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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和『硬』，是何多苓最常用来概括其工作室的两个形容词。没有强烈的色彩，也没有华丽的摆设，充满现代感的极简主义，在这幢他亲手设计的房子里得到了最彻底的展现。
走进工作室时，何多苓正在画一幅女子肖像。阳光打在画布上，画中女孩尤为轻盈，像个起舞的精灵。每画几笔，何多苓就退后几步，远远观看画面效果，发现需要添补的地方，他又往前再画几笔，这个动作一直重复了好几次。上世纪80年代，何多苓以一幅《春风已经苏醒》驰名画坛，而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成为美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在市场上，他的作品颇受欢迎，《第三代人》曾在2011年保利秋拍拍下2875万的成绩。
与绝大多数走南闯北的当代艺术家不一样，何多苓更愿意将自己隐藏起来，生活半径几乎只在成都。何多苓的工作室位于成都三圣乡的“新蓝顶当代艺术中心”，这里汇聚了“川军”艺术家的主要力量。周春芽、何多苓、赵能智、郭伟、郭晋、唐可等艺术家，在这里买下工作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家群落。这些工作室则地处荷塘边的坡地上，农田与建筑融为一体，风光优美。每天下午，何多苓便从成都市区驱车来到这里作画，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工作室是最大的收藏
何多苓推崇极简主义，第二届普利兹克奖得主、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是他最为欣赏的极简主义者。“他非常讲究空间的逻辑性。这点和我很类似。”最早的时候，何多苓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了路易斯·巴拉甘的私宅，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红色流水线的墙体，厚实、自然。这种建筑风格一直萦绕在何多苓的脑海中，甚至被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室设计中。
何多苓的整个工作室也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占地两亩，依坡地地形而建。工作室外，还修建了独立花园、室外泳池和车库。白墙灰调、墙体厚实，整个房子呈现现代主义简约的风格，看起来透着一股冷艳。“就像我的画一样，在建筑设计上，我也不喜欢强烈的色彩。灰色调接近白色，是我喜欢的风格。”何多苓说。
他还特地在工作室外修建了一个私人花园，牡丹、大茅艮与绿叶相互映衬。花园旁是一个长长的泳池。工作室里还有一个占地一百五十平米大的空间，四周挂满了何多苓以及其他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平时，这里拿来做画作的展示之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当成室内羽毛球场—每逢周一和周四，他都会约几个朋友，在这里打上一场球。
有趣的是，工作室的角落里随处可见用钢丝编起来的雕塑作品—钢丝以极其繁杂的线条编成了摩托车、自行车、小提琴等充满艺术感的造型，凸显着低调而沉静的力量，同时也让整个工作室生机勃勃。这是雕塑家施进滇的作品，何多苓非常喜欢。“他最大的作品是编了一辆吉普车。我收藏了他的摩托车雕塑，用我的画作跟他换。”
何多苓说自己并没有很强烈的收藏意识。屋子里的很多作品，有些是自己买的，有些是学生送的，还有一些是何多苓用自己的画作和其他艺术家交换得来的。“我希望房间里的东西越少越好，但没办法，日常用品越堆越多，也懒得去收拾。”何多苓理想的生活状态应该是简化的，所以他不搞收藏。在他看来，这个工作室就是他最大的收藏。
何多苓的建筑理论
在这个工作室建成之前，这里只是一块空菜地。站在这个一无所有的空地上，选址、设计、备料、施工等等细节，开始在何多苓的脑海里打转。“开始设计之前，我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任务书，先想这房子做什么用，需要哪些房间，房间分别的面积是多少……把这些想明白了，我才开始动手。”
“最早的时候，这里是一块坡地。从南往北倾斜，北面比南面低。我喜欢因坡就势，决定照着这个地形来设计。”何多苓喜欢现代主义极简风格的建筑，不喜欢造型怪诞、脱离功能的建筑。在何多苓看来，对建筑设计而言，房子内部空间流动的逻辑性远比房子的外形更加重要。因此，在设计的时候，他便想到，必须把房子的设计性跟地形、朝向和功能结合到一起。
