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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肇端，但如今城乡收入差距却成为拉大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民的财富增长为何乏力？
对此，本刊专访了对国内外收入分配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城乡差距过大是症结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应该主要从哪里着手解决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周天勇：解决问题应该找关键。我觉得目前收入差距过大最关键是城乡差距问题。现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基尼系数 60%的权重来源于城乡差距。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基尼系数可能马上就会明显下降。
按照2011年的城乡收入水平，我们若要拉平城乡收入需要补给农村12万亿元，而我们一年全部财政收入才10万亿元。
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历史和结构问题。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曾经实施的一些户籍管理使得农民进不了城，长期以来导致城乡分割，出现人口结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也还没允许人口自由转移，1990年代中后期才承认劳动力流动对经济有利。韩国建国初期时和我们在经济和城市化水平上差不多，但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允许人口自由流动。
《瞭望东方周刊》：相比而言，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经顺畅了。但是这么多年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还是很大？
周天勇：现在的问题是，农村里年轻人都到城市了，老人、孩子和妇女依然出不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低收入人群。这依然是由于历史原因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迅速解决的，只能随着自然规律慢慢调整。
但是，现在农村人口还是太多，而且财富和产出不高。这就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
如果农村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一个人种几十亩地，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现在我们农村两亿七八千万人种了18亿亩地，美国三四百万人种了比我们还要多的耕地，农民收入怎能高得起来？我们应继续坚持“多取、少予、放活”政策，加快推进城镇化。
同时，我们要让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得依靠土地。我认为台湾和韩国农民富裕的原因除了城市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
土地和房屋制度加剧收入两极分化
《瞭望东方周刊》：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
周天勇：我的意思是集体土地也可以来卖，可以将土地的使用年限延长些，买卖土地使用权。这样可以给农民增加不少财产性收入。农民可以拿这些收入办中小企业，也可以进城。
由于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农民土地收益基本不能为农民享有。这就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里各阶层收入差距也过大，在你看来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周天勇：我认为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大的体制性问题，还是土地制度问题。土地制度弊端既剥夺农民，又剥夺城市低收入人群。
从2001年开始土地出让金算到房价里，现在的房价里70%的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出让金制度是向穷人收税，而且是一次性收70年税。房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富积累，现在城市居民间最大收入差距就在于此。
现在100亩地出租一年大约只赚2万元，但若有几套房子，一年仅出租收入就能赚好几十万元。
房主是怎么形成的？体制造成的。因为政府向穷人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房产税是向富人征税，但是我们还没做起来。这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总是被忽略。我认为要改革土地制度，土地收益多留给农民，同时對刚开始买房的人少收税，买房子多的人多收税。
另外一个是垄断问题。国有垄断企业是越来越少的人支配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分享其利益。
中国国企职工人数最多达到8000万人时，只有4到5万亿资产。现在我们国企2200万人，有50万亿资产。资产盘子是做大了，问题是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却不成比例，以前他们都不上缴利润，资源税也交得低。现在上缴的利润只有5%到10%。
比如银行业，国内上市公司赚的钱一半是由银行业上市公司赚的，可在整个上市公司里银行才多少家？去年我们全国13亿人创造的GDP只有47万亿元，同年银行纯利润就有1. 1万亿元，大约四十七分之一，但银行业才多少员工？
因此我认为要改革垄断体制，让垄断国企多上缴红利。若土地制度和垄断问题这两个体制问题改革了，中国的收入差距会缩小不少。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哪些基础性制度可以减轻收入分化？
周天勇：我觉得一个社会中两种制度非常重要，一是教育制度，二是创业制度。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能获得同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样能避免贫困在代际间继承。这是国家的责任，而不应仅仅是家庭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教育年限应考虑扩大到12年义务教育。同时国家应该对考上农、林、矿、军等大学的农民孩子免费，对考到清华、北大这类学校的学生应加大助学金支持力度。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好大学，避免其家庭因学致贫。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动的能力，而宽松的创业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动的制度和环境。我们要鼓励人们去创业，创业对于带动就业、减少贫困、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有很大作用。
台湾、韩国和日本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也是因为他们教育比较公平，再者就是创业政策比较宽松，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失业率低。但是我们现在创办的小企业都很难维持，创办企业的风险很大。我们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批，行政权力太大会带来寻租机会。
