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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一股被称作“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的思想热潮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形成势头。组织者宣称这代表自2008年前后就开始兴起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热，“或者说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趋势”。
这一思潮的涌现实属必然，因为它是中国思想者对党的十八大发出的坚定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要求的响应和追随，也是中国知识界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进行近代史反思的延伸，还体现了国外观察家对中国内外政策转型的密切关注，可以说是西方内部正在发生的制度反思的中国镜像。
在2014这个特殊年份，“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归根结底是重新检视中国走过的和应走的路，明证其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必然性，这是中国重新凝聚共识、继续朝正确方向前行所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道路问题有两条基本线索，既包括中国应在国内走什么路，也包括中国要在世界上走什么路，两者相互关联、作用——前者走通了后者必然天高地阔，后者出了差错将会干扰和裹挟前者。必须以心系人民的良知、实事求是的态度构筑通向未来的桥梁。
对于中国在世界上该走什么路，答案早已明确，那就是和平发展道路。偏离了这条路，中国不可能在国际上获得突出、持久的话语权。但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中国与世界签订的契约，也非中国必须对世界单方面作出的承诺、承担的义务，对此中国领导人讲得很清楚：“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大主要优势，但优势必须是具像的，仅靠提目标、喊口号不能兑现优势，还要有足够多的守护这条路的具体手段。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最主要的精力应放置于此。
中国的思想者们需要提出并深思几个问题，只有它们当中的每一项都拥有正面、积极、确信的答案，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谈得上一通到底，中国和中国外交才真正谈得上优势在握。
这些问题应当包括：中国是否拥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力、有利的决策体制？是否拥有与和平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大战略？是否拥有足以支撑和平发展战略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以及足够丰富的人才储备？是否拥有体现和平发展意志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以及与此相连的对外辐射力和渗透力？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否拥有足够的公众理解和支持？说到底是内外环境和硬、软两种实力的问题，但终归是一个政治抉择的问题。
固然可以通过不同制度的比较重新发现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的真正自信应来源于对我们的制度和做法一定要比别人好的追求，而不是别人的制度和做法比我们坏的侥幸。要防止把“相对好”当作“绝对好”、把“不算最坏”当作“就算正确”，把“局部真实”当作“整体真实”。不能因在国际上存在比自己的一些不合理、不适当的政策实践更坏的恶例就不谋改革、不思调整。
就像机遇和挑战一样，优势和劣势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在很多时候可以相互转化，一旦对优势的自我认知膨胀为自大妄为，优势就会被浪费、就会发生向劣势的转换。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讲话中叮嘱，“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累 进
新中国迄今已走过的65个年头，自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65年。65年来的中国外交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精力发展与苏联、周边邻国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打破西方的封锁围堵。
第二个阶段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两国关系破裂，中国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
第三个阶段是“一大片、一条线”，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积极投入南南合作，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推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四个阶段是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论断，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确立全方位外交格局，全面融入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65年的外交归结起来，就是中国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战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逐步走向中心位置的过程。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沈大伟在他的《中国走向世界：不完全的大国》一书中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更细划分为十个阶段，并得出六点结论：
第一，长期性的不安全感和周期性的被孤立经历导致时常的战术性结盟和调整；
第二，国内政治对外交事务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改革开放后的外交运作更加专业化；
第三，被国际社会接纳进而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旷日持久，仍不时显示出不适应性；
第四，与周边主要邻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存在“隔阂—敌意—矛盾—正常化”的循环往复；
第五，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极具流动性，且内部始终存在争论；
第六，外交政策的连贯性特征并不明显。
这些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是合情合理的。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中、格局转换的世界里，中国本身就是巨大的变革符号，过于鲜明的“连贯性”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求全责备。
“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而且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沈大伟的精神导师基辛格却正是从连贯性和历史性的角度理解中国外交的。
如果必须为65年来的中国外交找到一条主线，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是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强国方略结合起来的政策，一个中心词汇是“复兴”。
