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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名流来说，死去不是指生理死亡，而是在公众面前消失：活着不是指颐养天年，而是依然有剩余价值。
2008年1月下旬，龙永图又一次出现在央视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盛典上。从世贸首席谈判代表的重任上退下来之后，博鳌国际论坛秘书长成为他的新角色。当然，他还是贵州卫视《论道》节目主持人，以及各大经济论坛的座上宾。位高权重的光环不再，但他的判断力、人脉和经验不会消失，而是继续作为优质资源，社会各界和他本人都乐于将其转化为社会营养。
像龙永图一样的忙人很多。只要没有宣布息影、封笔、戒商、退政，就算不在位高权重、炙手可热的主场，闲置资源在商业矩阵和名利场中依然能被盘活。
有组织捞
龙永图依然在发光发热。但经济效益与退位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相差万里。后者2007年11月在广东省东莞市为光大地产旗下锦绣山河别墅项目助力而作了“从伟大到卓越”的主题演讲，呆了不到3小时就拿走了255，75万元。但这只是小甜点，只是他在美国华盛顿演讲局的安排下，进行全球巡回演讲获得的每月50万英镑演讲收入的组成部分。加上回忆录580万英镑、退休金64000英镑、办公室费用90000英镑，再加上担任摩根大通银行顾问和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的年薪，传媒估得布莱尔卸任7个月收入超1000万英镑。
在演艺圈之外，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仍未为名人的转型和复出，提供常效平台和渠道。我们能看到戈尔巴乔夫为LV拍广告、克林顿成为公关公司的热门人选，但我们不知这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也有组织退休大使再服务的公司，不过效果不甚理想。
人气即卖点、即生意，回忆录+巡回演讲+专业顾问+广告代言人+亲善形象大使。这样的闲置资源再开发的利益组合，需要专业的公司来做。光是演讲这一块，美国就有400多家演讲公司在做。出场费不等的上千名演讲人满足社会各界的倾听需求，为之提供与名人零距离接触的体验、解决方案和速效救心丸。
死去的名人也有剩余价值。在《福布斯》杂志2007年度“最会赚钱已故名人”排行榜中，“猫王”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居榜首。赚进约4900万美元。他已死去整整30年了，他的音乐版税、DVD、邮票发行、授权契约及故居观光等资产如同自动存款机一样。
在中国，《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集》名列2007十大畅销书，若有一份中国版的2007年度“最会赚钱已故名人”排行榜，曹雪芹和张爱玲都能进入，可惜作者无福享受那大笔版税。他俩后半生都穷困潦倒。
艺人的剩余价值
艺人正当红时。可以一年上百家杂志封面，接受百家传媒专访，参加百次秀场，代言十几个产品广告，天天上电视，光屁股的趣事和前前男友都被抄出来，狗仔队天天如影随形，戴墨镜也无济于事。人气一散。过气艺人顿成“狗不理”，公众都当他死了。安于婚姻和改行的，自然心平气和；婚变情变或转型失败的，就要运作一番重新复出。
闲置名人资源的再利用在演艺圈最充分、最有经验。经纪公司安排打理新形象、编故事、记者见面会、上电视节目、担任节目主持人或评委或嘉宾、洽谈演出及接广告。绯闻营销成为最常用的手法，利用娱乐传媒推高人气关注度。若作品(影视歌舞)立不住或广告代言不景气的，则自动消失。
DM杂志和娱乐报道很可爱，总是把商业做的局，编造成名流云集的名利场。其实不过是一两位当红“炸子鸡”，配上几位过气的闲置资源名人，以及一大堆携带名片的趋炎附势者。
作家的剩余价值和文学的隐形买单人
作家在作品之外，还有什么剩余价值呢?文学本体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边缘化状态，作为行业品牌，文学算是衰落了；作为个人品牌，具有商业价值和读者影响力的作家为数不多。年度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作家就那么几个，剩下的作家，跟普通工薪阶层收入近似。以致作家和诗人普遍拥有正当职业，专业作家像是不务正业。版税收入之外，中国作家并无更多商业机会，更多的局是饭局，更多的社交是体验。
2007年7月26日，“百位作家体验国寿”活动开始，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组织100位作家到中国人寿(集团)公司体验保险业务，作家毕淑敏、诗人叶延滨在列。小说家邱华栋说：“我是个保险盲，我会带着巨大的热情深入这一活动。”这是一个好的商业创意，中国人寿提供100万元活动经费，相当于当年辽宁拍卖的一个紫檀手卷盒的价格。同年。王朔，一个作家以《我的千岁寒》一书挣得365万元版税。
出版社和读者是文学的显形买单人，影视业也是，作家在那里是编剧，力量弱到不足以学习好莱坞编剧罢工，而且钱比人家少很多。牛作家刘震云享受编剧身份，为电影《我叫刘跃进》宣传时说：“文学离商业越近，越能影响商业。”同时，作家的剩余商业价值也越大。
