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杀死观念，留下人
当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消息传来时，国内社交媒体开始流传一篇《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谁》的文章。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中国读者好奇，欧美文学界同样好奇。实际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只有3本被翻译成英文。在获得诺奖之前，她最重要的认可来自于德国。2013年，她的新书《二手时代》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并被翻译成德语，但这本书至今还没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不免引来一些争议。争议首先来自于她的身份。她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如今这两个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都挺纠结。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在前苏联长大，成为记者和作家，然而她的所有著作无一例外都在质疑过去。
她曾用5年时间写成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采访记录了数百名参加过“二战”的苏联女兵——她们经受的苦难，她们在战后被忽视的现实。这本书在1981年出版，立即被定性为“给伟大的卫国战争抹黑”，她本人也因此丢掉了工作。
她又写了《锌皮娃娃兵》，记录197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10年。由100名参与过战争的士兵，以及他们的遗孀和母亲的故事组成。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 下，当年的年轻人被理想主义蛊惑，到阿富汗参加战争，然而现实却是无比残酷和丑陋的。他们拖着残废的肢体回到苏联，承受着周围人的嘲笑，既没钱，也没房，与生活格格不入。
“你应该跟观念作斗争，而不是跟人。观念使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不友善和可怕。”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时挥之不去的想法。
《锌皮娃娃兵》同样给阿列克谢耶维奇带来很大的麻烦。她因此流亡海外多年。她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瑞典都旅居过。2013年，她冒险重回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定居，因为她觉得自己只能在祖国、在白俄罗斯写作。
“在那儿，我能听到街上、咖啡馆里和邻居家人们所说的话。我总是在竖着我的天线聆听，如果我不听到这些声音，我写的书的调子就不对。”
记录未来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国际声誉奠定于1997年出版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面向未来的纪事》。2005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当年获得了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她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后不久就赶到了现场，当时现场有几十上百名记者聚集在那里。
“这些人的书会很快写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多年后的一次演讲中回忆，
“而我知道，我的书要写很多年。”
实际上，直到事故发生4年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才开始动笔。这4年里，她的家人就生活在核污染地区。她的母亲因此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近三百人得了甲状腺癌。
写作《切尔诺贝利的祈祷：面向未来的纪事》耗费了她10年时间。她一直试图理解这场灾难，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正在记录未来。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是比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坍塌更严重的灾难。因为血液成分和遗传密码改变了，熟悉的风景消失了，而人类的视力和鼻子都还不能觉察到这个新敌人——核辐射。人们的言语和感受也未能调整来适应发生的事情。
切尔诺贝利改变人与时间的关系。人类以前所有关于大灾难和小灾难的概念都变得不足以描述──人类凝视宇宙的深坑。时间停顿在死寂的土地上，变成它一直是的东西——永恒。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曾说，当人们还沉浸在事件的惊骇之中时，没人能够足够理智而客观地看待它。阿列克谢耶维奇则一直等到灾难几乎已被人遗忘时才拿出这本书，而正是这时间沉淀下来的冷静，赋予了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光芒。
阿列克谢耶维奇始终自觉地记录着宏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她的最新著作《二手时代》便把目光聚焦在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她依然沿用口述史的方式，讲述苏联解体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生活。她写到寡头、银行家的胜利，工人、劳动者的失败，她写到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虚无气氛。
在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交恶的今天，一些评论家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不乏政治方面的考量，因为她的作品批判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实际上，在5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中，只有肖洛霍夫与当局的关系相对融洽。其他4位获奖者——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获奖时不是正在流亡之中，就是被当局禁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颁奖。
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直指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为“占领”，普京的新闻发言人随后反驳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显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准确评判乌克兰局势。”
艺术不能理解很多关于人的事情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非虚构作家。非虚构作家获得诺奖并非没有先例，如罗素、丘吉尔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那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
在菲利普·罗斯、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这样的大牌小说家还在“陪跑”的情况下，将诺奖授予一个相对不知名的非虚构作家，出现争论和质疑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如果在前苏联时代，她也会成为一名小说家。但是在今天，当人和世界变得如此多面和多样，艺术中的文献也变得越来越令人感兴趣，而艺术本身则常常变得无能。
“文献使我们更贴近现实，因为它捕捉并保存原原本本的东西。在与纪录性材料打了20年交道，以及根据这些材料写了5本书之后，我宣布，艺术不能理解很多关于人的事情。”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她对寻找一种文学体裁的渴望，让她捕捉到了身处历史事件核心中的个人的生活和声音。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足以匹配我对世界的看法、传递我的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生活的文学体裁，”她说，“我进行着各种尝试，最终选择了一种可以让人为自己发声的体裁。”
每写一本书，阿列克谢耶维奇都要花去至少三四年时间，接触五百至七百个受访者，记录与这些人的谈话。她的书常常覆盖几代人的故事：从那些募集1917年革命的个人回忆开始，贯穿历次战争和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一直到当今时代。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长萨拉·丹尼斯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了“一部情感史——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灵魂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如果说在历史长河中，每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都被湮没了，那么当这些声音聚集在一起就会显得格外清晰。
“人与事件──他们能相等吗？”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自问，“一个人讲述的事件构成他或她自己的生命，但很多人讲述的事件构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