“虽然历经劫难”，“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基辛格说。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观察家们都确信，中国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和“历史性权利”。他们都关注到过去65年间世界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他们的视角开始转向中国如何影响世界。 经过65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奠定了找回“历史性权利”的实力基础，未来10至20年将是见证结果的关键期。65年来一条有着两股相互缠绕的分支的极重要脉络是：中国外交在努力谋求从弱国外交到强国外交转型的同时，中国崛起模式则从冲突性崛起、对抗性崛起向和平崛起、合作崛起转型。
中国将向国际社会系统性展示这两种转型的真实结果，它们有时并非严丝合缝、自成一体，能否以相互协调的方式最终得到实现足以决定世界在和与战、稳与乱、融与分的十字路口朝哪个方向前行。
粹 取
两种转型的意识在过去两年表现得尤为鲜明，而这两年正是习近平时代扬帆启航的两年。
国内有人喜欢将近两年的中国外交同此前63年的中国外交割裂开来评价，刻意比较中国在什么时期“软”、什么时期“硬”，以证明当下中国处理涉外问题谋略和方式的正确，这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国外有人给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贴上“必胜主义”、“强势外交”的标签，认为实力的提升正促使中国放弃“就自身事务与国际相协调”的做法，转向“走自己的路，任他人评说”的模式，这是不客观、不全面的。
回顾过去65年，无论是游离于国际体系外时期的“无法无天”，还是逐步融入全球体系过程中囿于国力不济、话语权不多而保持的隐忍韬晦，都不能代表中国外交的全貌，不能指认中国外交的总体方向。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主客观条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靠否定前人来印证今人或反其道而行之都不能把真理、真知、真相留在自己身边，必须用发展的观点观察事物。
判断中国外交正在推开一扇怎样的门，主要还是应看中国正从过去60多年与世界打交道的具体实践中粹取什么。之所以借用“粹取”这个化学词汇，是因为它最能够形容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正在努力进行的一项主要事业：从历史的累进和积淀中提炼、纯化、发展出适应今天、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实践精髓。
粹取之一，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集中体现主权、正义、民主、法治、共赢的外交价值观和国际秩序观。
粹取之二，是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基于全球化趋势的世界梦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实践优先发展目标和合作目标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粹取之三，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综合国家安全观，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
粹取之四，是将不结盟的传统政策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严峻现实，不选边站队不等于不坚持正义，不拉帮结派不等于不主持公道，不对抗冲突不等于不竞争博弈。
粹取之五，是全方位升级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海洋强国和战略西进并举，打造海陆两翼格局。
粹取之六，是进一步突出周边外交在对外战略布局中的首要位置，努力摆好维护核心利益、促进亚洲安全、拓展周边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搭建大国外交的中心舞台。
粹取之七，是在总结归纳60多年大国外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升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拓宽与欧洲的合作渠道，以我为主运筹均衡的大国关系架构。
粹取之八，是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世界事务、投入热点问题、倡导多边主义，主动传播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粹取之九，是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濡，提出并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要用思想的力量铺就和平道路，用文化兴盛支撑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粹取之十，是开启新的公共外交时代，把公众从外交看客变为被保护者和参与者、贡献者、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传播者。
以上十个方面的粹取，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变革的战略思维和责任担当，为中国外交注入新气象、新特点、新风格、新布局。
未 来
正直、善良的人们希望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所开启的新范式能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创立“第五个阶段”，实现从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转折。但当下中国外交展现的大国之姿、强国之态并非完成式，真正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前面，结果尚不确定。
中国就像沈大伟认为的那样，是“不完全的大国”，抑或像许多本国官员和学者强调的，是“独特的大国”，有自身的优势和弱点、长项和软肋、雄心和迷思，和平发展还不是“现在完成时”。
过去几年，中国用了太多精力试图说服世界：上升大国并非像西方理论界认为的那样注定要与守成大国发生战略冲撞，也并非一定要在周边谋求势力范围。但我们自己一些人又何尝不是深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正陷入权力政治的诱惑？
一些人只因国际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就认为中国也可以在世界上心安理得地搞霸权战略，这种主张背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先训，可以归入民粹主义思潮。
在中国迈向全球中心大国地位的道路上，有太多战略和心理门槛需要跨越，比如同日本的关系、与邻国的领土海洋争端。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开始变得迷信压服、征服手段，相信“必有一战”的“宿命论”，而对祖先遗训中的“刚柔相济”、“绵里藏针”、“水滴石穿”却不屑一顾？
个别国家以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压迫政策挟制中国作出正当合理反应的权利，中国必须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协调有序、并行不悖，确保战略全局的稳定。
中国必须正确展示和运用自身不断积聚的实力和自信，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一个超越权力思维、强权政治的先例，成为一个众所信服、世所接受的全球大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丢掉中华民族的谦逊精神和包容心态，这也许正是我们并未失去但必须重新发现的优势之一。