对于建筑，何多苓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近日，扎哈·哈迪德为成都建了一个18万平方米的艺术中心，外形看上去像个海豚。何多苓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位女建筑师“为了造型而造型”的建筑风格。“我觉得，这会是扎哈·哈迪德最糟糕的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墙本身垂直于地面，是能起到一个支撑功能的。但她为了造型，把墙做成了斜的。这样，墙本身的支撑功能没有了，同时还成为了一个需要被支撑的构建。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反正我个人不喜欢。”
何多苓说，建工作室最重要的是考虑采光，所以他盖了天窗，让阳光垂直照射进来；他还建了一扇北向的窗户，原因是“北边的光线比较稳定”。另外，他在西边的画室窗户边安装了电动轴轨，随时控制窗帘的升降。这样，即便太阳下山，阳光变得不稳定时，他就可以挂上窗帘，用内部灯光补充光线。
何多苓的邻居是艺术家唐可。他的房子开满鲜花，一片暖意，与何多苓冷色调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墙外爬满了常青藤，家中还养了鹦鹉，全家人都住在这栋崇尚自然生态的房子里，显得温馨且生活化。何多苓非常乐意跟唐可为邻。“很多人说我的房子又冷又硬，还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枯燥的建筑。但他的房子正好相反，非常生活化。在我看来，这是互补的。”
盖了花园以后，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逐渐成为何多苓笔下的题材。“花开得那么好，不画太可惜了。我老早就想画这园子里的花，想在彻底退休后自娱自乐。前年办画展的时候，需要些小花，我干脆就在园子里写生，一下子就成了我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这就形成了一个记录，就像日记一样。看到每幅画，都能想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何多苓说。
顽固的手艺主义者
何多苓是个随性的人。这一点也反映在了他的穿衣理念上：蓬蓬头，上身穿皮衣，下身牛仔裤，非常时髦。
在何多苓的讲述里，1977是一个难忘的年份。那一年，他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一是以29岁的“高龄”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二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在那次美展上，陈逸飞亮出了他的经典之作《占领总统府》。而何多苓画的则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端着盛满墨汁的钢盔，在墙上写标语。“那些领导一看我的画就大加赞赏。他们喜欢那种以小见大的作品，一个人表现千军万马，正合他们的意。” “我最喜欢的生活状态就是自由。成都有这种自由。在成都，我吃得习惯，气候合适，生活压力也不大，刚刚好。”何多苓的生活很简单，不打牌，不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娱乐。至今，还时常有人看到他游走在大学校园里，表情闲适惬意。他的饭局倒是挺多，大都是和朋友聚会的场合。艺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何多苓爱热闹，喜欢与学生打闹成一片，每周小聚，有活动就来次大聚，饭后到白夜、小馆子这些成都知名酒吧好好干一场。
但他也有自己的坚持—现在很多画家都雇枪手，他没有。他说自己是个顽固的手艺主义者，“我的绘画中有很多偶然。每张画都有新的东西在里边，表现方法非常复杂，有强烈的技术性。而这种技术性是不可复制的。”何多苓说。
[对话何多苓]
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
记者：你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工作室里，除了作画，平时还会在这里做些什么？
何多苓：我设计这个房子，就是想平时自己可以在这里工作，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我的朋友们开放。比如，每个礼拜，至少有两天，会有很多朋友来到我这里聚会，一起打打球、看个电影。
记者：你家和工作室的设计也是一样的吗？
何多苓：差不多，也是极简主义。当然，家会更乱一些。生活本身是很乱的，所以没办法。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建筑？