对此，本刊专访了对国内外收入分配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城乡差距过大是症结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应该主要从哪里着手解决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周天勇：解决问题应该找关键。我觉得目前收入差距过大最关键是城乡差距问题。现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基尼系数 60%的权重来源于城乡差距。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基尼系数可能马上就会明显下降。
按照2011年的城乡收入水平，我们若要拉平城乡收入需要补给农村12万亿元，而我们一年全部财政收入才10万亿元。
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历史和结构问题。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曾经实施的一些户籍管理使得农民进不了城，长期以来导致城乡分割，出现人口结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也还没允许人口自由转移，1990年代中后期才承认劳动力流动对经济有利。韩国建国初期时和我们在经济和城市化水平上差不多，但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允许人口自由流动。
《瞭望东方周刊》：相比而言，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经顺畅了。但是这么多年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还是很大？
周天勇：现在的问题是，农村里年轻人都到城市了，老人、孩子和妇女依然出不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低收入人群。这依然是由于历史原因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迅速解决的，只能随着自然规律慢慢调整。
但是，现在农村人口还是太多，而且财富和产出不高。这就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
如果农村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一个人种几十亩地，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现在我们农村两亿七八千万人种了18亿亩地，美国三四百万人种了比我们还要多的耕地，农民收入怎能高得起来？我们应继续坚持“多取、少予、放活”政策，加快推进城镇化。
同时，我们要让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得依靠土地。我认为台湾和韩国农民富裕的原因除了城市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
土地和房屋制度加剧收入两极分化
《瞭望东方周刊》：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
周天勇：我的意思是集体土地也可以来卖，可以将土地的使用年限延长些，买卖土地使用权。这样可以给农民增加不少财产性收入。农民可以拿这些收入办中小企业，也可以进城。
由于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农民土地收益基本不能为农民享有。这就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里各阶层收入差距也过大，在你看来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周天勇：我认为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大的体制性问题，还是土地制度问题。土地制度弊端既剥夺农民，又剥夺城市低收入人群。
从2001年开始土地出让金算到房价里，现在的房价里70%的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出让金制度是向穷人收税，而且是一次性收70年税。房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富积累，现在城市居民间最大收入差距就在于此。
现在100亩地出租一年大约只赚2万元，但若有几套房子，一年仅出租收入就能赚好几十万元。
房主是怎么形成的？体制造成的。因为政府向穷人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房产税是向富人征税，但是我们还没做起来。这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总是被忽略。我认为要改革土地制度，土地收益多留给农民，同时對刚开始买房的人少收税，买房子多的人多收税。
另外一个是垄断问题。国有垄断企业是越来越少的人支配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分享其利益。
中国国企职工人数最多达到8000万人时，只有4到5万亿资产。现在我们国企2200万人，有50万亿资产。资产盘子是做大了，问题是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却不成比例，以前他们都不上缴利润，资源税也交得低。现在上缴的利润只有5%到10%。
比如银行业，国内上市公司赚的钱一半是由银行业上市公司赚的，可在整个上市公司里银行才多少家？去年我们全国13亿人创造的GDP只有47万亿元，同年银行纯利润就有1. 1万亿元，大约四十七分之一，但银行业才多少员工？
因此我认为要改革垄断体制，让垄断国企多上缴红利。若土地制度和垄断问题这两个体制问题改革了，中国的收入差距会缩小不少。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哪些基础性制度可以减轻收入分化？
周天勇：我觉得一个社会中两种制度非常重要，一是教育制度，二是创业制度。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能获得同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样能避免贫困在代际间继承。这是国家的责任，而不应仅仅是家庭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教育年限应考虑扩大到12年义务教育。同时国家应该对考上农、林、矿、军等大学的农民孩子免费，对考到清华、北大这类学校的学生应加大助学金支持力度。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好大学，避免其家庭因学致贫。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动的能力，而宽松的创业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动的制度和环境。我们要鼓励人们去创业，创业对于带动就业、减少贫困、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有很大作用。
台湾、韩国和日本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也是因为他们教育比较公平，再者就是创业政策比较宽松，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失业率低。但是我们现在创办的小企业都很难维持，创办企业的风险很大。我们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批，行政权力太大会带来寻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