小圆圈标记上，最后还有一个分数，80～83是一般，超过85就是好文章了（有时还会有一个“好”字或几句简单的评语），好文章是要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的。
为了满足自己那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只要写完其他科目的作业还有一点力气（我习惯把语文作业放在最后写），我都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去经营一篇还算像样的文章。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书桌前枯坐干想是写不出什么正经东西来的。“米”从哪里来？我只好逼着自己去观察，去阅读，去思考，然后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形诸笔端。说实话，很累，但也很享受——起初可能只是因为满足了虚荣心。当时班上有个女生也很善写，我还暗暗地和她较劲：如果某天读了我的没读她的，或者同样没读而我的分数高些，我就会扬扬得意；如果情况相反，则会有些失落，然后暗暗发誓——明天一定要扳回一局！现在想来，真是孩子气啊。
后来我渐渐悟到：两年日记形式的练笔（初三重新分班，姜老师不再教我）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锻炼了文笔，更培养了观察和思考的习惯。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有不得不写的冲动。初三和高中，老师布置的还是周记，但每次周记本一交上去，我就盼着它发下来，因为我有东西想写啊！高中的时候我干脆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一有灵感就赶紧写下来，毕业时也积攒了十多万字，虽然在今天看来大都是幼稚可笑的。由于天资愚钝，也不够勤奋，我最终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我从不惧怕写文章，比如考试，我似乎从来不曾有过“没东西可写”的困扰，那些“东西”都在我的日记、练笔里，都在我的阅读、观察和思考里。现如今，无论多忙，我每年仍能有一定的“产出”，而且质量也还说得过去。这同样是姜老师赐予我的宝贵财富。
张必锟先生总结过练笔的好处：“一是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习惯，丰富写作的素材；二是使学生得到足够的构思训练，逐步掌握正确的构思方法；三是增强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技巧。”这三点好处，我是有切身体会的。然而今天的作文教学似乎对练笔并不重视。我问过不少学生，他们除了考试之外，一篇作文都不写。学生不写不练，就算老师把作文课讲得天花乱坠，又有什么用呢？即便偶尔写一下，也是拿着给定的题目，搬用那些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材料，论证自己压根儿没想明白的观点——漆永祥教授所批判的“假大空”“模式化”“套路化”作文就是这样来的。如果能多一点练笔，多一点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我想很多学生的作文面貌不至于如此不堪。 还有第三件事。
那会儿人教版语文教材里的语法知识分布，跟现在的统编版教材差不多，也是初一讲词和词组，初二讲句子。初二上学期开学不久就讲“句子和句子成分”“句子的主干”。讲过之后，有一天放学，大家刚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姜老师走进来，说：“先不要走。”然后在黑板上抄了二十个长句子，说：“每个句子划分成分，提取主干，做不完不许回家。”依然是冷冷的。
姜老师的板书很漂亮。分析句子很枯燥。
接下来的若干天，天天如此，大约一直持续到初冬——我记得有一天，她在黑板上抄句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会儿似乎还不明白，如此乏味的训练是为了
什么。
然而从那时起，我做病句辨析题几乎再没失手过。中考。高考。大一“现代汉语”课程考试。2015年，第五届“韬奋杯”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我拿了第一名——那个比赛，病句的辨析与修改是重头戏。在获奖感言中，我郑重地感谢了姜老师。
后来我渐渐悟到：病句不过是词和词组错误的排列组合。一切错误都发生在简单结构之中。划分成分、提取主干的本质就是把一个复杂结构拆分成若干个简单结构，让错误无所遁形。这是解决病句问题最行之有效的途径。
我进而悟到：一些看似简单、笨拙的训练，比如组词、造句、划分句子成分、提取句子主干，其实往往是最有效的——不僅可以培养语言能力，应试也一样管用。
然而今天，我们一方面在日常语文教学中讳谈知识，讳谈训练，仿佛谈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违背课改精神”；另一方面又在备考中做了大量烦琐的无效训练，这连“应试教育”都算不上，我戏称之为“伪应试教育”。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快速判断病句三十六法”（还有“四十八法”“七十二法”等多个版本）之类，其实哪有那么多？而且那么多方法，还怎么“快速”？其实只要会抓句子主干，辅以正常的语感，一切病句问题迎刃而解，甚至不需要知道那些五花八门的病句类型——说到底，就是抓住根本，以简驭繁。我接触的很多学生，到了高三还不知道句子的主干为何物，一个长句摆在面前，除了硬着头皮读两遍“感觉哪里好像不是很顺”之外，根本无从措手，因为老师从来没讲过。