何多苓：上世纪九十年代吧。这跟我的好朋友、建筑师刘家琨有关系，要是没有认识他的话，我这辈子肯定不会接触和建筑有关的东西。我原来对建筑一无所知，认识了刘家琨之后，他经常与我聊建筑、聊绘画。然后我看了一些书，从当代建筑的一些重要流派入手，对建筑了解的多了，自己就喜欢上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一旦开始做某件事，就非得把它研究透，所以很容易一下就迷上了。但我的这个喜好完全不带功利色彩，也就是画着玩、设计着玩。
记者：你最喜欢谁的建筑？
何多苓：刘家琨设计的郫县鹿野苑的石刻博物馆不错。另外，我非常欣赏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的作品，他是第二届的普利兹克奖得主，也是我最神往的一个建筑师。他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极讲究空间的逻辑性。他设计的房子是内外一体的，内空间和外空间完全沟通，是一个没有外形的建筑。我特别喜欢。另外，我喜欢日本的妹岛和世、西泽立卫。原来我很喜欢安藤忠雄，因为他早前设计的一些小房子特别棒。但现在越盖越大，我不喜欢。
记者：你平时看建筑相关的书吗？
何多苓：我看的很多。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在家里看。我收藏的建筑方面的画册，可能跟美术方面的一样多。路易斯·巴拉甘出的书并不多，我见一本就买一本。我也会经常关注那些著名建筑师的消息。我还特别喜欢一位西班牙建筑师。他的作品干净，极简，简到不能再简的程度。我这个人其实很怪。比如我的这个房子，人家一看都会问，这里拿来当工作室还可以，但你不能在里面生活啊，这舒服吗？我告诉他们，我这个工作室又冷又硬，但很舒服。这就是我的审美需要，没办法。
记者：你有没有考虑过跨界，或者转行当个建筑师？
何多苓：我有这个理想。我大概会让女儿考虑建筑师这个职业，但我自己当不了。这不代表我认为我成不了一个好的建筑师，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但是这个行业太苦了，要考虑客户的需要，我完全实现不了自己的想法啊，只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身为一个建筑师，职业要求你去屈就别人的想法，而且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职业，得跟很多人打交道，甲方、政府、团队……错综复杂。在我看来，这太麻烦了，我不愿意干这个事。现在有了能设计自己工作室的机会，也挺好。
走进工作室时，何多苓正在画一幅女子肖像。阳光打在画布上，画中女孩尤为轻盈，像个起舞的精灵。每画几笔，何多苓就退后几步，远远观看画面效果，发现需要添补的地方，他又往前再画几笔，这个动作一直重复了好几次。上世纪80年代，何多苓以一幅《春风已经苏醒》驰名画坛，而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成为美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在市场上，他的作品颇受欢迎，《第三代人》曾在2011年保利秋拍拍下2875万的成绩。
与绝大多数走南闯北的当代艺术家不一样，何多苓更愿意将自己隐藏起来，生活半径几乎只在成都。何多苓的工作室位于成都三圣乡的“新蓝顶当代艺术中心”，这里汇聚了“川军”艺术家的主要力量。周春芽、何多苓、赵能智、郭伟、郭晋、唐可等艺术家，在这里买下工作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家群落。这些工作室则地处荷塘边的坡地上，农田与建筑融为一体，风光优美。每天下午，何多苓便从成都市区驱车来到这里作画，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工作室是最大的收藏
何多苓推崇极简主义，第二届普利兹克奖得主、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是他最为欣赏的极简主义者。“他非常讲究空间的逻辑性。这点和我很类似。”最早的时候，何多苓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了路易斯·巴拉甘的私宅，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红色流水线的墙体，厚实、自然。这种建筑风格一直萦绕在何多苓的脑海中，甚至被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室设计中。
何多苓的整个工作室也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占地两亩，依坡地地形而建。工作室外，还修建了独立花园、室外泳池和车库。白墙灰调、墙体厚实，整个房子呈现现代主义简约的风格，看起来透着一股冷艳。“就像我的画一样，在建筑设计上，我也不喜欢强烈的色彩。灰色调接近白色，是我喜欢的风格。”何多苓说。
