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绿色新政”与民主党绿色转型

• 出 处: 南风窗
• 发表日期: 2021年9期
• 关键词: 美国 政治 新政 政府 结构 群体

拜登政府“绿色新政”与民主党绿色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坤泽；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戚凯
　　本文节选自《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

　　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掌握巨额的物质和立法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一般意义上，资源依照各个社会群体的生产力进行分配是提高全社会产出的最佳分配方案 （本文称其为 “比例原则”）。然而，当社会中存在政治权力很大的社会群体、而政府的政治权力较小时，因为惧怕这些群体可能的颠覆，政府就必须违反比例原则，将多数资源分配给那些强势群体 （即被强势群体所俘获），从而降低社会总产出。另一方面，即使政府有能力保证政权，强势群体也会尽力排挤弱势群体，以独占政府资源，从而也让政府资源配置违背比例原则。更加平等的政治权力分布意味着不存在异常强势的群体，所以，当一个或一些群体试图俘获政府的时候，政府就可以与其他群体结盟、打败它们的企图，同时，当一些群体被排挤的时候，它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对抗排挤它们的群体。
　　具体地，本文的理论模型构造了一个威权体制下内生联盟形成理论，研究形成一个包容性较高、从而促进更高产出的执政联盟所需要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在一个没有可靠的制度以同时确保和限制执政者权力的制度环境中，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处于微妙的权力平衡之中，这种平衡要求他与社会的某些群体形成结盟。尽管非理性的军事独裁曾经出现过，但一个着眼于长期执政的执政者必须诉诸更为理性的手段来支撑统治。与其他政治群体组成执政联盟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执政者还从他的统治中获得租金。在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向选定的政治群体提供政府控制的资源或监管特权来设置租金。这样，执政者不仅巩固了政治支持，也找到了获取租金的便捷方法。
　　因此，执政者所属联盟的性质和范围在决定威权政体的经济表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研究了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平等和国家能力如何导致具有包容性的经济政策，而在威权政体中，包容性有利于提升社会的经济表现。除了对有关联盟形成、增长与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文献有所贡献之外，本文的结果还强调了社会革命在为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增长铺平道路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表现卓越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在该地区，革命要么是内生的 （中国大陆），要么是外界施加的 （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日本）。尽管东亚的革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面孔，但它们都实现了同一个结果，即摆脱了根植于农业经济的、不平等和僵化的政治结构，并建立了新的，而且通常来说更为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而这一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对于工业增长是更为有利的。东亚地区的革命是世界范围内始于17世纪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欧洲国家都发生过革命。历史研究发现，这些革命在促进欧洲资本主义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NorthandWeingast（1989）的经典论文表明，光荣革命通过建立宪政规则点燃了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宪政规则是国王保护商业阶级利益的承诺手段。
　　相反，亚洲经济表现欠佳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没有革命，旧的社会政治结构得以幸存，并继续保护着那些其利益来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强大政治群体。此外，个人化和基于社会地位的社会关系被带入、并严重削弱了现代政治生活；由此产生的裙带政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印度看似与众不同，它没有进行过社会革命，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但是，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由充满活力的地方政府创造的，联邦政府的作用有限，后者在许多评论家看来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宗教和种姓制度在印度政治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使得印度政府无法按照贤能标准来实现国家治理。印度的旧社会结构导致的隐性成本可能被低估了。如果这个旧结构被现代结构所取代，印度将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