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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经常带着灿烂的笑容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来内奥·茨马达？而不管是泛答还是
精答，是抬出外交辞令还是说真话，我觉得，
人们对我的回答从来没有满意过
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是旱区，阿拉瓦是旱区中的旱区，几乎终年无雨。
“这里只有很少的几个定居点，我们东边就是约旦。”来接我的夏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啊，你不用紧张，军队会保护我们的。”
夏哈向我交待了几件事——内奥·茨马达基布兹禁烟酒、禁喧哗、禁游手好闲、禁吃喝嫖赌等等，然后把我领到了村子边上的志愿者宿舍。宿舍只有15平方米不到，两张床，水磨石的地板灰灰的一片。
我很快认识了几个同日抵达的志愿者。捷克女孩阿诺奇卡和斯洛伐克女孩克里丝蒂娜都有点羞涩，阿诺奇卡的英文不怎么好，但她的老乡、已经在农庄待了快一年的金发女孩萨拉却是语速飞快。萨拉和阿诺奇卡都来自布拉格，觉得一个一百万人口的首都已经略嫌拥挤了。
体力劳动从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正式开始。
一辆小车把我和室友马克拉到了村西北的工地上，这里正在造五六座新房子，以作为旅馆供来此地考察、访问的人居住。
以色列有着让人谈虎色变的高科技，但这个村庄里的劳动似乎全靠手提肩扛、人海战术。我们的工作是把沙子、土和草秸搅拌到一起，然后用独轮车把搅拌好的草灰泥运到十几丈外的砌墙工地上去，途中土路崎岖，石子遍地。
以色列的犹太人中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已经很少了。老人们不愿看到劳动的传统在第三代那里断绝，于是一有机会就要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创业故事：我们很辛苦，我们背砖、种树、修路，起早贪黑。孩子们听到这里，也难过得吃不下玉米片了：“爷爷，你们过去是阿拉伯人吗？”在他们的成长记忆里，这些活儿都应该是阿拉伯籍雇工干的。
所以，内奥·茨马达第一个让我觉得新鲜的地方是，在这里，我能一口气看到许多干体力活的犹太人。我加入其中，一道干活，一时竟有些荣耀。
我早晨5点20就醒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起这么早。内奥·茨马达的冬季劳动每天早晨6点开始，17点结束；夏季出工时间更早，有四到五小时的午休时间，工作到19点结束。
沙漠夏天的清晨竟然有一点微凉。我抖擞精神往食堂走去，远远看见小广场上坐着好些人。所有人都一声不吭，眼睛有睁有闭，脸上有一种我在什么名画里看见过的罕见的表情。他们在冥想。我也找了一棵大树下坐下来，很快进入了半睡状态。我真的被昨天工地的活儿给累着了。
没看清是谁第一个站了起来，总之，忽然之间，所有人就跟吸了符咒的纸片一样活了起来。人们开始各就各位。
食堂门口有一块软木布告栏，钉着一张工作分配表。我这天的岗位在椰枣园。
椰枣是农庄的第一经济来源。“这两年枣子的价格上涨了，去年还是每公斤17谢克尔（1谢克尔约等于人民币2元），今年涨到了21谢克尔。过一个多月，这些枣树可以收下一百来吨的果实。”中年的农庄成员拉尼说。
我们一共9个人，分成两组，工作是把缠绕在一起的挂了果实的树枝分开，捆好。两根粗壮的树枝被强扭到一起，枣子发出了哗哗的巨响。
接触的人多了，我必须经常带着灿烂的笑容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来内奥·茨马达？不过，不管是泛答还是精答，是抬出外交辞令还是说真话，我觉得，人们对我的回答从来没有满意过。