锁定未来，必先把牢现在。那些从中国外交65年历程中粹取的精神力量需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既要避免自我怀疑、畏首畏尾，也要拒绝过犹不及、矫枉过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一股被称作“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的思想热潮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形成势头。组织者宣称这代表自2008年前后就开始兴起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热，“或者说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趋势”。
这一思潮的涌现实属必然，因为它是中国思想者对党的十八大发出的坚定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要求的响应和追随，也是中国知识界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进行近代史反思的延伸，还体现了国外观察家对中国内外政策转型的密切关注，可以说是西方内部正在发生的制度反思的中国镜像。
在2014这个特殊年份，“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归根结底是重新检视中国走过的和应走的路，明证其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必然性，这是中国重新凝聚共识、继续朝正确方向前行所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道路问题有两条基本线索，既包括中国应在国内走什么路，也包括中国要在世界上走什么路，两者相互关联、作用——前者走通了后者必然天高地阔，后者出了差错将会干扰和裹挟前者。必须以心系人民的良知、实事求是的态度构筑通向未来的桥梁。
对于中国在世界上该走什么路，答案早已明确，那就是和平发展道路。偏离了这条路，中国不可能在国际上获得突出、持久的话语权。但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中国与世界签订的契约，也非中国必须对世界单方面作出的承诺、承担的义务，对此中国领导人讲得很清楚：“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大主要优势，但优势必须是具像的，仅靠提目标、喊口号不能兑现优势，还要有足够多的守护这条路的具体手段。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最主要的精力应放置于此。
中国的思想者们需要提出并深思几个问题，只有它们当中的每一项都拥有正面、积极、确信的答案，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谈得上一通到底，中国和中国外交才真正谈得上优势在握。
这些问题应当包括：中国是否拥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力、有利的决策体制？是否拥有与和平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大战略？是否拥有足以支撑和平发展战略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以及足够丰富的人才储备？是否拥有体现和平发展意志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以及与此相连的对外辐射力和渗透力？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否拥有足够的公众理解和支持？说到底是内外环境和硬、软两种实力的问题，但终归是一个政治抉择的问题。
固然可以通过不同制度的比较重新发现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的真正自信应来源于对我们的制度和做法一定要比别人好的追求，而不是别人的制度和做法比我们坏的侥幸。要防止把“相对好”当作“绝对好”、把“不算最坏”当作“就算正确”，把“局部真实”当作“整体真实”。不能因在国际上存在比自己的一些不合理、不适当的政策实践更坏的恶例就不谋改革、不思调整。
就像机遇和挑战一样，优势和劣势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在很多时候可以相互转化，一旦对优势的自我认知膨胀为自大妄为，优势就会被浪费、就会发生向劣势的转换。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讲话中叮嘱，“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累 进
新中国迄今已走过的65个年头，自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65年。65年来的中国外交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精力发展与苏联、周边邻国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打破西方的封锁围堵。
第二个阶段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两国关系破裂，中国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
第三个阶段是“一大片、一条线”，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积极投入南南合作，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推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四个阶段是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论断，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确立全方位外交格局，全面融入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65年的外交归结起来，就是中国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战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逐步走向中心位置的过程。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沈大伟在他的《中国走向世界：不完全的大国》一书中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更细划分为十个阶段，并得出六点结论：
第一，长期性的不安全感和周期性的被孤立经历导致时常的战术性结盟和调整；
第二，国内政治对外交事务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改革开放后的外交运作更加专业化；
第三，被国际社会接纳进而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旷日持久，仍不时显示出不适应性；
第四，与周边主要邻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存在“隔阂—敌意—矛盾—正常化”的循环往复；
第五，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极具流动性，且内部始终存在争论；
第六，外交政策的连贯性特征并不明显。
这些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是合情合理的。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中、格局转换的世界里，中国本身就是巨大的变革符号，过于鲜明的“连贯性”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求全责备。
“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而且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沈大伟的精神导师基辛格却正是从连贯性和历史性的角度理解中国外交的。
如果必须为65年来的中国外交找到一条主线，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是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强国方略结合起来的政策，一个中心词汇是“复兴”。