但姜老师的学生不会这样。她告诉我，这些知识她一直在讲，也不深挖，点到为止，以能解决问题为目的；基本的训练也一直在做。尽管过去的十几年，她使用的某版教材中并没有这些内容。
这就是姜老师教我的三件事。查字典。练笔。分析句子。都是极简单的事情，却让我受益到如今。把简单而有效的事情做好，我想，好的教育也不外乎此吧。
谢谢您，我的老师。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先说第一件事。
那是开学的前一天，我们去学校领新教材。姜老师走进教室，面无表情地说：“明天来上学，每人书包里必须有两本书，一本是《现代汉语词典》，一本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没有的话不许进教室。”
那时候的姜老师刚参加工作不久，很年轻，身材瘦小，面容清秀，马尾辫，但总是不苟言笑，讲起话来冷冰冰的，甚至有时候凶凶的。因此我们私下里提到她，有时会把“姜老师”的“老”字抠掉。现在想来，那大概是年轻女老师“立威”的方式吧。
《现代汉语词典》家里有，小时候读书也翻过，但已经旧了，该去买本新的了（那会儿是1996年，刚好出了第3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则闻所未闻。于是那天下午，父亲提着一个布兜子，带我去了我们那儿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把这两本书买了回来。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
第二天，真的有同学因为书包里没有这两本书，被拦在了教室外。
从那时起，这两本书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有了它们，一些基本的字词再也不用老师手把手地教，读书时遇到不懂的，随手一翻，疑问往往涣然冰释。常见的疑难字词，最多查两三遍就记住了，一是因为那时候记忆力好，二是因为翻检不易，会有意识地去记，省得老去重复劳动。
后来我渐渐悟到：勤翻工具书，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效率，更在于培养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教材并非无所不包，老师亦非无所不晓，而知识的天地如此广阔，离开了教材和学校，我要怎么办？工具书就是最理想的抓手。负笈北大之后，我的导师漆永祥教授对我说，如果你需要买书而钱又不多，首先应该买工具书。于是我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种工具书：《新华字典》《新华成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大字典》《辞源》《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然，最常用的还是《现代汉语词典》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可以说，在我求学、工作的各个阶段，工具书总能给我提供莫大的帮助。
然而，今天很多师生似乎已经没有查工具书的意识了。据说小学语文教材中还是会教怎么查字典，但往往只是考考“音序”“笔画”“部首”，并没有帮助学生养成查字典的习惯。上了中学，教材不提，那就压根儿想不起来，课标中的“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学会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更成了一句空话。我读博士期间接触过一些高中生，号称学了五六年的文言文，而遇到不懂的文言字词该查什么书，完全不知道。工作之后做了教材的责任编辑，常常接到老师的来信来电，问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动手翻翻字典词典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倒不是嫌麻烦，我担心的是，老师都没有查工具书的意识，学生呢？都说要“培养自学能力”，工具书都不查，靠什么自学？
每想及此，我就越发感激姜老师，“逼”着我们把工具书放在手边，养成有问题随时查阅的习惯，这是她教我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再说第二件事。
开学后不久，姜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写周记。有时候是命题作文，比如我记得第一次周记，大概是“我的樂园”“我的小天地”一类的题目，现在想来可能是学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后布置的；有时候不给题目，随便写，成文就行。大约写了四五次，某个周五的下午，姜老师突然宣布：“从即日起，周记改为日记，一篇500字。”当时教室里哀号一片——每周一篇都有人受不了，天天写这不是要人命吗？但姜老师不为所动，依然是冷冷的。
于是，一段痛苦的历程开始了。
当然，这里的日记并不是私密性的，说穿了就是每日一次的练笔（双休日只用写一篇，因此是一周六篇；寒暑假折合两三天一篇），偶尔也会给题目，但更多的时候是自由练笔。这练笔绝不是走形式。每天早上交上去，放学前发下来，每一本上都有批改的痕迹，错字、病句会被圈出来，写得精彩的句段会用一连串小圆圈标记上，最后还有一个分数，80～83是一般，超过85就是好文章了（有时还会有一个“好”字或几句简单的评语），好文章是要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的。
