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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渥的资源，运用市场机能，慢慢把美国的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像伯克莱、康奈尔才能放心地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年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4500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作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
如果有人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那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
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地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胜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llure)制度。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真正的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年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4500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作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
如果有人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那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
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地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胜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llure)制度。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真正的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