我说，这里很美，很安详，人人都很善良，羊粪的味道很浓，他们便会意地频频点头，默默地把我归入“一般看客”一类；我说，我喜欢共同体，想到一个集体互助的环境里生活，他们立刻带着一种热切的谦虚反问：中国不是也有公社吗？你们比我们做得更早，对不对？我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曾经的公社农民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所以无法继续下去。他们就换上一副永远比你想得更深一点的表情：朋友，是的，但是公社制度在我们这里的处境也不好。
1967年以色列人打赢了“六日战争”，人们说这是基布兹精神的胜利，因为正规军里很多军人出自基布兹，有的一直都是基布兹的社员。但是战争过后，经济上左支右绌的基布兹仍旧要靠政府扶助才能过下去。1977年右翼政党利库德上台，下决心甩掉这个大包袱。大批基布兹失掉了国家的财政支持，不得已实施改制。与此同时，基布兹家庭的联系也不如过去那么紧密了，去公共食堂的人开始变少，到了晚上，有更多的家庭把孩子接回家睡，而不像过去那样，让他们留在“儿童之家”跟其他孩子一起睡。
“基布兹就是乌托邦嘛，”拉尼说，“基布兹的命脉是农业，农业本质上是落后的经济形态。我们不是这样，你看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学习，农业不是我们的目的，建成一个无差别、公有、平等的社会，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已经学会在这里不要说“你们”，要说“我们”。
“我们没有目的。”
晚上，召开了内奥·茨马达志愿者大会，没人知道这是第几届。我们围拢在艺术中心二楼的露台，纷纷盤腿坐下。满天星斗可以直视无碍。沙漠的气候是严酷的，但也有规矩方圆：夜里8点准时切入黑夜模式，登高一丈必然有习习清风拂面。
农庄负责行政的阿娜特说，当志愿者在内奥·茨马达是个有年头的传统，所有志愿者，来了就有议事权，也必须参加议事。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就说说吧。
我的左边，能叫得出名字的有捷克人萨拉和阿诺奇卡、斯洛伐克人克里丝蒂娜、美国人马克，右边，有加拿大人玛扬、瑞士人艾琳、德国人约翰。
阿娜特抛的砖没有引出什么玉，时间太短了，我们还没来得及体会。
安息日如期来临。 这群世俗犹太人的安息日不读经文，以简单的歌舞开场来代替宗教仪式。十来个女孩子站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唱歌。这是一首极优美的三四拍曲子，像穿过林木落到肩上的花瓣，害得我把接触过的姑娘一个一个都想起来了。
人们开始把桌子从露天搬回食堂。我刚站起来看看可以做点什么，左胳膊肘就挨了一击，扭头看时，萨拉从我的右边钻了出来。她穿了件黑橘色条纹相间的细背心，像只东非汤氏瞪羚，脑袋后边翘着个金发髻，灰蓝色的眼睛热烈地闪着，两只手拍着面前的桌子，一边说“我们来吧！”一边把桌子的那一头抬了起来。我愉快地“哦”了一声，就抬起另一头。
我们刚要抬腿的刹那，一男一女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就往桌子上一坐。萨拉大笑起来，我们用力一抬，四条光溜溜的小腿都离了地面。“哟菲（妙极了）——”孩子们欢呼起来。“哟菲——”我和萨拉也一起喊。
我们小跑着上了台阶，冲进食堂，没等桌子放下，两个小家伙溜下来跑了出去。我们奔向下一张桌子，还没抬起来，两人就又跳了上去。
我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表演欲。“准备好没？”我朝他俩说，然后猛地把桌子掀一下，薩拉心领神会。我们将桌子忽左忽右地晃，欢实地颠，小家伙们咯咯狂笑。
农庄里从不撵人，每个岗位都欢迎串门的。如果你走错了路，投错了工作团队，没有人用高冷的眼神看着你：你搞错了吧？他们会说：太好了，我来看看你能做什么。因此，3点来钟的时候，我决定去羊圈团队看看。
羊圈的小屋子里，萨拉穿个红背心正在扫地，看到我毫不意外，就像我也毫不奇怪在这里看到她。
门外陡然响起了踢踢踏踏的声音。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年轻人快步冲了进来，跳上操作台，拉开角上的小门。一只羊轻车熟路，一进门就直奔入操作台的尽里头，脖子朝靠窗槽子的豁口伸了进去。咣当一响，闩子自动掉了下来，卡住了羊颈。羊一只只跟着进来，在美食的煽惑下，亮出了屁股，袋状的乳房犹如礼拜堂的悬灯一样吊在两条后腿之间。萨拉手脚飞快，将垂在栏杆上的吸奶器唰唰两下塞了上去。仪表屏立刻亮了起来，螺旋状的皮管里有白色的液沫嗖嗖地飞舞。