他还特地在工作室外修建了一个私人花园，牡丹、大茅艮与绿叶相互映衬。花园旁是一个长长的泳池。工作室里还有一个占地一百五十平米大的空间，四周挂满了何多苓以及其他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平时，这里拿来做画作的展示之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当成室内羽毛球场—每逢周一和周四，他都会约几个朋友，在这里打上一场球。
有趣的是，工作室的角落里随处可见用钢丝编起来的雕塑作品—钢丝以极其繁杂的线条编成了摩托车、自行车、小提琴等充满艺术感的造型，凸显着低调而沉静的力量，同时也让整个工作室生机勃勃。这是雕塑家施进滇的作品，何多苓非常喜欢。“他最大的作品是编了一辆吉普车。我收藏了他的摩托车雕塑，用我的画作跟他换。”
何多苓说自己并没有很强烈的收藏意识。屋子里的很多作品，有些是自己买的，有些是学生送的，还有一些是何多苓用自己的画作和其他艺术家交换得来的。“我希望房间里的东西越少越好，但没办法，日常用品越堆越多，也懒得去收拾。”何多苓理想的生活状态应该是简化的，所以他不搞收藏。在他看来，这个工作室就是他最大的收藏。
何多苓的建筑理论
在这个工作室建成之前，这里只是一块空菜地。站在这个一无所有的空地上，选址、设计、备料、施工等等细节，开始在何多苓的脑海里打转。“开始设计之前，我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任务书，先想这房子做什么用，需要哪些房间，房间分别的面积是多少……把这些想明白了，我才开始动手。”
“最早的时候，这里是一块坡地。从南往北倾斜，北面比南面低。我喜欢因坡就势，决定照着这个地形来设计。”何多苓喜欢现代主义极简风格的建筑，不喜欢造型怪诞、脱离功能的建筑。在何多苓看来，对建筑设计而言，房子内部空间流动的逻辑性远比房子的外形更加重要。因此，在设计的时候，他便想到，必须把房子的设计性跟地形、朝向和功能结合到一起。
对于建筑，何多苓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近日，扎哈·哈迪德为成都建了一个18万平方米的艺术中心，外形看上去像个海豚。何多苓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位女建筑师“为了造型而造型”的建筑风格。“我觉得，这会是扎哈·哈迪德最糟糕的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墙本身垂直于地面，是能起到一个支撑功能的。但她为了造型，把墙做成了斜的。这样，墙本身的支撑功能没有了，同时还成为了一个需要被支撑的构建。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反正我个人不喜欢。”
何多苓说，建工作室最重要的是考虑采光，所以他盖了天窗，让阳光垂直照射进来；他还建了一扇北向的窗户，原因是“北边的光线比较稳定”。另外，他在西边的画室窗户边安装了电动轴轨，随时控制窗帘的升降。这样，即便太阳下山，阳光变得不稳定时，他就可以挂上窗帘，用内部灯光补充光线。
何多苓的邻居是艺术家唐可。他的房子开满鲜花，一片暖意，与何多苓冷色调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墙外爬满了常青藤，家中还养了鹦鹉，全家人都住在这栋崇尚自然生态的房子里，显得温馨且生活化。何多苓非常乐意跟唐可为邻。“很多人说我的房子又冷又硬，还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枯燥的建筑。但他的房子正好相反，非常生活化。在我看来，这是互补的。”
盖了花园以后，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逐渐成为何多苓笔下的题材。“花开得那么好，不画太可惜了。我老早就想画这园子里的花，想在彻底退休后自娱自乐。前年办画展的时候，需要些小花，我干脆就在园子里写生，一下子就成了我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这就形成了一个记录，就像日记一样。看到每幅画，都能想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何多苓说。
顽固的手艺主义者
何多苓是个随性的人。这一点也反映在了他的穿衣理念上：蓬蓬头，上身穿皮衣，下身牛仔裤，非常时髦。