“虽然历经劫难”，“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基辛格说。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观察家们都确信，中国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和“历史性权利”。他们都关注到过去65年间世界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他们的视角开始转向中国如何影响世界。 经过65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奠定了找回“历史性权利”的实力基础，未来10至20年将是见证结果的关键期。65年来一条有着两股相互缠绕的分支的极重要脉络是：中国外交在努力谋求从弱国外交到强国外交转型的同时，中国崛起模式则从冲突性崛起、对抗性崛起向和平崛起、合作崛起转型。
中国将向国际社会系统性展示这两种转型的真实结果，它们有时并非严丝合缝、自成一体，能否以相互协调的方式最终得到实现足以决定世界在和与战、稳与乱、融与分的十字路口朝哪个方向前行。
粹 取
两种转型的意识在过去两年表现得尤为鲜明，而这两年正是习近平时代扬帆启航的两年。
国内有人喜欢将近两年的中国外交同此前63年的中国外交割裂开来评价，刻意比较中国在什么时期“软”、什么时期“硬”，以证明当下中国处理涉外问题谋略和方式的正确，这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国外有人给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贴上“必胜主义”、“强势外交”的标签，认为实力的提升正促使中国放弃“就自身事务与国际相协调”的做法，转向“走自己的路，任他人评说”的模式，这是不客观、不全面的。
回顾过去65年，无论是游离于国际体系外时期的“无法无天”，还是逐步融入全球体系过程中囿于国力不济、话语权不多而保持的隐忍韬晦，都不能代表中国外交的全貌，不能指认中国外交的总体方向。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主客观条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靠否定前人来印证今人或反其道而行之都不能把真理、真知、真相留在自己身边，必须用发展的观点观察事物。
判断中国外交正在推开一扇怎样的门，主要还是应看中国正从过去60多年与世界打交道的具体实践中粹取什么。之所以借用“粹取”这个化学词汇，是因为它最能够形容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正在努力进行的一项主要事业：从历史的累进和积淀中提炼、纯化、发展出适应今天、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实践精髓。
粹取之一，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集中体现主权、正义、民主、法治、共赢的外交价值观和国际秩序观。
粹取之二，是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基于全球化趋势的世界梦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实践优先发展目标和合作目标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粹取之三，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综合国家安全观，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
粹取之四，是将不结盟的传统政策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严峻现实，不选边站队不等于不坚持正义，不拉帮结派不等于不主持公道，不对抗冲突不等于不竞争博弈。
粹取之五，是全方位升级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海洋强国和战略西进并举，打造海陆两翼格局。
粹取之六，是进一步突出周边外交在对外战略布局中的首要位置，努力摆好维护核心利益、促进亚洲安全、拓展周边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搭建大国外交的中心舞台。
粹取之七，是在总结归纳60多年大国外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升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拓宽与欧洲的合作渠道，以我为主运筹均衡的大国关系架构。
粹取之八，是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世界事务、投入热点问题、倡导多边主义，主动传播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粹取之九，是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濡，提出并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要用思想的力量铺就和平道路，用文化兴盛支撑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粹取之十，是开启新的公共外交时代，把公众从外交看客变为被保护者和参与者、贡献者、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传播者。
以上十个方面的粹取，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变革的战略思维和责任担当，为中国外交注入新气象、新特点、新风格、新布局。
未 来
正直、善良的人们希望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所开启的新范式能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创立“第五个阶段”，实现从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转折。但当下中国外交展现的大国之姿、强国之态并非完成式，真正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前面，结果尚不确定。
中国就像沈大伟认为的那样，是“不完全的大国”，抑或像许多本国官员和学者强调的，是“独特的大国”，有自身的优势和弱点、长项和软肋、雄心和迷思，和平发展还不是“现在完成时”。
过去几年，中国用了太多精力试图说服世界：上升大国并非像西方理论界认为的那样注定要与守成大国发生战略冲撞，也并非一定要在周边谋求势力范围。但我们自己一些人又何尝不是深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正陷入权力政治的诱惑？
一些人只因国际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就认为中国也可以在世界上心安理得地搞霸权战略，这种主张背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先训，可以归入民粹主义思潮。
在中国迈向全球中心大国地位的道路上，有太多战略和心理门槛需要跨越，比如同日本的关系、与邻国的领土海洋争端。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开始变得迷信压服、征服手段，相信“必有一战”的“宿命论”，而对祖先遗训中的“刚柔相济”、“绵里藏针”、“水滴石穿”却不屑一顾？
个别国家以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压迫政策挟制中国作出正当合理反应的权利，中国必须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协调有序、并行不悖，确保战略全局的稳定。
中国必须正确展示和运用自身不断积聚的实力和自信，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一个超越权力思维、强权政治的先例，成为一个众所信服、世所接受的全球大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丢掉中华民族的谦逊精神和包容心态，这也许正是我们并未失去但必须重新发现的优势之一。
锁定未来，必先把牢现在。那些从中国外交65年历程中粹取的精神力量需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既要避免自我怀疑、畏首畏尾，也要拒绝过犹不及、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