山羊的身体像空调室外机一样散发着热气。20张嘴齐刷刷地运动，竟然汇集成了男子唱诗班一般嗡嗡的人声。“哦—哎，哦—哎，哦—哎！”捷克姑娘明亮的吆喝推升着这交响乐。这般奇异的曲子，一生听一次是不够的。
母羊挤干净一批，就被从另一个出口赶下去。每一轮上来的母羊中都有那么一到两只不停地跺着地板，把刚刚套上的罩杯给甩下来。看我与一只羊相持不下，萨拉过来解围：“你要温柔些。”
萨拉两手并举，捧寿桃一样地捧着那两只乳房，她揉着揉着，口里还像《托拉》领诵师那样念念有词：“你要让她舒服、舒服、舒服……”母羊躁动的身躯慢慢放松了下来，甚至尾巴都耷拉下来。
羊奶挤得差不多时，乳房就会瘪下去，吸奶杯自然脱落下来。
农庄给予羊的待遇是全国最好的，小羊出生后不直接从母羊身边抱走，而是给两个月的哺乳期。“羊要有羊样。”他们说，“不让羊给孩子哺乳，人也会不好受。”不过，奶羊到了八九岁时人老珠黄，无奶可产，等待它们的也只有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的刀子了。
一天，农庄中来了位新人，来自苏格兰的克兰塔。她在食堂外跟人说话，棕色的鬈发滚满了肩膀和酥胸，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看她。
美艳的女人对于共同体总有立竿见影的扰乱效果——假如帕里斯不去劫海伦，那么希腊人将毁在特洛伊前头。人们无法对抗自己的动物性本能，以及与之连带的诸多情绪反应：嫉妒、腹诽、幸灾乐祸、精神胜利。我看到克兰塔，便想着村规中“着装必须简朴”这一条真不是过分的要求。
克兰塔只待了一个周末。她是来看朋友的，到沙漠干两天活，换个食宿。农庄总有房间接纳无着落而又有力气的人，只是你必须用参加劳动来证明你有共同的信念。
这些天来，我逐渐感到，这个农庄的确有办法让人在简单枯燥的重复性劳动中保持中等偏上、偶一激亢的心情。农庄里的人从不掩饰喜悦，而且经常让我感到，他们的好心情里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我操作筛谷机时，它的轰轰声总能引来几个路过的男女老少。他们凝视着这机器，惊喜的表情就好像我在展示什么来自东方的奇技淫巧一样。他们的表情促使我体内的某种物质激增，我威风凛凛地提起下一桶谷子泼进去，满足地看着参观者惊叫一声，逃离所站的下风口，使劲扑打着身上的麦秸。
有一天，什穆埃勒带着两个50多岁的人过来，我正弓着腰刷地板，抬头一看，他们仨已站到我跟前，两个陌生人伸出了手。什穆埃勒介绍了我，那样子，仿佛我不是一个不拿钱的短工，而是此厂的技术总管或品酒师什么的，仿佛他们就是专程前来认识我。我深深地怀疑自己是否有这么重要，也忘不了那种一见如故的目光交流。
葡萄采摘季节，每日清晨的冥想仪式挪了地方——改到葡萄园冥想。内奥·茨马达的“夏哈里特”阵容很稳定，少则四十来人，多则五六十人，个个若有所思。我坐在绿草中，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
冥想的正式名字叫“夏哈里特”，也就是犹太教的晨祷，希伯来语的“清晨”正是从这个词里引申出来的。
内奥·茨马达的仪式把门槛降低到零，变成了一个面向所有过路人的邀请。你不需要懂得冥想的奥义，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受洗、诵经、登台祈雨，设法展示某种奇迹，表达对信念的忠诚，你只需要坐下来。
采摘葡萄是内奥·茨马达的盛事。圣诗中说葡萄是“夏日最后的果实”，《以赛亚书》中唱：“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
新鲜的葡萄果长得比玉米粒还紧凑，胀满了果汁，都藏在大叶之下。勤劳的村民像钻进汽车肚子下面的修理工一样，钻进茂盛的藤叶底下，剪取沉沉的果串。大塑料箱装着湛青碧绿的葡萄，被一车又一车地送回村里。
30天的志愿者时间很快过去。我离开内奥·茨马达时，没有任何告别式。这里没有一个人不可或缺。
走后，只有三个人跟我通过信，而我最关心的萨拉却没有哪怕一封回信。不过，柯兰依给我写来了几封长长的信。她是匈牙利犹太人，去而复返，干脆加入了以色列国籍。她说，她打算在村子里待一年，看看事情会进展到哪一步，生活又会给她带来什么。