在何多苓的讲述里，1977是一个难忘的年份。那一年，他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一是以29岁的“高龄”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二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在那次美展上，陈逸飞亮出了他的经典之作《占领总统府》。而何多苓画的则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端着盛满墨汁的钢盔，在墙上写标语。“那些领导一看我的画就大加赞赏。他们喜欢那种以小见大的作品，一个人表现千军万马，正合他们的意。” “我最喜欢的生活状态就是自由。成都有这种自由。在成都，我吃得习惯，气候合适，生活压力也不大，刚刚好。”何多苓的生活很简单，不打牌，不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娱乐。至今，还时常有人看到他游走在大学校园里，表情闲适惬意。他的饭局倒是挺多，大都是和朋友聚会的场合。艺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何多苓爱热闹，喜欢与学生打闹成一片，每周小聚，有活动就来次大聚，饭后到白夜、小馆子这些成都知名酒吧好好干一场。
但他也有自己的坚持—现在很多画家都雇枪手，他没有。他说自己是个顽固的手艺主义者，“我的绘画中有很多偶然。每张画都有新的东西在里边，表现方法非常复杂，有强烈的技术性。而这种技术性是不可复制的。”何多苓说。
[对话何多苓]
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
记者：你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工作室里，除了作画，平时还会在这里做些什么？
何多苓：我设计这个房子，就是想平时自己可以在这里工作，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我的朋友们开放。比如，每个礼拜，至少有两天，会有很多朋友来到我这里聚会，一起打打球、看个电影。
记者：你家和工作室的设计也是一样的吗？
何多苓：差不多，也是极简主义。当然，家会更乱一些。生活本身是很乱的，所以没办法。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建筑？
何多苓：上世纪九十年代吧。这跟我的好朋友、建筑师刘家琨有关系，要是没有认识他的话，我这辈子肯定不会接触和建筑有关的东西。我原来对建筑一无所知，认识了刘家琨之后，他经常与我聊建筑、聊绘画。然后我看了一些书，从当代建筑的一些重要流派入手，对建筑了解的多了，自己就喜欢上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一旦开始做某件事，就非得把它研究透，所以很容易一下就迷上了。但我的这个喜好完全不带功利色彩，也就是画着玩、设计着玩。
记者：你最喜欢谁的建筑？
何多苓：刘家琨设计的郫县鹿野苑的石刻博物馆不错。另外，我非常欣赏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的作品，他是第二届的普利兹克奖得主，也是我最神往的一个建筑师。他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极讲究空间的逻辑性。他设计的房子是内外一体的，内空间和外空间完全沟通，是一个没有外形的建筑。我特别喜欢。另外，我喜欢日本的妹岛和世、西泽立卫。原来我很喜欢安藤忠雄，因为他早前设计的一些小房子特别棒。但现在越盖越大，我不喜欢。
记者：你平时看建筑相关的书吗？
何多苓：我看的很多。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在家里看。我收藏的建筑方面的画册，可能跟美术方面的一样多。路易斯·巴拉甘出的书并不多，我见一本就买一本。我也会经常关注那些著名建筑师的消息。我还特别喜欢一位西班牙建筑师。他的作品干净，极简，简到不能再简的程度。我这个人其实很怪。比如我的这个房子，人家一看都会问，这里拿来当工作室还可以，但你不能在里面生活啊，这舒服吗？我告诉他们，我这个工作室又冷又硬，但很舒服。这就是我的审美需要，没办法。
记者：你有没有考虑过跨界，或者转行当个建筑师？
何多苓：我有这个理想。我大概会让女儿考虑建筑师这个职业，但我自己当不了。这不代表我认为我成不了一个好的建筑师，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但是这个行业太苦了，要考虑客户的需要，我完全实现不了自己的想法啊，只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身为一个建筑师，职业要求你去屈就别人的想法，而且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职业，得跟很多人打交道，甲方、政府、团队……错综复杂。在我看来，这太麻烦了，我不愿意干这个事。现在有了能设计自己工作室的机会，也挺好。