文学的隐形买单人包括电视节目、房地产商和传媒。每个“牛逼”电视节目背后都有文化人充当策划或顾问，每个“牛逼”房地产项目背后都有能写诗的笔胆。“《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和“珠江诗歌节”力捧当代作家和诗人，但背后是房地产企业买单，颁完奖后，报社还要拉着作家们到楼盘搞人文座谈。房地产商的惊人创意力背后，是作家的剩余想象力价值在发挥作用。
写煽情故事的王朔过气了，活出来的王朔在显示作家的剩余思想价值：示范如何对自己诚实。这种价值艰难而稀缺，意义大过口号般的城市文艺复兴运动(包括创意产业)。
历史的再利用和学者的新商机
历史热和国学热，只代表阅读趣味转移。其中，电视节目、公共知识分子和互联网写作者居功甚伟。
《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及它们的效颦者都是大众阅读趣味转移的推手。品三国的易中天和讲论语的于丹成为名人，既与他们的个性学养有关，更因他们的读史法与当下大众趣味和心灵困境偶合。《红楼梦》被拉下红学的神坛，明清历史由草根再次编写，宗教和南怀瑾成了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心头好，显示了公众对当代生活之外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立场的渴求。
这种渴求将学者从书斋和象牙塔中拉出来，发挥学术之外剩余的普及和解惑价值。最好的例子是余秋雨，他自大学戏剧课堂到一个人的《文化苦旅》，再到一家电视台的千禧欧陆行。再到关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巡回演讲，再到选秀节目的文化评委，再到《秋雨时分》的文化解读，利用电视的力量和文明的研究始终屹立在主流话语当中。多年红旗不倒，完美地演绎了学者长青的传播策略。经济收益呢?2007年7月。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暨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节，特邀嘉宾余秋雨发表演讲。出场费80万元。
每个名人都有剩余价值
“就算是一条底裤，一张厕纸，都有它的用处”(《国产007》)，每个名人都有剩余价值，无论当红或过气。
名人是商业社会现成的优质资源，包括主持人、明星、官员、专家、学者、作家……被公众认同需要一个漫长的传播过程，而再利用闲置的名人资源，省时省力省钱，效率显著。对名人来说，有重生般的成就感；对商家来说，价廉物美：对受众来说，有混搭的新意；对社会来说，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再分配效果。虽然新名人辈出，“合适”的名人总是资源匮乏，名人效应的大把空白需要填补。
高声赞美过气名人吧，像追捧当红“炸子鸡”一样。
2008年1月下旬，龙永图又一次出现在央视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盛典上。从世贸首席谈判代表的重任上退下来之后，博鳌国际论坛秘书长成为他的新角色。当然，他还是贵州卫视《论道》节目主持人，以及各大经济论坛的座上宾。位高权重的光环不再，但他的判断力、人脉和经验不会消失，而是继续作为优质资源，社会各界和他本人都乐于将其转化为社会营养。
像龙永图一样的忙人很多。只要没有宣布息影、封笔、戒商、退政，就算不在位高权重、炙手可热的主场，闲置资源在商业矩阵和名利场中依然能被盘活。
有组织捞
龙永图依然在发光发热。但经济效益与退位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相差万里。后者2007年11月在广东省东莞市为光大地产旗下锦绣山河别墅项目助力而作了“从伟大到卓越”的主题演讲，呆了不到3小时就拿走了255，75万元。但这只是小甜点，只是他在美国华盛顿演讲局的安排下，进行全球巡回演讲获得的每月50万英镑演讲收入的组成部分。加上回忆录580万英镑、退休金64000英镑、办公室费用90000英镑，再加上担任摩根大通银行顾问和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的年薪，传媒估得布莱尔卸任7个月收入超1000万英镑。
在演艺圈之外，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仍未为名人的转型和复出，提供常效平台和渠道。我们能看到戈尔巴乔夫为LV拍广告、克林顿成为公关公司的热门人选，但我们不知这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也有组织退休大使再服务的公司，不过效果不甚理想。
人气即卖点、即生意，回忆录+巡回演讲+专业顾问+广告代言人+亲善形象大使。这样的闲置资源再开发的利益组合，需要专业的公司来做。光是演讲这一块，美国就有400多家演讲公司在做。出场费不等的上千名演讲人满足社会各界的倾听需求，为之提供与名人零距离接触的体验、解决方案和速效救心丸。
死去的名人也有剩余价值。在《福布斯》杂志2007年度“最会赚钱已故名人”排行榜中，“猫王”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居榜首。赚进约4900万美元。他已死去整整30年了，他的音乐版税、DVD、邮票发行、授权契约及故居观光等资产如同自动存款机一样。