为什么来内奥·茨马达？而不管是泛答还是
精答，是抬出外交辞令还是说真话，我觉得，
人们对我的回答从来没有满意过
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是旱区，阿拉瓦是旱区中的旱区，几乎终年无雨。
“这里只有很少的几个定居点，我们东边就是约旦。”来接我的夏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啊，你不用紧张，军队会保护我们的。”
夏哈向我交待了几件事——内奥·茨马达基布兹禁烟酒、禁喧哗、禁游手好闲、禁吃喝嫖赌等等，然后把我领到了村子边上的志愿者宿舍。宿舍只有15平方米不到，两张床，水磨石的地板灰灰的一片。
我很快认识了几个同日抵达的志愿者。捷克女孩阿诺奇卡和斯洛伐克女孩克里丝蒂娜都有点羞涩，阿诺奇卡的英文不怎么好，但她的老乡、已经在农庄待了快一年的金发女孩萨拉却是语速飞快。萨拉和阿诺奇卡都来自布拉格，觉得一个一百万人口的首都已经略嫌拥挤了。
体力劳动
体力劳动从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正式开始。
一辆小车把我和室友马克拉到了村西北的工地上，这里正在造五六座新房子，以作为旅馆供来此地考察、访问的人居住。
以色列有着让人谈虎色变的高科技，但这个村庄里的劳动似乎全靠手提肩扛、人海战术。我们的工作是把沙子、土和草秸搅拌到一起，然后用独轮车把搅拌好的草灰泥运到十几丈外的砌墙工地上去，途中土路崎岖，石子遍地。
以色列的犹太人中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已经很少了。老人们不愿看到劳动的传统在第三代那里断绝，于是一有机会就要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创业故事：我们很辛苦，我们背砖、种树、修路，起早贪黑。孩子们听到这里，也难过得吃不下玉米片了：“爷爷，你们过去是阿拉伯人吗？”在他们的成长记忆里，这些活儿都应该是阿拉伯籍雇工干的。
所以，内奥·茨马达第一个让我觉得新鲜的地方是，在这里，我能一口气看到许多干体力活的犹太人。我加入其中，一道干活，一时竟有些荣耀。
我早晨5点20就醒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起这么早。内奥·茨马达的冬季劳动每天早晨6点开始，17点结束；夏季出工时间更早，有四到五小时的午休时间，工作到19点结束。
沙漠夏天的清晨竟然有一点微凉。我抖擞精神往食堂走去，远远看见小广场上坐着好些人。所有人都一声不吭，眼睛有睁有闭，脸上有一种我在什么名画里看见过的罕见的表情。他们在冥想。我也找了一棵大树下坐下来，很快进入了半睡状态。我真的被昨天工地的活儿给累着了。
没看清是谁第一个站了起来，总之，忽然之间，所有人就跟吸了符咒的纸片一样活了起来。人们开始各就各位。
食堂门口有一块软木布告栏，钉着一张工作分配表。我这天的岗位在椰枣园。
椰枣是农庄的第一经济来源。“这两年枣子的价格上涨了，去年还是每公斤17谢克尔（1谢克尔约等于人民币2元），今年涨到了21谢克尔。过一个多月，这些枣树可以收下一百来吨的果实。”中年的农庄成员拉尼说。
我们一共9个人，分成两组，工作是把缠绕在一起的挂了果实的树枝分开，捆好。两根粗壮的树枝被强扭到一起，枣子发出了哗哗的巨响。
“我们没有目的”
接触的人多了，我必须经常带着灿烂的笑容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来内奥·茨马达？不过，不管是泛答还是精答，是抬出外交辞令还是说真话，我觉得，人们对我的回答从来没有满意过。
我说，这里很美，很安详，人人都很善良，羊粪的味道很浓，他们便会意地频频点头，默默地把我归入“一般看客”一类；我说，我喜欢共同体，想到一个集体互助的环境里生活，他们立刻带着一种热切的谦虚反问：中国不是也有公社吗？你们比我们做得更早，对不对？我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曾经的公社农民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所以无法继续下去。他们就换上一副永远比你想得更深一点的表情：朋友，是的，但是公社制度在我们这里的处境也不好。