为了满足自己那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只要写完其他科目的作业还有一点力气（我习惯把语文作业放在最后写），我都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去经营一篇还算像样的文章。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书桌前枯坐干想是写不出什么正经东西来的。“米”从哪里来？我只好逼着自己去观察，去阅读，去思考，然后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形诸笔端。说实话，很累，但也很享受——起初可能只是因为满足了虚荣心。当时班上有个女生也很善写，我还暗暗地和她较劲：如果某天读了我的没读她的，或者同样没读而我的分数高些，我就会扬扬得意；如果情况相反，则会有些失落，然后暗暗发誓——明天一定要扳回一局！现在想来，真是孩子气啊。
后来我渐渐悟到：两年日记形式的练笔（初三重新分班，姜老师不再教我）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锻炼了文笔，更培养了观察和思考的习惯。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有不得不写的冲动。初三和高中，老师布置的还是周记，但每次周记本一交上去，我就盼着它发下来，因为我有东西想写啊！高中的时候我干脆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一有灵感就赶紧写下来，毕业时也积攒了十多万字，虽然在今天看来大都是幼稚可笑的。由于天资愚钝，也不够勤奋，我最终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我从不惧怕写文章，比如考试，我似乎从来不曾有过“没东西可写”的困扰，那些“东西”都在我的日记、练笔里，都在我的阅读、观察和思考里。现如今，无论多忙，我每年仍能有一定的“产出”，而且质量也还说得过去。这同样是姜老师赐予我的宝贵财富。
张必锟先生总结过练笔的好处：“一是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习惯，丰富写作的素材；二是使学生得到足够的构思训练，逐步掌握正确的构思方法；三是增强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技巧。”这三点好处，我是有切身体会的。然而今天的作文教学似乎对练笔并不重视。我问过不少学生，他们除了考试之外，一篇作文都不写。学生不写不练，就算老师把作文课讲得天花乱坠，又有什么用呢？即便偶尔写一下，也是拿着给定的题目，搬用那些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材料，论证自己压根儿没想明白的观点——漆永祥教授所批判的“假大空”“模式化”“套路化”作文就是这样来的。如果能多一点练笔，多一点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我想很多学生的作文面貌不至于如此不堪。 还有第三件事。
那会儿人教版语文教材里的语法知识分布，跟现在的统编版教材差不多，也是初一讲词和词组，初二讲句子。初二上学期开学不久就讲“句子和句子成分”“句子的主干”。讲过之后，有一天放学，大家刚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姜老师走进来，说：“先不要走。”然后在黑板上抄了二十个长句子，说：“每个句子划分成分，提取主干，做不完不许回家。”依然是冷冷的。
姜老师的板书很漂亮。分析句子很枯燥。
接下来的若干天，天天如此，大约一直持续到初冬——我记得有一天，她在黑板上抄句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会儿似乎还不明白，如此乏味的训练是为了
什么。
然而从那时起，我做病句辨析题几乎再没失手过。中考。高考。大一“现代汉语”课程考试。2015年，第五届“韬奋杯”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我拿了第一名——那个比赛，病句的辨析与修改是重头戏。在获奖感言中，我郑重地感谢了姜老师。
后来我渐渐悟到：病句不过是词和词组错误的排列组合。一切错误都发生在简单结构之中。划分成分、提取主干的本质就是把一个复杂结构拆分成若干个简单结构，让错误无所遁形。这是解决病句问题最行之有效的途径。
我进而悟到：一些看似简单、笨拙的训练，比如组词、造句、划分句子成分、提取句子主干，其实往往是最有效的——不僅可以培养语言能力，应试也一样管用。
然而今天，我们一方面在日常语文教学中讳谈知识，讳谈训练，仿佛谈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违背课改精神”；另一方面又在备考中做了大量烦琐的无效训练，这连“应试教育”都算不上，我戏称之为“伪应试教育”。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快速判断病句三十六法”（还有“四十八法”“七十二法”等多个版本）之类，其实哪有那么多？而且那么多方法，还怎么“快速”？其实只要会抓句子主干，辅以正常的语感，一切病句问题迎刃而解，甚至不需要知道那些五花八门的病句类型——说到底，就是抓住根本，以简驭繁。我接触的很多学生，到了高三还不知道句子的主干为何物，一个长句摆在面前，除了硬着头皮读两遍“感觉哪里好像不是很顺”之外，根本无从措手，因为老师从来没讲过。
但姜老师的学生不会这样。她告诉我，这些知识她一直在讲，也不深挖，点到为止，以能解决问题为目的；基本的训练也一直在做。尽管过去的十几年，她使用的某版教材中并没有这些内容。
这就是姜老师教我的三件事。查字典。练笔。分析句子。都是极简单的事情，却让我受益到如今。把简单而有效的事情做好，我想，好的教育也不外乎此吧。
谢谢您，我的老师。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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