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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9天的历史性访问。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开端。我（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当时在公安部工作，作为访美先遣组的负责人，先期赴美进行安排;随后又以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的身份随行出访。鲜为人知的是，在庄严隆重的外交活动和热烈友好的欢呼声里，掩盖着另一种复杂的斗争……
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作出反应。据我有关方面的信息：台湾当局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反华势力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小平）永远难忘的事”;旅美的“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中国台湾地区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央极度关注，知情的党内高级干部更是忧虑不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念龙、伍修权、朱穆之、罗青长等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干部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常委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璧，由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赴美打前站。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初步设想，要点包括：1. 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2.近身的安全警卫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3. 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先遣组抵美后受到我驻美联络处柴泽民主任等的热情接待。当晚，使馆党委和先遣组一起开会研究了有关情况。先遣组与美方的会谈是在白宫举行的。柴泽民主任和驻美联络处的同志和我们一起参加了会谈。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我们态度诚恳，表示信赖美方，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联邦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表示，感谢中方对美方的信任，美方将对这次访美的安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安全;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共同完成。在会谈中，泰勒问我：代表团有多少安全人员？我告诉他：除我以外共7人，其中包括方毅副总理的一名警卫。这样少的安全人员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离邓小平起程只有三四天时间时，华盛顿发生一起严重的反华挑衅事件。我驻美联络处的临街玻璃窗门被砸碎了，门楣上的国徽被撬下了，联络处的名牌被涂洒上油漆。美国警察在五分钟内堵截抓获了肇事的歹徒，据报道是几个“美国革命共产党”分子。这个“党”前身是1968年成立的“美國革命联盟”，1978年起反华面目日益露骨，贩卖“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发表了大量反华文章，从制造反华舆论发展到搞反华活动。
1月28日，邓小平乘中国民航专机离京赴美。同行的有方毅副总理和黄华外长等陪同人员20人，其余为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邓小平的到来，受到美国官方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但是，一小撮敌对势力却一直在蠢蠢欲动。1月29日上午10点，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有几分钟。
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访问。事先估计，反华势力将在这里搞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访问车队去宇航中心时，路旁约有200多华人和美国人集结;在旅馆附近2日约有600人，3日减至150人左右集结在对面马路一侧，都是学生模样的年青人。出访期间的一次险情恰恰出现在这里。2月2日下午18时许，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晚餐并观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我方的随卫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我的位置又在他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将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捉住。邓小平在我方随行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瞬息之间，化险为夷。
事后，据美方通告，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当晚，我约请泰勒喝咖啡。我对他说：“鉴于今天发生的险情，还有3天的访问必须严密部署，确保安全。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泰勒笑了，说：“对邓（小平）的安全绝不许有万一，他们一定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第二天，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一个个手拿木棍，还有催泪弹，高头大马的骑警封锁了路口，在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2月5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飞经安格雷季、东京（在东京停留访问2天），于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安全顺利地结束了这次出访。
（摘自《新中国外交风云》）
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作出反应。据我有关方面的信息：台湾当局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反华势力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小平）永远难忘的事”;旅美的“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中国台湾地区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央极度关注，知情的党内高级干部更是忧虑不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念龙、伍修权、朱穆之、罗青长等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干部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常委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璧，由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赴美打前站。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初步设想，要点包括：1. 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2.近身的安全警卫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3. 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先遣组抵美后受到我驻美联络处柴泽民主任等的热情接待。当晚，使馆党委和先遣组一起开会研究了有关情况。先遣组与美方的会谈是在白宫举行的。柴泽民主任和驻美联络处的同志和我们一起参加了会谈。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我们态度诚恳，表示信赖美方，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联邦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表示，感谢中方对美方的信任，美方将对这次访美的安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安全;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共同完成。在会谈中，泰勒问我：代表团有多少安全人员？我告诉他：除我以外共7人，其中包括方毅副总理的一名警卫。这样少的安全人员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离邓小平起程只有三四天时间时，华盛顿发生一起严重的反华挑衅事件。我驻美联络处的临街玻璃窗门被砸碎了，门楣上的国徽被撬下了，联络处的名牌被涂洒上油漆。美国警察在五分钟内堵截抓获了肇事的歹徒，据报道是几个“美国革命共产党”分子。这个“党”前身是1968年成立的“美國革命联盟”，1978年起反华面目日益露骨，贩卖“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发表了大量反华文章，从制造反华舆论发展到搞反华活动。
1月28日，邓小平乘中国民航专机离京赴美。同行的有方毅副总理和黄华外长等陪同人员20人，其余为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邓小平的到来，受到美国官方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但是，一小撮敌对势力却一直在蠢蠢欲动。1月29日上午10点，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有几分钟。
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访问。事先估计，反华势力将在这里搞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访问车队去宇航中心时，路旁约有200多华人和美国人集结;在旅馆附近2日约有600人，3日减至150人左右集结在对面马路一侧，都是学生模样的年青人。出访期间的一次险情恰恰出现在这里。2月2日下午18时许，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晚餐并观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我方的随卫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我的位置又在他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将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捉住。邓小平在我方随行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瞬息之间，化险为夷。
事后，据美方通告，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当晚，我约请泰勒喝咖啡。我对他说：“鉴于今天发生的险情，还有3天的访问必须严密部署，确保安全。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泰勒笑了，说：“对邓（小平）的安全绝不许有万一，他们一定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第二天，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一个个手拿木棍，还有催泪弹，高头大马的骑警封锁了路口，在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2月5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飞经安格雷季、东京（在东京停留访问2天），于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安全顺利地结束了这次出访。
（摘自《新中国外交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