1967年以色列人打赢了“六日战争”，人们说这是基布兹精神的胜利，因为正规军里很多军人出自基布兹，有的一直都是基布兹的社员。但是战争过后，经济上左支右绌的基布兹仍旧要靠政府扶助才能过下去。1977年右翼政党利库德上台，下决心甩掉这个大包袱。大批基布兹失掉了国家的财政支持，不得已实施改制。与此同时，基布兹家庭的联系也不如过去那么紧密了，去公共食堂的人开始变少，到了晚上，有更多的家庭把孩子接回家睡，而不像过去那样，让他们留在“儿童之家”跟其他孩子一起睡。
“基布兹就是乌托邦嘛，”拉尼说，“基布兹的命脉是农业，农业本质上是落后的经济形态。我们不是这样，你看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学习，农业不是我们的目的，建成一个无差别、公有、平等的社会，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已经学会在这里不要说“你们”，要说“我们”。
“我们没有目的。”
晚上，召开了内奥·茨马达志愿者大会，没人知道这是第几届。我们围拢在艺术中心二楼的露台，纷纷盤腿坐下。满天星斗可以直视无碍。沙漠的气候是严酷的，但也有规矩方圆：夜里8点准时切入黑夜模式，登高一丈必然有习习清风拂面。
农庄负责行政的阿娜特说，当志愿者在内奥·茨马达是个有年头的传统，所有志愿者，来了就有议事权，也必须参加议事。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就说说吧。
我的左边，能叫得出名字的有捷克人萨拉和阿诺奇卡、斯洛伐克人克里丝蒂娜、美国人马克，右边，有加拿大人玛扬、瑞士人艾琳、德国人约翰。
阿娜特抛的砖没有引出什么玉，时间太短了，我们还没来得及体会。
安息日如期来临。 这群世俗犹太人的安息日不读经文，以简单的歌舞开场来代替宗教仪式。十来个女孩子站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唱歌。这是一首极优美的三四拍曲子，像穿过林木落到肩上的花瓣，害得我把接触过的姑娘一个一个都想起来了。
人们开始把桌子从露天搬回食堂。我刚站起来看看可以做点什么，左胳膊肘就挨了一击，扭头看时，萨拉从我的右边钻了出来。她穿了件黑橘色条纹相间的细背心，像只东非汤氏瞪羚，脑袋后边翘着个金发髻，灰蓝色的眼睛热烈地闪着，两只手拍着面前的桌子，一边说“我们来吧！”一边把桌子的那一头抬了起来。我愉快地“哦”了一声，就抬起另一头。
我们刚要抬腿的刹那，一男一女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就往桌子上一坐。萨拉大笑起来，我们用力一抬，四条光溜溜的小腿都离了地面。“哟菲（妙极了）——”孩子们欢呼起来。“哟菲——”我和萨拉也一起喊。
我们小跑着上了台阶，冲进食堂，没等桌子放下，两个小家伙溜下来跑了出去。我们奔向下一张桌子，还没抬起来，两人就又跳了上去。
我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表演欲。“准备好没？”我朝他俩说，然后猛地把桌子掀一下，薩拉心领神会。我们将桌子忽左忽右地晃，欢实地颠，小家伙们咯咯狂笑。
在羊圈
农庄里从不撵人，每个岗位都欢迎串门的。如果你走错了路，投错了工作团队，没有人用高冷的眼神看着你：你搞错了吧？他们会说：太好了，我来看看你能做什么。因此，3点来钟的时候，我决定去羊圈团队看看。
羊圈的小屋子里，萨拉穿个红背心正在扫地，看到我毫不意外，就像我也毫不奇怪在这里看到她。
门外陡然响起了踢踢踏踏的声音。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年轻人快步冲了进来，跳上操作台，拉开角上的小门。一只羊轻车熟路，一进门就直奔入操作台的尽里头，脖子朝靠窗槽子的豁口伸了进去。咣当一响，闩子自动掉了下来，卡住了羊颈。羊一只只跟着进来，在美食的煽惑下，亮出了屁股，袋状的乳房犹如礼拜堂的悬灯一样吊在两条后腿之间。萨拉手脚飞快，将垂在栏杆上的吸奶器唰唰两下塞了上去。仪表屏立刻亮了起来，螺旋状的皮管里有白色的液沫嗖嗖地飞舞。