在中国，《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集》名列2007十大畅销书，若有一份中国版的2007年度“最会赚钱已故名人”排行榜，曹雪芹和张爱玲都能进入，可惜作者无福享受那大笔版税。他俩后半生都穷困潦倒。
艺人的剩余价值
艺人正当红时。可以一年上百家杂志封面，接受百家传媒专访，参加百次秀场，代言十几个产品广告，天天上电视，光屁股的趣事和前前男友都被抄出来，狗仔队天天如影随形，戴墨镜也无济于事。人气一散。过气艺人顿成“狗不理”，公众都当他死了。安于婚姻和改行的，自然心平气和；婚变情变或转型失败的，就要运作一番重新复出。
闲置名人资源的再利用在演艺圈最充分、最有经验。经纪公司安排打理新形象、编故事、记者见面会、上电视节目、担任节目主持人或评委或嘉宾、洽谈演出及接广告。绯闻营销成为最常用的手法，利用娱乐传媒推高人气关注度。若作品(影视歌舞)立不住或广告代言不景气的，则自动消失。
DM杂志和娱乐报道很可爱，总是把商业做的局，编造成名流云集的名利场。其实不过是一两位当红“炸子鸡”，配上几位过气的闲置资源名人，以及一大堆携带名片的趋炎附势者。
作家的剩余价值和文学的隐形买单人
作家在作品之外，还有什么剩余价值呢?文学本体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边缘化状态，作为行业品牌，文学算是衰落了；作为个人品牌，具有商业价值和读者影响力的作家为数不多。年度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作家就那么几个，剩下的作家，跟普通工薪阶层收入近似。以致作家和诗人普遍拥有正当职业，专业作家像是不务正业。版税收入之外，中国作家并无更多商业机会，更多的局是饭局，更多的社交是体验。
2007年7月26日，“百位作家体验国寿”活动开始，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组织100位作家到中国人寿(集团)公司体验保险业务，作家毕淑敏、诗人叶延滨在列。小说家邱华栋说：“我是个保险盲，我会带着巨大的热情深入这一活动。”这是一个好的商业创意，中国人寿提供100万元活动经费，相当于当年辽宁拍卖的一个紫檀手卷盒的价格。同年。王朔，一个作家以《我的千岁寒》一书挣得365万元版税。
出版社和读者是文学的显形买单人，影视业也是，作家在那里是编剧，力量弱到不足以学习好莱坞编剧罢工，而且钱比人家少很多。牛作家刘震云享受编剧身份，为电影《我叫刘跃进》宣传时说：“文学离商业越近，越能影响商业。”同时，作家的剩余商业价值也越大。
文学的隐形买单人包括电视节目、房地产商和传媒。每个“牛逼”电视节目背后都有文化人充当策划或顾问，每个“牛逼”房地产项目背后都有能写诗的笔胆。“《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和“珠江诗歌节”力捧当代作家和诗人，但背后是房地产企业买单，颁完奖后，报社还要拉着作家们到楼盘搞人文座谈。房地产商的惊人创意力背后，是作家的剩余想象力价值在发挥作用。
写煽情故事的王朔过气了，活出来的王朔在显示作家的剩余思想价值：示范如何对自己诚实。这种价值艰难而稀缺，意义大过口号般的城市文艺复兴运动(包括创意产业)。
历史的再利用和学者的新商机
历史热和国学热，只代表阅读趣味转移。其中，电视节目、公共知识分子和互联网写作者居功甚伟。
《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及它们的效颦者都是大众阅读趣味转移的推手。品三国的易中天和讲论语的于丹成为名人，既与他们的个性学养有关，更因他们的读史法与当下大众趣味和心灵困境偶合。《红楼梦》被拉下红学的神坛，明清历史由草根再次编写，宗教和南怀瑾成了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心头好，显示了公众对当代生活之外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立场的渴求。
这种渴求将学者从书斋和象牙塔中拉出来，发挥学术之外剩余的普及和解惑价值。最好的例子是余秋雨，他自大学戏剧课堂到一个人的《文化苦旅》，再到一家电视台的千禧欧陆行。再到关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巡回演讲，再到选秀节目的文化评委，再到《秋雨时分》的文化解读，利用电视的力量和文明的研究始终屹立在主流话语当中。多年红旗不倒，完美地演绎了学者长青的传播策略。经济收益呢?2007年7月。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暨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节，特邀嘉宾余秋雨发表演讲。出场费80万元。
每个名人都有剩余价值
“就算是一条底裤，一张厕纸，都有它的用处”(《国产007》)，每个名人都有剩余价值，无论当红或过气。
名人是商业社会现成的优质资源，包括主持人、明星、官员、专家、学者、作家……被公众认同需要一个漫长的传播过程，而再利用闲置的名人资源，省时省力省钱，效率显著。对名人来说，有重生般的成就感；对商家来说，价廉物美：对受众来说，有混搭的新意；对社会来说，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再分配效果。虽然新名人辈出，“合适”的名人总是资源匮乏，名人效应的大把空白需要填补。
高声赞美过气名人吧，像追捧当红“炸子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