山羊的身体像空调室外机一样散发着热气。20张嘴齐刷刷地运动，竟然汇集成了男子唱诗班一般嗡嗡的人声。“哦—哎，哦—哎，哦—哎！”捷克姑娘明亮的吆喝推升着这交响乐。这般奇异的曲子，一生听一次是不够的。
母羊挤干净一批，就被从另一个出口赶下去。每一轮上来的母羊中都有那么一到两只不停地跺着地板，把刚刚套上的罩杯给甩下来。看我与一只羊相持不下，萨拉过来解围：“你要温柔些。”
萨拉两手并举，捧寿桃一样地捧着那两只乳房，她揉着揉着，口里还像《托拉》领诵师那样念念有词：“你要让她舒服、舒服、舒服……”母羊躁动的身躯慢慢放松了下来，甚至尾巴都耷拉下来。
羊奶挤得差不多时，乳房就会瘪下去，吸奶杯自然脱落下来。
农庄给予羊的待遇是全国最好的，小羊出生后不直接从母羊身边抱走，而是给两个月的哺乳期。“羊要有羊样。”他们说，“不让羊给孩子哺乳，人也会不好受。”不过，奶羊到了八九岁时人老珠黄，无奶可产，等待它们的也只有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的刀子了。
农庄来客
一天，农庄中来了位新人，来自苏格兰的克兰塔。她在食堂外跟人说话，棕色的鬈发滚满了肩膀和酥胸，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看她。
美艳的女人对于共同体总有立竿见影的扰乱效果——假如帕里斯不去劫海伦，那么希腊人将毁在特洛伊前头。人们无法对抗自己的动物性本能，以及与之连带的诸多情绪反应：嫉妒、腹诽、幸灾乐祸、精神胜利。我看到克兰塔，便想着村规中“着装必须简朴”这一条真不是过分的要求。
克兰塔只待了一个周末。她是来看朋友的，到沙漠干两天活，换个食宿。农庄总有房间接纳无着落而又有力气的人，只是你必须用参加劳动来证明你有共同的信念。
这些天来，我逐渐感到，这个农庄的确有办法让人在简单枯燥的重复性劳动中保持中等偏上、偶一激亢的心情。农庄里的人从不掩饰喜悦，而且经常让我感到，他们的好心情里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我操作筛谷机时，它的轰轰声总能引来几个路过的男女老少。他们凝视着这机器，惊喜的表情就好像我在展示什么来自东方的奇技淫巧一样。他们的表情促使我体内的某种物质激增，我威风凛凛地提起下一桶谷子泼进去，满足地看着参观者惊叫一声，逃离所站的下风口，使劲扑打着身上的麦秸。
有一天，什穆埃勒带着两个50多岁的人过来，我正弓着腰刷地板，抬头一看，他们仨已站到我跟前，两个陌生人伸出了手。什穆埃勒介绍了我，那样子，仿佛我不是一个不拿钱的短工，而是此厂的技术总管或品酒师什么的，仿佛他们就是专程前来认识我。我深深地怀疑自己是否有这么重要，也忘不了那种一见如故的目光交流。
夏日最后的果实
葡萄采摘季节，每日清晨的冥想仪式挪了地方——改到葡萄园冥想。内奥·茨马达的“夏哈里特”阵容很稳定，少则四十来人，多则五六十人，个个若有所思。我坐在绿草中，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
冥想的正式名字叫“夏哈里特”，也就是犹太教的晨祷，希伯来语的“清晨”正是从这个词里引申出来的。
内奥·茨马达的仪式把门槛降低到零，变成了一个面向所有过路人的邀请。你不需要懂得冥想的奥义，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受洗、诵经、登台祈雨，设法展示某种奇迹，表达对信念的忠诚，你只需要坐下来。
采摘葡萄是内奥·茨马达的盛事。圣诗中说葡萄是“夏日最后的果实”，《以赛亚书》中唱：“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
新鲜的葡萄果长得比玉米粒还紧凑，胀满了果汁，都藏在大叶之下。勤劳的村民像钻进汽车肚子下面的修理工一样，钻进茂盛的藤叶底下，剪取沉沉的果串。大塑料箱装着湛青碧绿的葡萄，被一车又一车地送回村里。
30天的志愿者时间很快过去。我离开内奥·茨马达时，没有任何告别式。这里没有一个人不可或缺。
走后，只有三个人跟我通过信，而我最关心的萨拉却没有哪怕一封回信。不过，柯兰依给我写来了几封长长的信。她是匈牙利犹太人，去而复返，干脆加入了以色列国籍。她说，她打算在村子里待一年，看看事情会进展到哪一步，生活又会给她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